時間：2023-07-11 09:21:04
序論：速發(fā)表網結合其深厚的文秘經驗，特別為您篩選了11篇中醫(yī)基礎哲學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創(chuàng)資料，歡迎隨時與我們的客服老師聯(lián)系，希望您能從中汲取靈感和知識！
中醫(yī)學的思維方式即哲學基礎問題， 是近代以來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 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 所以， 對中醫(y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對中醫(yī)學的思維方式進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 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 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 因此， 應當認為這些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yī)哲學的本來面目。對中醫(y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guī)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學反思的結果， 因為任何文化形式的歷史和邏輯的過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體的自在性， 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來文化所可能進行的解釋。西方當代的分析哲學和解釋學表明， 因為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所限定， 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tǒng)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困難重重， 并且認為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 所以 ，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 既然如此， 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和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 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以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 并自以為是的認為是發(fā)現(xiàn)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guī)律”。當以其中國哲學自在的形式與這些“基本規(guī)律”進行比較后， 就會發(fā)現(xiàn)中西文化是絕然不同的形式， 而且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 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xiàn)思維方式的統(tǒng)一⑴。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tǒng)一性表明， 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 因此， 中國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的結果。而中醫(y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guī)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體中尋求。那么， 中醫(y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于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 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y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 在這一研究進路中， 將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 以時空的認識論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tǒng)進行反思， 發(fā)現(xiàn)在中國的知識形式中， 《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 而中醫(y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最成熟的知識形式， 也可以這樣認為， 從中醫(y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 所謂醫(yī)易相通是也。那么， 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yī)學的統(tǒng)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xiàn)出來的， 這是研究中醫(yī)學的哲學規(guī)律首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 研究中醫(yī)學的哲學規(guī)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的形式， 而這也是研究中國哲學的首要的工作。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tǒng)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 并以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⑵ ，形而中論的哲學思維方式表明， 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tǒng)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guī)律。因此， 對中醫(y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guī)律是哲學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 從中醫(y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y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的統(tǒng)一， 所以歷代中醫(yī)學者對醫(y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 例如，有清一代名醫(y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 論世間事跡， 褒君子， 貶小人， 以明治亂之所由， 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 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室诪榇蟮乐?， 醫(yī)理、儒理俱在其中， 《易·辭》為儒者之言， 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裴t(yī)明大道之一截， 易明大道之全體，醫(y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 ? 醫(yī)經與易經， 體同而用異， 拙集屢申其義矣。 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 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 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yī)， 假年學易， 不聞學醫(yī)， 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 不為治病之小道， 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 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 猶先于大道， 何故 ? 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yè)。保性命者， 醫(yī)道也。 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 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 《醫(y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 章虛谷對《易經》和醫(y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哲學形式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 因此， 和所有對醫(y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 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外化形式闡釋中醫(yī)學的哲學思維的。轉貼于
我們已經把中國哲學暨《易經》中的哲學模式以形而中論的原理進行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醫(yī)學中主要體現(xiàn)出醫(yī)學的目的和方法論的統(tǒng)一 ──“保性命者， 醫(yī)道也”，所以，對應和中是中醫(yī)學中主要的思維方式和哲學方法論。以對應和中的規(guī)律進行對中醫(yī)學的反思， 其表明， 在這一方法論的作用下產生的中醫(yī)學哲學的主要規(guī)律是: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下面對這三大規(guī)律進行具體的論述。
二、中醫(yī)學的哲學基本規(guī)律
就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而言， 對應和中者， 人對應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論之， 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體中之中者， 以藏象論之， 脾胃也 ，以五行論之， 中土也。以三焦論之， 中焦也。而和于中者， 人體健康之象也 ，而離偏于中者， 疾病之所出矣！辨證施治者何以謂之? 辨證者， 由癥對應于陰陽、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者， 和于中者也; 和者， 由治而達者; 中者， 陰陽、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者，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陰陽天地之間， 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歲十二節(jié)， 皆生五， 其氣三， 數(shù)犯此者， 則邪氣傷人， 此壽命之本也”（《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陰陽者， 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保ā饵S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陽者， 天地之道也”于主體性而言， 陰陽對應和于中者也，陰陽對應者， 時空對應之機也， 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陰平陽秘 ，精神乃治; 陰陽離決， 精氣乃絕”（《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一陰一陽者， 天地之道; 一開一和者， 動靜之機。”（吳謙: 《醫(yī)宗金鑒·刪補名醫(y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陰勝則陽病， 陽勝則陰病”（《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以上的論述在基本的意義上闡明了中醫(yī)學的哲學基礎。
所以， 如果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 偏陰偏陽之謂疾?！保◤堅亍夺t(yī)學啟源·卷之中·十、內經主治備要》）從而使之陰陽對應成為哲學本體論的依據(jù)， 那么， 我認為“陰陽和中之謂醫(yī)”。陰陽和中者， 醫(yī)之大用也?！皻庋栽谙拢?培養(yǎng)在中， 發(fā)用在上?！保ㄠ崏廴? 《醫(yī)理真?zhèn)鳌ぞ砣柌∪烁煽戎苌戆W者何故》）?！芭囵B(yǎng)在中”者，“黃中通理”者是也?！叭酥獨猓谀I， 萌牙于肝， 培養(yǎng)于脾， 積貯于胸中為大氣， 以斡旋全身。”（張錫純:《醫(yī)學衷中參西錄·第四卷·治氣學郁滯肢體疼痛方·培脾舒肝湯》）“培養(yǎng)在中”“培養(yǎng)于脾”， 中之用也。所以， “凡人中氣充足， 則署邪不能相犯 ;署氣入侵， 皆氣虛招之也。”（陳士鐸《辨證錄·卷八·內傷門》）。所以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 陰陽、五行與三焦辯證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 后天而言， 和于脾胃者也， 先天而言， 和于腎者也， 和于脾胃者， 血之用也， 和于腎者也， 氣之用也。所以， 后天而言， “人以胃氣為本。”（李杲《脾胃論·卷中·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對中土的認識，歷代醫(yī)家都有深刻的認識:“脾為土臟，主乎運水， 全身水道， 賴脾為通調?！保▍强藵?《大眾醫(yī)藥·第二十四章·衛(wèi)生門·健康要覽》），“胃者， 水谷氣血之海也”（《靈樞經·玉版第六十》）， “脾胃為血氣陰陽之根蒂”（沈金鰲《婦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經之源， 水谷之海也， 平則萬化安， 病則萬化危?！保ɡ铌健镀⑽刚摗ぞ硐隆て⑽柑搫t九竅不通論》）， “胃受司受納， 脾司運化， 一納一運， 化生精氣，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斯無病矣?！保ㄍ蹙]:《明醫(yī)雜著·卷一·枳術丸論》）。以哲學思維論中土者， 以章虛谷為要， 他說:“土本先天太極之廓， 為后天萬物之母， 故通貫四氣而主于中也……夫太極為。五行之廓者， 生物之道也; 土為太極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該有形， 則太極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該無形， 則土為太極之廓矣。理氣有回環(huán)，故生成有順逆耳。……良以陰陽雖判而太極之體即具陰陽之中， 四象雖分而太極之體即具四象之內。所以加土稱五行者， 以表土中即太極之體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環(huán)無間者， 以太極渾然之氣流行乎中也。渾然之氣無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貫四氣以顯太極之用， 故其成物則土為太極之廓而渾然之氣即寓于中矣。”（章虛谷:《醫(yī)門棒喝·太極五行發(fā)揮》）。
關于中醫(yī)學的哲學基本規(guī)律， 以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的概括， 使之辨證施治成之所為也， 是為中醫(yī)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規(guī)律也。中醫(yī)學的哲學本體論是以《周易》的思維方式為基礎的， 因此， 醫(yī)易相通者， 哲學思維的統(tǒng)一性也。
三、中醫(yī)學的發(fā)展方向
由上可知， 醫(yī)易相通是在哲學思維中的統(tǒng)一， 因此， 作為中醫(yī)學的文化形式而言， 其本質性與中國文化的形式及本質性是統(tǒng)一的。所以， 中醫(yī)學在當展方向的問題， 宏觀而言， 其與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fā)展是統(tǒng)一的， 微觀而言，是由中醫(yī)學的自在的規(guī)律所決定的， 而且與當代的哲學思維密切相關。
在西醫(yī)學已經于當代越來越顯現(xiàn)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時， 伴隨著中國文化熱的出現(xiàn)， 中國醫(yī)學的優(yōu)異之處同時引起了世界醫(yī)學界的重視。對其進行的哲學反思表明， 從問題的發(fā)生的根本原因而言， 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單純的醫(yī)學問題。因為從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問題， 不僅僅表現(xiàn)在醫(yī)學方面， 其更主要的問題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學方面。應當認為， 兩種醫(yī)學模式的優(yōu)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形成的， 這些優(yōu)劣還要在以后的醫(yī)學和文化的進步中更加明顯的表現(xiàn)出來。關心中醫(yī)學發(fā)展的學者顯然已注意到中醫(yī)學的優(yōu)勢， 但是， 除了中醫(yī)學的醫(yī)療實踐上的優(yōu)勢以外， 筆者認為， 中醫(yī)學的優(yōu)勢表現(xiàn)在哲學思維上， 中醫(yī)學的成就是中國哲學思維所造成的。因此， 正是在中國文化及哲學的統(tǒng)一下所生成的中醫(yī)學本體論， 使中醫(yī)學的醫(yī)學理論和實踐在歷史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在當代社會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并將成為人類醫(yī)學繼續(xù)發(fā)展的相當重要的參照系。但是， 由于近代中國引進西方文化和哲學以來所造成的思維定勢和對中國哲學的判定的失誤， 以至于造成對中醫(yī)學的研究和發(fā)展形成思維方式上的誤導， 影響了中醫(yī)學的正確發(fā)展。因此， 從哲學的高度研究中醫(yī)學的哲學本體論及其在實踐中的作用， 是中醫(yī)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 由于中國的哲學思維與西方的哲學思維的不同， 以至于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從固有的中國文化形式中重視中國哲學的本質性， 即中國哲學是以怎樣的本體和本體論進行哲學思辯的。盡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學思維造就了西方文化， 但是， 由于中國的傳統(tǒng)哲學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 例如， 對“道”范疇的研究， 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 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yī)學發(fā)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 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 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 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 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fā)現(xiàn)出來。
從道教醫(y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y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y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 “凡欲為大醫(yī)， 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 須精熟。 如此乃得為大醫(yī)。若不爾者， 如無目夜游， 動致顛損; 次須熟讀此方， 尋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醫(y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 何者? 若不讀五經， 不知有仁義之道; 不讀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 則不能默而識之; 不讀內經， 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讀莊老， 不能任真體運， 則吉兇拘忌， 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 則醫(y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保▽O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 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 和于術數(shù)”（《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y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 才能具體把握中醫(yī)學， 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 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 因此， 一個有貢獻的中醫(yī)學者， 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 非達到群書博覽， 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 舉凡歷史上的名醫(yī)， 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 從而使其“醫(yī)道無所滯礙， 而盡善盡美者矣?！倍谕瓿蓪χ袊奈幕饣癁檎軐W之后， 中醫(y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guī)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yī)學的研究， 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yī)學的發(fā)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 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fā)掘， 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 盡管無論對中醫(y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fā)展至關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 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 就中醫(yī)學界而言， 應當重點研究中醫(y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 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tǒng)一， 這將是中醫(yī)學今后的發(fā)展方向。具體而言， 中醫(y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 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yī)哲學的基本規(guī)律表明， 中醫(y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tǒng)一的， 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tǒng)，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tǒng)一。所以， 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 歷史和邏輯均表明， 中醫(yī)學的發(fā)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guī)律。由此可知， 中醫(yī)學在當代的發(fā)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fā)展， 應當認為 ，中醫(yī)學的發(fā)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fā)展一脈相承的。發(fā)現(xiàn)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guī)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tǒng)一， 使中醫(y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tǒng)一， 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yī)學在今后的發(fā)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xiàn)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釋
⑴ 關于中西哲學的統(tǒng)一性問題， 是建立人類哲學的必然性工作， 但這只能是在發(fā)現(xiàn)了人類共同的哲學基礎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歸類的方法， 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乖詰囊孕問交吶Σ⒁源誦問繳系墓槔嗟姆椒? 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購捅咎迓勱姓苧急緄摹＞芪鞣降男問交惱苧嘉煬土宋鞣轎幕? 但是， 由于中國的傳統(tǒng)哲學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 例如， 對“道”范疇的研究， 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 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yī)學發(fā)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 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 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 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 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fā)現(xiàn)出來。
從道教醫(y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y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y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 “凡欲為大醫(yī)， 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 須精熟。 如此乃得為大醫(yī)。若不爾者， 如無目夜游， 動致顛損; 次須熟讀此方， 尋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醫(y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 何者? 若不讀五經， 不知有仁義之道; 不讀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 則不能默而識之; 不讀內經， 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讀莊老， 不能任真體運， 則吉兇拘忌， 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 則醫(y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保▽O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 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 和于術數(shù)”（《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y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 才能具體把握中醫(yī)學， 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 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 因此， 一個有貢獻的中醫(yī)學者， 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 非達到群書博覽， 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 舉凡歷史上的名醫(yī)， 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 從而使其“醫(yī)道無所滯礙， 而盡善盡美者矣?！倍谕瓿蓪χ袊奈幕饣癁檎軐W之后， 中醫(y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guī)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yī)學的研究， 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yī)學的發(fā)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 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fā)掘， 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 盡管無論對中醫(y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fā)展至關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 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 就中醫(yī)學界而言， 應當重點研究中醫(y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 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tǒng)一， 這將是中醫(yī)學今后的發(fā)展方向。具體而言， 中醫(y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 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yī)哲學的基本規(guī)律表明， 中醫(y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tǒng)一的， 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tǒng)，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tǒng)一。所以， 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 歷史和邏輯均表明， 中醫(yī)學的發(fā)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guī)律。由此可知， 中醫(yī)學在當代的發(fā)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fā)展， 應當認為 ，中醫(yī)學的發(fā)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fā)展一脈相承的。發(fā)現(xiàn)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guī)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tǒng)一， 使中醫(y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tǒng)一， 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yī)學在今后的發(fā)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xiàn)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釋
根據(jù)科學哲學的認識，理論（或假說)能得到經驗證據(jù)的確證，就表明該理論具有解釋或說明經驗事實的可行性，從而引起科學家共同體或個人的信任，就被認為是科學的。121理論的可行性取決于理論自身的邏輯可行性、理論的可檢驗性以及理論的解釋能力和預測能力等幾個方面，以下從這幾個方面對中醫(yī)基礎理論加以剖析。
1.理論的邏輯可行性
科學理論或科學假說都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命題以及得到解釋的經驗陳述，依據(jù)一定的邏輯法則組成的演繹系統(tǒng)。這樣的系統(tǒng)必須是基本概念明晰，基本命題成立，命題之間協(xié)調而無矛盾的。因此評價理論的邏輯可行性就是要審視理論內部的結構要素及其邏輯關系。一個邏輯可行的理論，首先是具有邏輯一致性的理論，自相矛盾的和缺乏內在聯(lián)系的“理論”都不是真正的理論，充其量也就是語句或命題的無規(guī)則組合。12中醫(yī)基礎理論在這方面還有著不足之處。首先是概念的明確性，中醫(yī)基礎理論中的許多概念是模糊的，如“心陰”、“心陽”、“腎陰，，、“腎陽，，等，而對“三焦”、“命門，，概念的具體所指更是爭論不斷。
其次，中醫(yī)基礎理論中的許多命題是否成立以及其成立的條件也有待進一步考察，主要是理論可檢驗性的問題。
再次，命題之間的協(xié)調性也存在著問題。中醫(yī)基礎理論的某些內容間缺乏內在聯(lián)系，本來圍繞著同一問題的不同內容之間的相關性差，不能構成完整的理論，這也是導致中醫(yī)臨床上片斷地運用基礎理論的原因之一。
如中醫(yī)基礎理論中關于汗有“汗為心之液”、“血汗同源”、“陽虛自汗，陰虛盜汗”的理論，又有肺主皮毛，司汗孔開合的理論，還有“膀胱氣化失職，津液不能化為尿液，逆行于上而出汗”13、“脾運化失常，津液旁達于四末而出汗”131等理論，但并沒有一個可以涵蓋以上所有內容并且明確說明不同命題間相互關系的理論，如“汗為心之液”和“肺主皮毛，司汗孔開合”間有何聯(lián)系？運用于臨床的時候只能是各說各的，能用哪個算哪個。究其原因，是中醫(yī)基礎理論以辨證邏輯為主要形式，而形式邏輯的成分較少.這是中醫(yī)的特色，但一種理論如果沒有了形式邏輯的確定性而過于靈活，就會變得難以掌握并且使可信度降低，還會讓理論的使用者在實踐中無所適從或者對其隨意使用。
2.理論的可檢驗性
理論的可檢驗性是由理論的本質所決定的，理論原本是用來解釋經驗事實的。如果某理論不具有可檢驗性特征，那么該理論就不可能具有可行性。因為理論的可檢驗性表現(xiàn)為該理論蘊含著若干經驗陳述，這些經驗陳述可以接受經驗的檢驗。這一點也恰好就是理論確證的必要條件，如果由一個理論不能導出經驗事例，或者經驗事例是不可檢驗的，該理論就不可能獲得確證，也就沒有解釋或說明經驗事實的可行性。例如，“物體受熱會膨脹”和萬有引力定律，都是可以直接或者間接地以某種方式加以檢驗的。
由于中醫(yī)基礎理論中的許多基本概念是哲學、辯證思維和意象思維參與形成的產物，并不是完全以客觀物質實體為基礎一這也是中醫(yī)基礎理論區(qū)別于現(xiàn)代科學實體論哲學基礎的特點所在，所以中醫(yī)基礎理論中存在著一些可以找到需要檢驗的陳述卻無法進行檢驗的命題。例如，要檢驗命題“尿液的生成和排泄依賴于腎中精氣的蒸騰氣化”，首先要明確“腎”、“腎中精氣”以及“蒸騰氣化”的概念；之后，由此命題可以導出的經驗陳述之一是：腎中精氣蒸騰氣化失常，就會導致尿液生成和排泄的障礙。要想驗證這一陳述，最大的困難是如何確定“腎中精氣蒸騰氣化失?！钡臓顟B(tài)，“精氣”看不見摸不著，其“蒸騰氣化”更是難尋蹤跡(包括其內在和外在的表現(xiàn)）這里，雖然可以得到理論的經驗陳述，但是其檢驗卻是無法實施的。因此，不能照搬現(xiàn)代科學的檢驗思路，但必須結合中醫(yī)基礎理論自身的特點提出新的檢驗思路，畢竟理論如果是不可檢驗的，就無從知道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難以使人信服和接受，更談不上通過自身的不斷完善來取得發(fā)展了。
3.理論的經驗解釋力
理論可行性的關鍵在于它解釋經驗事實的能力，而邏輯可行性與可檢驗性只是解釋力的必要前提。一般地說，科學家考察理論的可行性，首要的是關注理論對經驗事實的解釋能力。從現(xiàn)象E。中逆推的猜測性理論H是否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能否用來推導現(xiàn)象E。以及相關的同類現(xiàn)象El、E2、En。如果逆推理論H是可行的，那么，應能導出;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變譯倫理系統(tǒng)建構研究”（項目編號：19BYY114）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19Q13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胡德香，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研究、翻譯批評及文化研究。楊榮廣，湖北汽車工業(yè)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倫理學、翻譯史。
一、引言
2018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哲學大會圍繞“學以成人”（LearningtoBeHuman）主題，開展了以多元、包容、和諧為目標的研討會。此次研討會以全球化語境下多元復雜的生活世界為背景，就如何處理現(xiàn)實世界中“以文化與民族之間的利益和價值沖突為基本底色”①的各種關系提供了豐富思考，體現(xiàn)出高度的哲學反思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提下，一切研究說到底是對人的研究，即便是高度科學化、技術化的病毒研究，也離不開對人的考量，揭開技術面紗，其背后潛藏的也是人的管理和智慧，依靠的也是人性的力量?？茖W技術尚且存在倫理價值問題，更何況與人類生活世界密切相關的翻譯實踐。因此，從哲學視角反思翻譯當中的倫理問題就顯得非常迫切而意義非凡了。
如果文明之間的交往注定是合作接納與沖突相克共生的話，作為溝通橋梁的翻譯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對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和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問題?！皞惱怼钡谋疽馐侵浮叭伺c人相處的各種道德準則”，“倫理學”是研究“行為準則和人與人之間的義務的學說”（見《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五版896頁）。翻譯在本質上涉及的也是以文本和語言為介質的人與人關系，各種關系最終體現(xiàn)為譯者決策中所需要考慮的面向各個翻譯主體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如何處理翻譯中的各種關系，也就成了翻譯倫理關注的問題。中國哲學所主張的道德觀念、行事準則、為人態(tài)度以及教育原則等，對翻譯倫理研究頗有啟迪。本文結合近年翻譯界對倫理和譯者行為的研究，擬從變譯基本概念出發(fā)，運用傳統(tǒng)儒道哲學及《論語》《道德經》等關于倫理的經典觀點，從跨學科視角探討變譯的倫理基礎、價值屬性、多元功能等多方面問題。
二、何為變譯倫理？
首先，什么是變譯？變譯由中國學者黃忠廉提出，是“譯者根據(jù)特定條件下特定讀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減、編、述、縮、并、改、仿等變通手段攝取原作有關內容的翻譯活動”（黃忠廉19）。變譯作為一種特殊的翻譯行為一直客觀存在，變譯理論作為對變譯現(xiàn)象的理性思考從其誕生之日起也始終在翻譯理論史的長河中時時閃現(xiàn)，并在當下翻譯市場化和職業(yè)化的大背景下進一步深化發(fā)展。然而，現(xiàn)有研究多基于變譯過程分析，描述譯者的翻譯策略和方法，缺乏對變譯行為價值合理性的考量，而變譯的核心理論，只有究其哲學及精神基礎，方可得出該理論的核心價值取向與思想軌跡。有鑒于此，本文將圍繞變譯的特點，探討變譯倫理的本質屬性、規(guī)范及內在理路等。凡事皆有理據(jù)，變譯的理據(jù)除了語言學、翻譯學等理論支撐外，還在于其背后的社會倫理或心理基礎。要談變譯倫理，需從翻譯倫理說起。
英文的translationethics譯成漢語是“翻譯倫理”，意思是關于何為“好/善”的翻譯的觀念、信仰和規(guī)則。正因為此，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443）指出“翻譯倫理就是一系列大家接受的關于應該如何翻譯的原則，以及由此產生的關于譯文應該如何規(guī)范的問題”。換言之，對翻譯倫理的探討需要研究翻譯活動的一系列思想源泉、價值觀念和行為習慣，從翻譯過程或文本出發(fā)，探討譯者所遵循的原則、策略和方法，由此得出翻譯活動的一些標準和規(guī)范，并以此為準繩對其他翻譯進行評價和判斷。比如譯文應該忠實于什么？原文及作者？還是譯文與讀者？抑或委托人？贊助人？當不同文化差異導致沖突的時候，譯文應該忠實于誰？等等，類似這些問題的回答都關乎譯者的意識形態(tài)或思想觀念。
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對人倫關系的闡述主要圍繞的就是人生、人性與人心?！兜赖陆洝氛f：“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久，原因就在于它們的存在不是為了自己。同理，翻譯能夠亙古不變，是因為其目的不是為了譯文本身，而是為了原文生命的延續(xù)，從這一點上看，西方本雅明的翻譯本質與道家思想殊途同歸，即認為翻譯是為了讓“原作的生命之花在譯作中得到最繁盛的開放”（胡德香70），使原作獲得新的生命。而如何讓翻譯之生命延續(xù)，則取決于人，即譯者。《論語》有言：“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孔子教給我們觀察人的方法，不僅看其行為和表面，還要看其動機與居心，看其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如此“其人之人格與心地，將無遁形”（錢穆33）。“孔德之容，惟道是從”，老子認為的崇高道德就是遵循道。所謂道者，即為人心，此處的人心不過是種種記憶思想之集合，是譯者掌握的全部精神世界。儒學大師梁簌溟認為，“凡是一個倫理學派或一個倫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種心理學為其基礎”（梁簌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7），錢穆也說“一切人文演進，皆由這個心發(fā)源?！痹阱X穆的世界里，“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則是一種哲學”（朱人求12）人文研究離不開對人心的研究，這個心即是精神。變譯倫理所包含的人心即是由翻譯活動參與者，包括譯者、出版者、讀者、評論者等構成的全部精神。
由此可見，翻譯倫理也是翻譯心理，是探究“翻譯行為的源泉究竟是什么”這一命題，反映的是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或人與世界的關系。作為翻譯倫理子系統(tǒng)的變譯倫理，其基礎就是變譯心理，也就是如何處理變譯中的各種關系。
漢語當中對“倫理”一詞的理解，與“道德”通常并列使用，幾乎等同于道德。《現(xiàn)代漢語詞典》“道德”的解釋是“社會意識形態(tài)之一，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和規(guī)范”（見《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五版281頁），按中國傳統(tǒng)哲學觀念，“道德”意為社會中“能以彼此相安共處的一種路道”，此“路道取得公認和共信便成為當時當?shù)氐亩Y俗。凡行事合于禮俗，就為其社會所崇獎而稱之為道德；反之，則認為不道德而受排斥”（梁簌溟，《人心與人生》202）。借用到翻譯中來，就是譯者按照一定準則通過一定的方法，對文本進行改變以期合乎讀者的閱讀習慣或審美要求。變譯倫理的核心就在于，變譯行為是否合乎社會的禮俗或準則，而社會禮俗準則的關鍵則在人心。
翻譯之變是不可避免的現(xiàn)實，但是因何而變與如何變通則取決于譯者的心理。這一點與西方學者的思想也不謀而合。切斯特曼強調倫理問題即是譯者的責任心問題，認為譯者的忠誠既不是針對原語文化，也不是譯入語文化，而是跨文化交流涉及到的各方，一旦決定接受翻譯項目，或承諾出版某種譯作，譯者就應該保證實現(xiàn)跨文化關系中穩(wěn)定的互利互惠關系（Chesterman167-168）。簡言之，譯者倫理是對整個翻譯職業(yè)而言，忠誠的是某種超越文本的精神層面的東西。譯者所付出的努力與翻譯結果產生的價值是成正比的，而譯作的價值除去直接的經濟收益，最終就是其對跨文化交流所做的貢獻，對雙方利益以及為增進社會幸福做出的貢獻。
從這個角度說，判斷譯者翻譯行為是否合乎倫理的標準不在于是否忠實于文本，而在于譯者的翻譯行為是否能夠增進跨文化交際雙方的整體利益。
三、中國哲學視角之變譯倫理內涵
國學大師辜鴻銘認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個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樸（depth，broadnessandsimplicity）”，“中國人是用心生活的人（theylivewhollyalifeoftheheart）”，“中國語言也是用心的語言（alanguageoftheheart）”（辜鴻銘6-14）。哲學家馮友蘭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是倫理，特別是儒家倫理；是哲學的而不是宗教的，“未來的世界人類將要以哲學代宗教，這是與中國傳統(tǒng)相合的”（馮友蘭3-5）。《論語》的“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奠定了儒家為人行事的基本準則，即注重仁德，講究忠信。
一切行為皆離不開人的心理活動。梁簌溟指出人類社會的心理學基礎不在理智、不在本能，而在人心，人心與人類生命是統(tǒng)一的，“要從生活來看生命，來說生命，而離開人的種種活動表現(xiàn)又無生活可言；這些活動表現(xiàn)于外的，總不過一則是偏動的本能，二則是偏靜的理智罷了”（梁簌溟《人心與人生》13）。該見解用于解釋翻譯中的變譯及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恰當?shù)?，變譯倫理也在人心。翻譯取決于譯者心，翻譯倫理就是對譯者的心理研究，譯者的心，不過是種種關于翻譯的記憶和思想之集合。
既然人心存在偏動的本能，譯者在翻譯的時候自然會做出調整變動，然而，偏靜的理智又告訴人們必須遵循原文，忠實于作者，這一動一靜之間的拉鋸，構成了譯文的面貌。很難說哪個譯者或譯作完全保留了原文、完全忠實于作者，即便主觀上愿意如此，在客觀實踐中也可能是另外做法。此種現(xiàn)象在古今中外的翻譯實踐中可謂數(shù)見不鮮。嚴復首推的信達雅，其中心點是對原文的忠實。然而，他自己的翻譯卻是“不忠實”的，這一點他本人也承認“取便發(fā)揮，實非正法”且告誡讀者不要向他學習，“勿以是書為口實也”（嚴復136）。此處無意分析嚴復作出這種選擇的原因和動機及其翻譯的好壞，只欲說明譯者心理與行為上的矛盾。類似的譯者不計其數(shù)。林紓雖然宣稱自己的翻譯之訛，原因“均出不知”，不懂原文，錯在助手，而實際他是“明知故犯”，“手癢難熬”，隨意發(fā)揮之處不勝枚舉。像他那樣“把翻譯變成借體寄生的、東鱗西爪的寫作的人在各國翻譯史上都找得到例子”（錢鐘書87）。這些現(xiàn)象與中國哲學的理想人格“內圣外王”十分吻合。中國哲學的精神既是入世，也是出世的，人們在日常行為中努力做到“入世”，注重社會和人倫道德；但心靈上追求的是“出世”的超越境界（馮友蘭6-8）。落到翻譯上，就是對忠實心向往之，而行動上的變譯則屬社會需要和人倫道德作用的結果。
根據(jù)儒道哲學對文化、人生及人心的論點，可以得出對變譯倫理的認識：首先，變譯倫理是一種哲學理念與存在，是植根于“道法自然”的傳統(tǒng)中國精神。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動”說明萬事萬物的自然規(guī)律，物極必反，事物不會朝著一個方向發(fā)展。翻譯當中的轉化與改變是客觀規(guī)律，也是道的作用。不僅譯者面對原文時要變，成品之后的譯文隨著時間的推移，也需要改變，這也是為什么每隔數(shù)年就需修訂或重譯的原因?！白円灾掠谩笔亲冏g倫理的價值訴求。眾所周知，翻譯中的絕對忠實既不可能，也沒必要完全做到。同時，也不存在絕對脫離原文的流暢譯文。正因有了各種變通，才使林紓那樣的翻譯“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譯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錢鐘書89）。傅雷的譯作幾乎全都經過反復多次的修改，因為“十八世紀人士的談話，與現(xiàn)代的中國話往往格調不合，顧了這個顧不了那個，要把原作神味與中文的流利漂亮結合，絕不是一蹴即成的事”（傅雷47）。由此可見，變者，譯之所倚也。
其次，變譯倫理是一套關于譯者之心的哲學理念與存在，是超越一般策略、方法、準則、規(guī)范等的學說，而非具體針對某些作品、某個譯者，甚至某一類型的翻譯。譯者之心是超越個體、本質上存在的共通共有的東西，因為種種的記憶思想，都需依賴或運用語言文字而完成。語言文字不是某社團和個人私有的，人心也有一定共性而非個人所私有。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社會人群里所公認且共用的那套語言文字，他便能接受社會人群里的種種記憶和思想。無論是博學的譯者還是初級譯者，都具備一定關于翻譯的種種集體記憶和思想，從而形成了他獨具個性的心理，而這些共通共有的東西就構成了我們開展翻譯、審視譯文、評價譯者等一系列活動的價值基礎。中國譯者的心理本質上包涵儒道各家學說的核心價值觀，如仁、義、禮、智、信，真、善、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這一點可以從中國歷代翻譯家的實踐和認識中得到印證。正是這些深深植根于譯者之心的思想觀念和文化記憶構成了譯者之心并引導著譯者的選擇和決策。
第三，變譯倫理是植根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體系，是圍繞翻譯中的“形”和“神”的取舍及平衡問題的探討。因此，變譯倫理既是認知，也是行為。縱觀中西翻譯史上對忠實通順、直譯意譯、準確性可接受性的爭論，都可以歸結到中國哲學中的一個重要命題——形神問題。以儒道為代表的思想體系強調宇宙的陰陽平衡，萬物周而復始，老莊哲學中涉及形神關系的論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語曰：“太上養(yǎng)神，其次養(yǎng)形?！薄痘茨献印ぴ烙枴分姓f：“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都表示了以神為主，以形為輔，神貴于形的觀念。同時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②。翻譯史上無論是嚴復的“信達雅”、馬建忠的“善譯”，還是林語堂的“忠實通順和美”的標準，及至傅雷的“神似”、錢鐘書的“化境”說，都體現(xiàn)出中國譯者意識和行為上對傳統(tǒng)文化崇尚的美、和諧、神韻的追求。正如古人云：“凡事既盡其美，必有其韻”；“韻者，美之極”（羅新璋11）。這些論述中的“神韻”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哲學的“以神為主”，大多翻譯實踐的成功，在于深得原文之神，同時能夠將原文之藝術變成譯文當中的藝術。
四、哲學審美視角之變譯倫理外延
《道德經》的“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強調心靈保持虛和靜的至極篤定狀態(tài)，不受外界影響，日常行為中需遵循相對恒定的倫理與準則。由此而產生的中國哲學傳統(tǒng)有虛實相生的特點，即馮友蘭所說的“為學、為道”的區(qū)別，前者指“增加積極的知識”，是“實”的一面；后者指“提高心靈的境界”，是“虛”的一面，而“哲學屬于為道的范疇”（馮友蘭5）。這為變譯倫理奠定了認知綱領。從哲學層面來看，“變譯”更多屬于“為道”范疇，其意義不單是為實踐做參照。同樣，變譯倫理命題的提出不能說僅僅是為翻譯實踐做評判標準，也不能以此為批評的具體依據(jù)，而是為更好地理解變譯乃至翻譯本質，進一步剖析譯者行為事實和行為目的之間的關系，從哲學視角拓展本土翻譯研究的理論價值。
變譯倫理對于譯者和翻譯過程而言，取決于譯者心；對譯作閱讀的讀者和評論者而言，則在于讀者心、論者心。人們經常會把翻譯倫理與價值、好壞等概念相聯(lián)系。符合一定倫理規(guī)范的被認為是好的、成功的翻譯，反之則被認為是不成功甚至是壞的翻譯。例如，我們在評價譯作時，會冠以“某時代譯者普遍擁有的價值觀念”，“某原語或目的語文化所持有的觀念”等說辭，翻譯是一系列行為，這一系列行為可以通過其翻譯策略來進行描述，策略又是一套準則規(guī)范控制的，準則規(guī)范又是從特定人群喜歡的文化基因凝聚而成的。準則規(guī)范和策略的取舍背后蘊含著價值的取舍。
《文心雕龍》所言“文辭氣力，通變則久”就是指文章需變通，才能流傳。翻譯的功能既是傳播，也離不開具體操作上的變通。歷代翻譯家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為他們善用變譯之手段，達到翻譯目的的。嚴復的翻譯追求信達雅，但若僅用他提出的信來審視他的翻譯實踐，不考慮時間、語境及各種關系，對翻譯妄加批評，總體上是有失公允的?！皣缽退P注的并不是翻譯本身，也不是原著，而是經由翻譯輸入的思想怎樣可以對中國讀者產生作用”（王宏志94）。嚴復雖“非正法”的變譯是“更宏觀的翻譯手段”，是“特定條件下特定程度上的最具特效的方法”（黃忠廉64），可見，讀者、社會現(xiàn)實等效用方面，包含經濟性和可接受性等，都是其實踐的原則取向。需從變譯結果看倫理，從倫理推斷翻譯過程。從虛實相生來看，譯者心理倫理為虛，譯文效果為實，需抓大放小，必須是倫理評判加實際譯文評判，不可偏廢。一味的倫理關照或譯文評價，都不足以反映譯文的全貌。也正因為此，法國翻譯理論家貝爾曼提出倫理原則和詩學原則共同作為翻譯批評的原則?！疤搶嵪嗌币彩俏覈诺涿缹W一個極其重要的觀念，經過理論家的闡述與發(fā)展，逐漸形成了“神韻”“意境”等重要思想。如果說中國哲學強調的是人心，是天人合一的整體與融合；而西方則更注重物我兩分的關系。諾德及功能學派將翻譯的忠實fidelity改為忠誠loyalty，其實就是將人與文本之間的關系轉變?yōu)槿伺c人之間的關系，前者強調對原文的忠實，后者注重翻譯目的或功能的達成。切斯特曼區(qū)分服務倫理、交際倫理兩種，都包含著倫理價值的取舍，評價翻譯，是看完成任務的好壞？是否達到委托人的目的？實現(xiàn)譯文在目標語文化的功能作用？這些判斷都過于具體，變譯倫理總體上關注是否弘揚了一定時期一定人群認可的價值觀念。
對翻譯倫理的考查不能一概而論，一蹴而就，需從文化上全面分析，如對翻譯原文的選擇也是有價值取舍的，二十世紀以前的翻譯材料多是外國傳教士選擇的關于宗教題材的作品或小說，不是因為其文學價值被譯介，而是為其教化作用。隨著現(xiàn)代化進程的需要，加上個人趣味、意識形態(tài)的改變以及越來越多的接觸機會，更多西方的文學作品被逐步翻譯成漢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翻譯倫理應該注重境遇性?！昂谩迸c“不好”是相對的，對翻譯倫理的考察也需要結合具體的歷史語境、翻譯觀念、對象文本、翻譯目的等作考察。從這個意義上說，翻譯倫理本身也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需要在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加以考察，進而也就為變譯倫理提供了衍生的空間。
變譯倫理的客觀存在并不導致隨意篡改原文、譯無標準可循的結果。無論理解存在多少的差異，無論讀者怎樣發(fā)揮主動性，原文文本是存在一定意義內核的，譯者必須首先培養(yǎng)對原文的欣賞能力、再現(xiàn)能力，然后才學習節(jié)譯、重寫、改寫等技巧，再學習解構方法，挑戰(zhàn)權威，顛覆原文。倘若譯者尚未弄懂原文的核心含義，就按自己理解或想象的意思去譯，若是有意為之，那不如自己原創(chuàng)；若硬要用創(chuàng)造性叛逆為自己辯解，則難免被人識破而被詬病，這一點應該是翻譯人的價值共識。當然，某些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改寫或有意識誤譯則另當別論。
其實，西方現(xiàn)代心理學和社會學也想努力逐步擺脫過分強調個體與競爭特性，而更趨向靠近儒家的理想，認為理想的社會活動是“在合作基礎上建立的融洽的有機體”（Bodde72-73）。這是西方學者深入研究中國思想體系后得出的結論，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二十世紀后半葉至今的翻譯研究轉變，更多學者轉向更為廣闊的歷史文化領域，認為翻譯“既是政治和詩學問題，也是美學與倫理問題”（Bassnet19-20）；另有人指出，翻譯倫理涉及到廣泛的社會歷史背景，其重點在于對人的研究而非文本，人是復雜的個體，很多問題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Pym6-7）。可見，無論翻譯研究作何轉向，對相關文本、社會背景、譯者行為及心理的研究將會得到日益突出的關注，從而為變譯倫理提供更為豐富的現(xiàn)實注腳。
一、選擇題（本大題共有6小題，每小題 3分，共18分）1. 下列每組數(shù)據(jù)表示3根小木棒的長度，其中能組成一個三角形的是（） A．3cm，4cm，7cm B．3cm，4cm，6cm C．5cm，4cm，10cm D．5cm，3cm，8cm2．下列計算正確的是（） A．(a3)4＝a7 B．a8÷a4＝a2 C．（2a2)3•a3＝8a9 D．4a5－2a5＝23．下列式子能應用平方差公式計算的是（ ） A．（x-1）（y+1） B．（x-y）（x-y） C．（-y-x）（-y-x） D．（x2+1）（1- x2）4.下列從左到右的變形屬于因式分解的是（） A．x2 –2xy+y2=x（x-2y）+y2 B．x2-16y2=（x+8y）（x-8y） C．x2+xy+y2=（x+y）2 D． x4y4-1=（x2y2+1）（xy+1）（xy-1）5. 在ABC中，已知∠A:∠B:∠C=2:3:4，則這個三角形是（ ） A．鈍角三角形 B．直角三角形 C．銳角三角形 D．等腰三角形 6．某校七（2）班42名同學為“希望工程”捐款，共捐款320元，捐款情況如下表：捐款（元） 4 68 10人 數(shù) 6 7表格中捐款6元和8元的人數(shù)不小心被墨水污染已看不清楚．若設捐款6元的有 名同學，捐款8元的有 名同學，根據(jù)題意，可得方程組() A． B． C． D． 二、填空題 （本大題共有10小題，每小題3分，共30分）7．( ）3＝8m6． 8．已知方程5x-y＝7，用含x的代數(shù)式表示y，y= ．9. 用小數(shù)表示2.014×10－3是 .10．若（x+P）與（x+2）的乘積中，不含x的一次項，則常數(shù)P的值是 .11．若 x2+mx＋9是完全平方式，則m的值是 .12. 若 ，則 的值是 .13.若一個多邊形內角和等于1260°，則該多邊形邊數(shù)是 ?。?4.已知三角形的兩邊長分別為10和2，第三邊的數(shù)值是偶數(shù)，則第三邊長為 .15.如圖，將一副三角板和一張對邊平行的紙條按下列 方式擺放，兩個三角板的一直角邊重合 ，含30°角 的直角三角板的斜邊與紙條一邊重合，含45°角的三 角板的一個頂點在紙條的另一邊上，則∠1的度數(shù) 是 . 16.某次地震期間，為了緊急安置60名地震災民，需要搭建可容納6人或4人的帳 篷，若所搭建的帳篷恰好 （即不多不少）能容納這60名災民，則不同的搭建方 案有 種． 三、解答題（本大題共有10小題，共102分．解答時應寫出必要的步驟） 17.(本題滿分12分) (1)計算： ； （2）先化簡，再求值： ，其中y= .18．（本題滿分8分） （1）如圖，已知ABC，試畫出AB邊上的中線和AC邊上的高； （2）有沒有這樣的多邊形，它的內角和是它的外角 和的3倍？如果有，請求出它的邊數(shù)，并寫出 過這個多邊形的一個頂點的對角線的條數(shù)． （第18（1）題圖）19.（本題滿分8分）因式分解： （1） ； （2） ．20.（本題滿分8分）如圖，已知AD是ABC的角平分線，CE是ABC的高，AD與CE相交于點P，∠BAC＝66°，∠BCE＝40°，求∠ADC和∠APC的度數(shù)．21.（本題滿分10分）解方程組： （1） （2）22.（本題滿分10分）化簡： （1）（－2x2 y）2•（- xy）－（－x3）3÷x4•y3； （2）（a2＋3）（a－2）－a（a2－2a－2）．新課 標第 一 網23.（本題滿分10分） （1）設a－b＝4，a2＋b2＝10，求（a＋b）2的值； （2）觀察下列式子：1×3+1=4，2×4+1=9，3×5+1=16，4×6+1=25，…， 探索以上式子的規(guī)律，試寫出第n個等式，并說明第n個等式成立．24.（本題滿分10分）某鐵路橋長1000m，現(xiàn)有一列火車從橋上通過，測得該火車從開始上橋到完全過橋共用了1min，整列火車完全在橋上的時間共40s．求火車的速度和長度．（1）寫出題目中的兩個等量關系；（2）給出上述問題的完整解答過程． 25.（本題滿分12分）“種糧補貼”惠農政策的出臺，大大激發(fā)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某糧食生產專業(yè)戶去年計劃生產小麥和玉米共18噸，實際生產了20噸，其中小麥超產12％，玉米超產10％．該專業(yè)戶去年實際生產小麥、玉米各多少噸？ （1）根據(jù)題意，甲和乙兩同學分別列出了如下不完整的方程組： 甲： 乙： 根據(jù)甲、乙兩位同學所列的方程組，請你分別指出未知數(shù)x，y表示的意義，然后在上面的橫線上分別補全甲、乙兩位同學所列的方程組： 甲：x表示 ，y表示 ； 乙：x表示 ，y表示 ??；（2）求該專業(yè)戶去年實際生產小麥、玉米各多少噸？（寫出完整的解 答過程， 就甲或乙的思路寫出一種即可） 26.（本題滿分14分）如圖①，ABC的角平分線BD、CE相交于點P. （1）如果∠A=70°，求∠BPC的度數(shù)； （2）如圖②，過P點作直線MN∥BC，分別交AB和AC于點M和N，試求 ∠MPB+∠NPC的度數(shù)（用含∠A的代數(shù)式表示）；
（3）在（2）的條件下，將直線MN繞點P旋轉. （i）當直線MN與AB、AC的交點仍分別在線段AB和AC上時，如圖③，試 探索∠MPB、∠NPC、∠A三者之間的數(shù)量關系，并說明你的理由； （ii）當直線MN與AB的交點仍在線段AB上，而與AC的交點在AC的 延長線上時，如圖④，試問（i）中∠MPB、∠NPC、∠A三者之間 的數(shù)量關系是否仍然成立？若成立，請說明你的理由；若不成立，請 給出∠MPB、∠NPC、∠A三者之間的數(shù)量關系，并說明你的理由.
一、選擇題（本大題共有6小題，每小題3分，共18分）二、填空題（本大題共有10小題，每小題3分，共30分）7.2m2；8.5x-7；9.0.002014；10.-2；11.±6；12.9；13.9；14.10；15.15°；16. 6.三、解答題（共10題，102分.下列答案僅 供參考，有其它答案或解法，參照標準給分．） -4a（4a2-4ab+b2）（2分）=-4a（2a-b）2（2分）．20.(本題滿分8分)AD是ABC的角平分線，∠BAC＝66°，∠BAD＝∠CAD＝ ∠BAC＝33°（1分）；CE是ABC的高，∠BEC＝90°（1分）；∠BCE＝40°，∠B=50°（1分），∠BCA＝64°（1分），∠ADC=83°（2分），∠APC＝12 3°（2分）．（可以用外角和定理求解）21.（本題滿分10分）（1）①代入②有，2（1-y）+4y=5（1分），y=1.5 （2分），把 y=1.5代入①，得x=-0.5（1分）， （1分）；（2）②×3-①×5得： 11x＝-55（2分），x＝-5（1分）.將x＝-5代入①，得y＝-6（1分）， （1分）22．(本題滿分10分)（1）原式＝4x4 y2•（- xy）-（-x9）÷x4•y3（2分）＝- x5y3＋x5y3（2分）＝- x5y3（1分）；（2）原式＝a3-2a2＋3a-6-a3＋2a2＋2a（4分）＝5a-6（ 1分）. 25.（本題滿分12分）（1)甲： 乙： （4分，各1分）；甲：x表示該專業(yè)戶去年實際生產小麥噸數(shù)，y表示該專業(yè)戶去年實際生產玉米噸數(shù)；乙：x表示原計劃生產小麥噸數(shù)，y表示原計劃生產玉米噸數(shù)；（4分，各1分）（2）略．（4分，其中求出方程組的解3分，答1分，不寫出設未知數(shù)的扣1分）．26. (本題滿分14分)（1）125°（3分）；（2）利用平行線的性質求解或先說明∠BPC=90°+ ∠A，∠MPB+∠NPC=180°-∠BPC=180°-（90°+ ∠A）=90°- ∠A（3分）；（3）（每小題4分）（i）∠MPB+∠NPC= 90°- ∠A（2分）.理由：先說明∠BPC=90°+ ∠A，則∠MPB+∠NPC=180°-∠BPC=180°-(90°+ ∠A)= 90°- ∠A（2分）；（ii）不成立（1分），∠MPB-∠NPC=90°- ∠A（1分）.理由：由圖可知∠MPB+∠BPC-∠NPC=180°，由（i）知：∠BPC=90°+ ∠A，∠MPB-∠NPC=180°-∠BPC=180°-(90°+ ∠A)= 90°- ∠A（2分）.
2.對兩種范式的界定
所謂“以文本為中心”的翻譯范式是指譯文把原文本的作者意圖和價值觀放在翻譯活動的中心位置，主張文本含義為原文本所固有并被作者所賦予,以忠實反映原文本歷史上的內容、含義和特質為首要任務?！跋嚓P性”一詞在后現(xiàn)代的文化學和翻譯學研究中都有學者使用，但在翻譯領域，尤其是在典籍英譯領域尚未有人將其用來界定為一種范式。這里所謂“相關性”翻譯范式，是指翻譯活動超越對文本本義的興趣，轉向關注一個文本可能產生的意義范圍。
3.“以文本為中心”辯
中國哲學典籍翻譯應該以文本為中心，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必然。
3.1哲學典籍的歷史功舷使然
眾所周知，那些偉大的、杰出的藝術品被稱為“經典作品”，而它們的作者則被稱為經典作家、思想偉人。我國傳統(tǒng)哲學發(fā)展史中“經學”更是典型的“經典崇拜”，甚至到了唯經是從，唯經是尊的地步。按照朱熹的說法，“圣人千言萬語，只是說個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于書?！痪臀淖珠g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仔細求索之耳?！?朱熹，1986:187-188)在經學家眼中，圣人的言論可以說句句都是真理，經典中不可能存在謬誤，所謂“圣人說話，磨棱合縫，盛水不漏”(同上：431)。因此，對經典應“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通乎前，則不求乎后;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同上：433)。為了準確理解經典的“微言大義”，注解經典的“訓傳之書”當然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后代學者注解經典的各種“傳”、“注”，逐漸也成為歷史上的經典。人們認為道之在經，盡列其中。無論是元典還是元典派生出來的經典，被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千古傳頌，因為這些經典有其固定的意義和營養(yǎng)供人們汲取和吸收。所以，懷著敬畏之心、認認真真地從文本中挖掘精奧義理。如羅欽順所說，“有志于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個身心入在圣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上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1936:25)無論古代學者是在考證元典的詞義還是在闡釋義理，無論意在還原原義，還是在發(fā)明新意，他們的著作均構成了我們面前的經典，構成了歷史的一部分。
這種典籍的譯文具有以下基本的功能：
1)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著民族文化身份維護者的角色。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民族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構成要素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而中國典籍，尤其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典籍，是這一文化傳統(tǒng)和精神的文本型固化和凝結。
2)為了更好地參與文化競爭，使中華民族文化成為多元文化之一，就必須凸現(xiàn)民族文化的特色，包括原汁原味地翻譯出版中國傳統(tǒng)典籍。有些人鼓吹的文化全球化實際上是一種西方的強勢文化向世界其它地區(qū)擴張的過程，且在不同地區(qū)已經產生不容忽視的結果，比如不少群族已經有文化上的無家可歸之感和文化認同危機。這種情況無非是在西方文化“殖民化”的強力擠壓下，喪失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必然結果。提倡全球文化多元化，實質上，就是提倡文化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中國哲學典籍的英譯實際上就是把有鮮明中國特色和中國個性的文化介紹到世界上去，保護中國文化的自主性，以避免中國文化在世界上被湮沒。我們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不排斥外來的優(yōu)秀文化，事實上，縱觀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正是在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中發(fā)展壯大起來的，但我們必須堅持文化的民族性和差異性，才能實現(xiàn)多樣性。
3)具有正本清源，向世界呈現(xiàn)真正的中國哲學思想的義務和責任。我們知道，西方相當一部分哲學家不承認中國有哲學，所以，前幾年中國哲學界也相當熱烈地討論起中國哲學的合法性。這看似荒唐可笑，但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因為背后蘊藏著深刻復雜的文化沖突和文化認同。西方不少哲學家多多少少有西方中心主義的情結，認為發(fā)源西方的哲學才是哲學，之外的任何哲學都不是哲學。在他們看來，哲學僅僅誕生于古希臘，任何被稱作哲學而又不同于西方哲學的東西都不算是真正的哲學。上起黑格爾，下到當代的德里達就是這樣。他們認為中國傳統(tǒng)哲學沒有形而上學體系，充其量算是一種宗教。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講義》中認為中國文化代表歷史的幼年時期，僅表現(xiàn)出實體性而尚未進入主體性，換言之，根本尚未進入反省的階段。他甚至輕蔑地說：“中國民族的性格之特點是：凡是屬于精神的東西——資源的倫理、道德、心靈、內在的宗教、科學和真正的藝術——均遠離他們?！?Hegel,1969:174)他雖然未提及哲學，但顯然認為中國人不可能擁有哲學，因為哲學是民族精神的源泉和表現(xiàn)。因為他始終相信“依本義而言的哲學始于西方。”(同上：121)孟德斯鳩是一位更典型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者，認為西方以外的文化只能是陪襯，只能納入西方學術框架，用以說明西方文化的先進和正確。
4)具有使中國哲學走向世界，為增強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提供資源的作用。眾所周知，中國文化中，最重要、最能彰顯文化力量的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其核心要素：中國傳統(tǒng)的人文精神，例如“重天道”、“法自然”、“尚人道”的人本主義。西方啟蒙運動正是吸收了希臘和中國文化的人本主義，才形成西方的人本主義。中國文化反省自求、提升自我的內省、尚中貴和、崇尚禮儀、強調秩序的社會和諧等思想均是當今世界急需且易于接受和吸收的思想資源。而這些精神均是在中國傳統(tǒng)哲學典籍中體現(xiàn)的。更根本的是通過哲學典籍的翻譯，使其他群族了解中華民族的思維主體性。任何具有自己文化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維方式或思維主體性。失去這個主體性，思維一旦被西化，中國就很難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當然也就無所謂擁有國家文化軟實力。思維的成熟度是衡量一種文化是否成熟，是否具有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標志。
鑒于此，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性質應該是：維護民族文化身份，增強中國文化軟實力，建構全球文化多樣性，促進世界各種文化平等和諧相處、共同發(fā)展的跨文化傳播與交流活動。
作為譯者，我們的任務則是根據(jù)經典的歷史功能、特征、性質，還原歷史，譯出經典的原義，從根本上向世界傳播中華民族的核心文化。而做到這一點，白根到底，我們的翻譯活動理所當然應該以文本為中心。
3.2大本的客觀意義使然
我們知道，在當代，以文本為中心的翻譯范式不斷地遭到質疑和挑戰(zhàn)。其影響來自西方哲學和文化學，尤其是主觀哲學闡釋學、解構主義哲學和文化學的“相關性”研究范式的影響。這些理論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都認為，一個文本并非釋放了一個唯一“神圣的”意義，而是一個多維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各種各樣的思想共存。文本的意義乃是讀者解釋的結果，而不是作者意圖的產物，文本并未提供恒定的信息，語言符號可以從多角度進行解釋。文本的生命在于閱讀，讀者的誕生不得不以作者的死亡為代價。“作者之死”讓讀者誕生，使讀者能進入被作者所禁閉的文本空間，讀者對于文本意義的生產具有參與權，甚至“生命”決定權。他們強調作者不是一個個體，而是由特定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和歷史環(huán)境所限定的一個概念。主觀闡釋學認為，人決不會生活于真空中，在他具有自我意識或反思意識之前，他已置身于他的世界。因此，他不是從虛無開始理解和解釋的。他的文化背景、社會背景、傳統(tǒng)觀念、風俗習慣，他那個時代的知識水平、精神和思想狀況、物質條件、他所從屬的民族的心理結構等等，是他一旦存在于世即已具有并注定為他所有的東西，是自始至終都在影響他、形成他的東西，這就是所謂“前有”、“成見”、“前判斷體系”。不同的“視域”對應于不同的“前有”、“成見”、“前判斷體系”。理解者和他所要理解的東西固然都有各自的視域，但理解并不是拋棄自己的視域而置身于異己的視域。理解一開始，理解者的視域就進入他要理解的那個視域，隨著理解的進展，不斷地擴大、拓寬和豐富自己。我們的視域是同過去的視域相接觸而不斷形成的，這個過程也就是我們的視域與傳統(tǒng)視域不斷融合的過程，伽達默爾稱之為“視域融合”?！爸灰覀儾粩嗟貦z驗我們的所有前見，那么，現(xiàn)在視域就是在不斷形成的過程中被把握的。這種檢驗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與過去的接觸，以及對我們由之而來的那種傳統(tǒng)的理解。所以，如果沒有過去，現(xiàn)在視域就根本不能形成。正如沒有一種我們誤認為有的歷史視域一樣，也根本沒有一種自為的現(xiàn)在視域。理解其實總是這樣一些被誤認為是獨自存在的視域的融合過程”。
對于伽達默爾而言，所有解釋都取決于具體語境，由特定文化的那些具體歷史相對性標準所形成并受其制約的，并無所謂可能“如其所是”地認識文本。一切闡釋都是生產性的;理解總是“別有所解”(understandingotherwise)，亦即去實現(xiàn)文本中新的可能性。一部作品的意義從未被其作者的意圖所窮盡;當一部作品從一種文化與歷史語境傳遞到另一種文化與歷史語境中時，人們可能會從作品中演繹出新的意義，而這些意義也許從未被其作者或其同時代的讀者預見到。
中國古代的經學研究，尤其是“今文經學”和“宋明理學”的研究基本上符合這種方法。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說中國哲學具有強闡釋學的特征。馮友蘭先生曾一針見血地以西方君主立憲制下被架空了的“君主”與握有實權的“內閣總理”，來比喻《四書》原著與朱注《四書》之間的巨大差別。他說，在朱熹注釋的《四書》變成官方的注解，尤其是科舉考試的必讀教材后，“一般的知識分子都讀儒家的經典，實際上只是讀《四書》，對于《四書》的了解實際上只限于朱注。就像現(xiàn)在西方的君主立憲國家，君主被架空了，實權在于內閣總理。在元、明、清時代，孔丘雖然還是被尊稱為‘至圣先師’，但被架空了，朱熹是他的‘內閣總理’，一般人都尊稱他為朱子?！?/p>
然而，有一點我們務必清楚，不管是西方的闡釋學，還是中國古代的義理性經學，盡管它們采用“相關性”研究范式，盡管西方闡釋學和解構主義中較激進的學者從某種觀點出發(fā)否定文本含義的相對客觀性，但文本含義的客觀性是不容置疑的。一方面，中國義理性闡釋經學學者從未否定過元典和早期經典的客觀含義，如朱熹等。他們的普遍做法是繼承性發(fā)展。另一方靣，西方相當一部分，或者說大部分學者在肯定“相關性”研究范式的同時，并不否定文本含義的客觀性。他們并不贊成“作者原意”對于理解而言沒有任何意義的觀點，不贊成本體論途釋學和解構主義把作者和原文本邊緣化的觀點。美國途釋學家、文藝理論批評家E.D.赫施(EricDonaldHirsch)等就力圖接續(xù)和張揚施萊爾馬赫(FriedrichErnstDanielSchleiermacher)和狄爾泰(WilhelmDilthey)的認識論詮釋學理論。赫施在其途釋學的代表作《解釋的有效性》in中明確提出了“捍衛(wèi)作者”的號，重新把追尋“作者意圖”和“文本含義”作為理解和解釋的基本目標，并站在客觀主義的立場上重申了理解和解釋的客觀性和有效性問題，倡導了一種新方法論詮釋學。
3.3文本的重要性使然
紐馬克(PeterNewmark)在其主要著作之一Arexrfwo*o/7>*ans/ario/i中提出了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的理論，被認為是其最重要的理論貢獻?！罢Z義翻譯指在譯入語語義和句法結構允許的前提下，盡可能準確地再現(xiàn)原文的上下文意義，而交際翻譯指譯作對譯文讀者產生的效果盡量等同于原作對原文讀者產生的效果。”(廖七一，2000:180)紐馬克認為語義翻譯比較客觀準確，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原文本的文化特色和原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而交際翻譯較主觀，多注意譯文讀者的反應，甚至用譯語文化代替源語文本的文化，即我們平時說的把源語文化歸化到譯語文化。因而，原文本越是重要就越是應該采用語義翻譯的策略。無疑，紐馬克是正確的。按照本文的觀點，語義翻譯就是“以文本為中心”，而交際翻譯則相當于“相關性”翻譯。
如前面所述，中國哲學典籍文本無疑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最重要的文本，采用“以文本為中心”的翻譯策略顯然應該是首選。
當然，有“首選”就意味著還有其他選擇。猶如說任何譯文都不能達到百分之百的忠實一樣，如果從各個層面苛求，百分之百地做到以文本為中心的譯文，即百分之百忠實的譯文也是屈指可數(shù)的。況且，時代不同、讀者層次不同、要求不同、文化傳播的策略不同，相關性譯文同樣具有積極意義，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效果更好。因此，本研究并非排斥相關性譯文，但從經典的性質和功能等特定的層面考慮，以文本為中心的譯文不但是首選，而且是歷史的最終選擇。
一、引言
“語言習得”理論最初由美國語言學家克拉申（S. D. Krashen）提出。他指出：成年人發(fā)展外語能力主要通過兩種途徑：習得（acquisition）與學習（learning）?！傲暤谩敝傅氖菍W習者通過與外界的交際實踐，無意識地吸收到該種語言，并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流利、正確地使用該語言。而“學習”是指有意識地研究且以理智的方式來理解某種語言（一般指母語之外的第二語言）的過程?？死暝噲D通過習得與學習理論來解釋第二語言習得中的一些現(xiàn)象。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了語言輸入、語言輸出、學習過程、學習者差異等方面。本文擬從語言輸入、輸出及學習者個體差異三方面入手探討第二語言習得與中學英語教學的關系。
二、語言輸入與中學英語教學
明白易懂的語言輸入是獲得新的語言知識的重要途徑。Krashen認為，學習者獲得與自己的語言水平大致相等的輸入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有助于提高語言能力，有助于學習者內部語言加工機制的運行，即，學習者接收的語言應該是他們能夠理解的，才能把輸入的語言轉變?yōu)槲盏恼Z言。這就要求語言輸入必須符合一些必要的條件，即要輸入經常性的、豐富的、可理解的語言材料。
因此，在中學英語教學中，應為中學生提供地道的英語材料，標準的語音語調以及相對真實的語言環(huán)境，為學習者創(chuàng)建真實的語言交際環(huán)境，使真實交際成為可能，同時也使語言學習更富有連續(xù)性，以避免受母語的干擾而影響語言習得的效果。
三、語言輸出與高中英語教學
Swain在上世紀80年代針對Krashen的語言輸入提出了語言輸出理論。該研究發(fā)現(xiàn)：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接受了多年的法語為目標語的教學后，其法語水平有了極大地提高，但口頭語和書面語的表達仍停留在中介語的水平?；谠撗芯浚琒wain得出結論：可理解性輸入在習得過程中很重要，但還不足以使學習者二語水平得到全面發(fā)展。要使學習者二語流利又準確，不僅需要可理解性輸入，更需要可理解性輸出。Swain（1985）指出“單純的語言輸入對語言習得是不夠的，學習者應該有機會使用語言，語言的輸出對語言習得也有積極意義。”
語言輸入能夠激活語言習得機制，但語言輸出對第二語言習得的作用也不容忽視。輸出對第二語言習得能產生多項積極的影響。顯而易見的一項功效就是輸出能夠提高學習者使用目標語的流利程度和準確程度。在中學英語教學中，應強調學生對語言的輸出機制，讓學生更多地參與聽、說、讀、寫等多種語言技能的輸出，以更好地提升學生的語言綜合運用。
四、學習者個體差異與高中英語教學
個體差異著重指出了學習者在認知方式、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差異，從而強調了學習主體在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對認知方式研究中，美國心理學家Witkin于1962年最早提出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的概念。場獨立和場依存代表了人們在處理信息方面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場獨立者往往依靠自己內部具有的知識框架，傾向于自己獨立分析問題。場依存者則往往依靠外部提供的有關信息，傾向于從整體上認識事物。但是，場獨立和場依存對學習者個體來說并不是不變的，在不同的情況下，學習者可以改變自己的風格。因此不能把教學按照單一、孤立模式進行。高中英語教學要能為學生提供大量適合場獨立者的學習材料，同時又能提供適合場依存的學習者的學習材料，從而解決第二語言學習方面的困難，為他們學習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條件。
隨著教育者逐漸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習者的個體差異越來越受重視。不同的學習者，在學習中的行為表現(xiàn)和參與意識各不相同。一般來說，性格開朗、自信、責任心強的學習者比性格內向、缺乏信心的學習者的學習效果要好。內向型學習者經常會因為承受能力較差而刻意避免參加教學活動，以免因為犯錯而遭到別人嘲笑，進而喪失自信心，長久以來，就會對學習失去興趣。高中英語教學過程中，要讓學生積極地參與各種教學活動，這樣做能促進師生之間、同學之間的交流，改變他們的學習態(tài)度，培養(yǎng)學習興趣。
五、結語
本文主要介紹了美國語言學家克拉申（S. D. Krashen）的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及其相關的“語言輸入”、“語言輸出”、“學習者差異”等理論及其對高中英語教學的指導作用。在高中英語教學過程中，學校和教師要盡量為學生提供豐富的信息資源，以符合第二語言習得語言輸入的基本條件，有效地利用身邊的教學資源，可以有效的優(yōu)化二語習得。與此同時，深刻理解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并把已有的研究成果應用到高中英語教學的實踐中去，指導高中英語教學的開展，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xiàn)實意義。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 R743.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5-0515（2011）-12-021-01
[Abstract] Objective Analysis of operation time selection, and selection of surgical methods in treatment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treatment effects.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our January 2005 -2010 years in December for treatment of 54 cases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in patients with clinical data. According to the interval time between onset occurred until the oper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2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ultra-early operation groups, time interval ≤7h, 19 cases of early surgical group, interval of 8h-24h, 15 cases of delayed surgery group, time interval ≥24h, On the patient's brain hemorrhage, bleeding and haematoma parts are broken into a computer room, choose surgery patients with surgical methods, there are open-skull hematomas cleared and boneless flap decompression surgery, small bone window open intracranial hematoma removal, single side or double side outdoor drips brain surgery. Recovery and daily living in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follow-up. Results I and Ⅱ group patients unit patients, p0.05, differences of significance stating early surgery better than early operation, Ⅱ and Ⅲ group patients unit patients compared to p0.05, differences are significant, description of early surgery better than delayed surgery. Conclusion Choose appropriate methods, as well as early as possible in the primary hospital for surgical treatment is the key to treatment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Key words]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Timing; Modes
重癥高血壓腦出血是指經過檢查腦出血量大于50ml[1]或者對患者進行格拉斯哥評分小于8分[2]，其死亡率很高，可以高達90%[3]以上。我院2005年1月-2010年12月曾應用不同的手術時機以及不同的手術方式治療過54例重癥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現(xiàn)將其治療情況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取我院2005年1月-2010年12月收治的54例重癥高血壓腦出血患者，均通過手術治療；其中男34例，女20例，年齡為35歲-84歲，平均年齡55.3歲，高血壓病史4年-30年。經檢查出血部位有：基底節(jié)區(qū)出血19例，丘腦出血11例，腦葉出血10例，小腦出血9例，單純腦室出血并鑄型5例。根據(jù)發(fā)病起至手術之間間隔的時間分為三組，超早期手術組患者20例，間隔時間≤7h，早期手術組患者19例，間隔時間為8h-24h，延遲手術組患者15例，間隔時間≥24h，分別為I、Ⅱ、Ⅲ組。組間患者的性別、年齡、出血程度等比較，P≥0.05，無顯著性差異，具有可比性。
1.2 手術方法 對于幕上血腫大于70ml且瞳孔散大的患者，全身麻醉后進行開顱血腫清除術，并視情況取單側或雙側大骨瓣減壓手術，完全清除血腫或是盡量將大部分血腫清除，在直視下進行徹底止血，最后于血腫壁貼上止血紗布或明膠海綿并放置至少兩根引流管(其中一根需置于血腫腔內)；血腫在50ml至70ml之間，瞳孔變化不明顯以及小腦出血的患者，采取小骨窗開顱血腫清除手術，小腦手術盡量咬除后顱骨蓋，并咬開枕骨大孔約1-2cm;自距離血腫最近腦功能啞區(qū)分開腦組織至血腫腔的部位，完全或盡量徹底的清除血腫，并把止血紗布貼在創(chuàng)面，然后在血腫腔內及硬膜下各放置一根引流管；對于腦室鑄型患者或腦室出血為主的患者，使用雙側腦室穿刺或單側腦室穿刺，在置管后可進行輕度負壓抽吸，并適當沖洗；術后，若出現(xiàn)再發(fā)血腫或血腫引流不暢，可通過引流管注入適量稀釋的尿激酶[4]，并將引流管夾閉2-4小時[5]后打開。
1.3 療效判定 本組按日常生活能力分級法：I級：肌力正常，不影響正常生活，可以獨立生活；Ⅱ級：輕度偏癱，可以部分獨立生活；Ⅲ級：中-重度偏癱，在別人的幫助下可以行走；Ⅳ級：只能臥床生活，但意識清除；Ⅴ級：植物狀態(tài)生存。
1.4 統(tǒng)計學處理 將本次試驗所得數(shù)據(jù)錄入SPSS17.0軟件包進行統(tǒng)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shù)±標準差)表示，即(x ±s)，組間對比采用t檢驗；計數(shù)資料組間對比采用X2檢驗。取95%可信區(qū)間，當p＜0.05時，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 結果 對所有患者術后進行隨訪，結果：I組患者：I級患者4例(20.0%)，Ⅱ級患者6例(30.0%)，Ⅲ級患者3例(15.0%)，Ⅳ級患者1例(5.0%)，Ⅴ級患者2例(10.0%)，死亡4例(20.0%)；Ⅱ組患者：I級患者3例(15.79%)，Ⅱ級患者3例(15.79%)，Ⅲ級患者5例(26.32%)，Ⅳ級患者1例(5.26%)，Ⅴ級患者4例(21.05%)，死亡3例(15.79%)；Ⅲ組患者：I級患者1(6.67%)，Ⅱ級患者2例(13.33%)，Ⅲ級患者2例(13.33%)，Ⅳ級患者2例(13.33%)，Ⅴ級患者3例(20.00%)，死亡5(33.33%)，I組患者和Ⅱ組患者比，P0.05，差異有顯著性，說明超早期手術優(yōu)于早期手術，Ⅱ組患者和Ⅲ組患者相比，P0.05，差異有顯著性，說明早期手術優(yōu)于延遲手術。
表1 三組不同手術時機腦出血患者術后情況的比較
3 討論
3.1 高血壓腦出血手術治療時機對預后的影響 由以上資料得之，超早期手術治療的預后效果優(yōu)于早期手術治療，早期手術治療優(yōu)于延遲手術治療。提示對于重癥腦出血患者及早進行外科手術可以降低死亡率。Brott等[6]研究顯示，在發(fā)病24h內，至少38%的患者血腫增加33%以上，且多數(shù)見于發(fā)病后3-4h內。國內王忠誠院士結合大量病例研究認為：對條件適合的病例應早期或超早期手術治療(出血后7h內)。研究證明，腦出血一般在發(fā)病后20-30min內形成血腫，多數(shù)自行停止，經過6h后周圍發(fā)生水腫并逐漸加劇[7]。通過研究腦出血早期的病理變化得出：腦組織在受到血腫的壓迫后，由最初的海綿樣變性到出現(xiàn)壞死、直至形成不可逆性的腦損傷，大約需6h左右。所以出血后7h行血腫清除效果最好。另外，重癥高血壓患者病死率及致殘率與血腫壓迫時間呈正相關。血腫壓迫時間越長，缺血、缺氧、水腫及炎癥介質釋放造成的繼發(fā)性腦損傷越重，導致不可逆性損傷，且中樞性抑制并發(fā)多臟器功能衰竭風險越高。因此，對于高血壓腦出血，早期甚至超早期手術，迅速解除血腫對腦組織的壓迫，使腦組織復位，從而改善局部血循環(huán)，減輕腦組織缺血、缺氧、水腫，減少炎癥介質釋放，從而減輕繼發(fā)性腦損傷，對改善此類患者預后至關重要[8-9]。
3.2 腦出血手術方式的選擇 高血壓腦出血手術方式多樣，可視情況采取不同術式。對于血腫較小，一般情況較好的患者，可行血腫碎吸術或鉆孔置管血腫引流加尿激酶溶解術，缺點是減壓不充分，不能在直視下止血，而且，使用尿激酶后，再出血的可能性增大，對于血腫較大和腦疝形成的患者不適宜。對于出血位置表淺、血腫量少或年紀較大的患者，可行小骨窗血腫清除術。如果術后顱壓高增高，水腫加重，還可擴大骨窗進一步減壓。對于位置較深、血腫較大、已有腦疝形成但時間較短(6h)以及小腦出血患者，主張行開顱去骨瓣減壓血腫清除術。如果血腫已破入腦室并形成鑄型，建議行開顱血腫清除術，若血腫局限于一側腦室，可行側腦室引流術。值得注意的是，基層醫(yī)院因條件及技術有限，切不可盲目追求血腫清除率。特別是位置深在的血腫，基層醫(yī)院若盲目追求血腫完全清除，往往因光源、器械、技術等問題，造成止血困難或再出血，反而提高了死亡率。所以，就基層醫(yī)院而言，本人提倡：重癥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盡量早期手術；并采用適當?shù)氖中g方式、術中盡量清除血腫；若血腫太深、則清除至腦組織塌陷即可,不宜追求血腫完全清除。這樣才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參考文獻
[1] 高晨,周敏慧,劉耀明等.重癥高血壓腦出血手術治療時機及預后分析[J].中國康復,2010,25(2):115-117.
[2] 李飛.高血壓腦出血外科治療臨床體會[J].中國現(xiàn)代藥物應用,2010,4(8):82.
[3] 高晨,周敏慧,劉耀明等.重癥高血壓腦出血手術治療時機及方式分析[J].實用醫(yī)學雜志,2010,26(21):3972-3974.
[4] 王寶華,于國平.不同微創(chuàng)手術治療重癥高血壓腦出血的療效比較[J].中國全科醫(yī)學,2008,11(3):251-252.
[5] 張延慶,顏世清,倫學慶等.重癥高血壓腦出血超早期手術治療[J].中華神經外科雜志,1998,14(4):237.
[6] Brott T,Brodirick J,Kothari R,et al.Early hemorrhage growth in patients with intracerebtal hemorrhage[J].Stroke,1997,28(1):1-5.
Changes of IL8,IL6,hsCRP and NSE in hematom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LI Lizhong.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Hospital of Hebi Coal Industry General Group,Hebi,458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 of IL8,IL6,hsCRP and NSE in hematom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Methods In the hematomal fluid , IL8,IL6,hsCRP and NSE were measured by ELISA in 54 patients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at 1st,3rd,5th,7th and 30 normal controls.Results The levels of IL8,IL6,hsCRP and NSE in hematom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t all the time point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P
隨著基礎及臨床研究的進展,細胞因子及一些炎癥介質與高血壓腦卒中的發(fā)生、發(fā)展及其轉歸的關系備愛人們的關注[12]。本次研究通過對54例高血壓腦出血患者血腫清洗液中白細胞介素8(IL8)、IL6、超敏C反應蛋白(hsCRP)及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euronsepecific enolase ,NSE)含量變化,以期探討其在急性高血壓腦出血發(fā)病及預后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入選病例為本院ICU2006年1月至2008年6月收住的發(fā)病24 h內就診的初發(fā)急性高血壓腦出血患者54例為觀察對象,其中,男30例,女24例,年齡39~78歲,平均(53.2±11.4)歲。所有觀察對象診斷均符合第四屆全國腦血管病學術會議修訂的診斷標準,并經頭顱CT或MRI證實,依據(jù)腦卒中患者臨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標準[3],將患者分為輕(0~15分)、中(16~30分)及重型(31~45分)。入選病例條件[4]:①3個月內無手術史、無外傷史及心腦卒中史;②入院前2周內無感染病史;③無明顯的心、肝及腎等主要臟器疾病,無惡性腫瘤及免疫系統(tǒng)疾病;④1個月內未用過影響免疫功能的藥物;⑤血腫量計算均>30 ml;⑥符合高血壓診斷標準。同期內選取30例年齡、性別相匹配的健康人作為對照組。
1.2 方法 所有患者給予常規(guī)降低顱內壓、控制血壓、控制血糖、應用抗生素及營養(yǎng)支持等治療。發(fā)病后6 h內在床邊進行顱內血肋穿刺[5]。以生理鹽水20 ml經穿刺針反復清洗血腫腔,離心取上清液,保存?zhèn)錅y。分別于發(fā)病后1、3、5、7 d,以同樣方法取上清清液送檢。健康人對照組于清晨空腹抽取肘靜脈血6 ml,離心,取上清液送檢。IL8、IL6用雙抗體夾心酶聯(lián)免疫吸附測定法(ELISA)檢測,NSE采用放免法測定。hsCRP檢測采用全自動特定蛋白分析系統(tǒng),以放射免疫比濁法檢測。
1.3 神經功能缺損評分 采用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評分(NIHSS)標準,分別在治療后第1、7、14、30天進行評分,并與同期住院保守治療的高血壓腦出血患者(觀察組45例)進行比較。
1.4 統(tǒng)計學方法 所有數(shù)據(jù)采用SPSS 11.5軟件進行統(tǒng)計學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shù)±標準差(x±s)表示,采用兩獨立樣本的t檢驗,多個樣本分析采用F檢測;計數(shù)資料采用χ2檢驗。以P
2 結果
2.1 高血壓腦出血患者血腫液IL8、IL6、NSE和hsCRP檢測結果 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的血腫液IL8、IL6、TNFα和hsCRP水平較對照組明顯升高,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
2.2 NIHSS評分 治療組和對照組的NIHSS評分呈正態(tài)分布,方差齊性檢驗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治療前兩組NIHSS評分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但治療后第7 d評分兩組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見表2。
2.3 療效評定 根據(jù)神經功能缺損評分及日常生活能力(Barthel指數(shù),BI)評分,不同病情程度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的臨床療效,高血壓腦出血病情嚴重程度不同,臨床療效不同,病情越重,療效越差。輕型組治療后神經功能缺損評分和BI與中型和重型組比較有統(tǒng)計學意義(P
3 討論
高血壓腦出血是內科重癥之一,其發(fā)病率、致殘率和病死率均較高。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高血壓腦出血的病灶周圍組織損傷的主要因素研究較多[5,6]。臨床及動物實驗證實,腦出血后存在炎癥性反應,炎癥性反應是激活急性腦出血的發(fā)生和發(fā)展的重要原因[7]。腦出血后,血腫周圍組織的神經元、星形細胞和小膠質細胞均可產生炎癥因子。腦出血后血液成份如凝血酶、鐵和亞鐵血紅蛋白等可引起細胞因子釋放。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急性腦出血患者在發(fā)病后不同時點的血腫液中的IL8、IL6、hsCRP和NSE水平均明顯增高,第3～5天高峰,第7天仍處于較高水平。提示IL8、IL6、hsCRP和NSE水平增高與急性腦出血密切相關,是腦出血的危險因素。分析還表明,IL8、IL6、hsCRP和NSE水平與腦出血神經功能缺損程度間有相關關系,即病情越重,NIHSS評分越高,IL8、IL6、hsCRP和NSE水平亦越高。利用顱內血腫穿刺碎吸術對急性腦出血患者進行治療,同時連續(xù)觀察血腫清洗液IL8、IL6、hsCRP和NSE水平的動態(tài)變化,較血清和腦脊液及血腫周圍組織更能反映腦出血后出血灶中炎癥細胞因子的實際變化[4]。
本次研究表明,腦出血急性期患者血腫清洗液中IL8、IL6、hsCRP和NSE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血清水平,與NIHSS評分和BI指數(shù)相結合,對于評定患者的病情嚴重程度、判斷預后有指導意義。文獻資料表明[4],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病情越重,其第3天 IL8、IL6、hsCRP和NSE水平越高,組間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而且,不同程度的腦出血患者的預后也有明顯差異,與本次研究結果基本一致。
急性腦出血患者血液及血腫液中IL8、IL6、hsCRP和NSE水平增高參與腦組織損傷,其可能機制[4,8]:①腦出血的急性期,血液、血紅蛋白及其分解產物進入腦組織內,引起炎癥反應,刺激腦組織分泌多種細胞因子,引起血腫液內細胞因子表達,化學趨化因子增加,使病灶區(qū)域聚集大量炎性細胞,局部炎癥反應加強,加重腦組織水腫及神經細胞的壞死和凋亡。②腦出血后相繼產生的細胞因子,化學因子可能具有神經毒性,促進細胞死亡,使血腦障礙破壞,通透性增加,引起腦水腫。③腦出血后腦組織細胞損傷、壞死,產生大量抗原,刺激免疫系統(tǒng),導致炎癥細胞浸潤和激活,引起強烈的炎性和免疫反應,使單核細胞、淋巴細胞等補激活,產生大量的細胞因子;同時腦出血損傷的星形細胞、小膠質細胞和內皮細胞也補激活而合成細胞因子如IL6,可使血腫內細胞因子增高,IL8和IL6對單核細胞有趨化作用,引起腦血腫周圍單核細胞增加,加重血腫周圍的炎癥反應。
已經有多項研究證實在高血壓腦出血后存在炎性因子的過度表達,這些結果表明炎癥因素參與了急性腦出血的全過程,血清中炎性因子水平的高低和病情嚴重程度有關;高血壓是腦出血的最危險因素之一,同時高血壓本身也是一種促炎狀態(tài),可以通過上調一些炎性因子,如本文所涉及到的和其他炎性介質,如白細胞黏附因子、熱休克蛋白、內皮素菜、血管緊張素等來發(fā)揮促炎作用。IL6是急性期蛋白的最強烈刺激因子,也是參與免疫和炎癥反應的多功能的促炎細胞因子,它可使VSMC和成纖維細胞增殖,導致產生大量敵國小板源生長因子,使血管阻力增加;它還具有較強的血小板活化因子的特性,激活血小板促進血小板積聚,導致血管內皮的損害;IL6還可誘導纖維蛋白原啟動凝血因子,使血管炎癥部位纖維母細胞增生,膠原沉積;可刺激基質降解酶的合成,侵蝕斑塊內的基質,導致不穩(wěn)定的斑塊破裂。IL8使中性粒細胞活化,通過增加中性粒細胞、內皮細胞和細胞黏附分子的表達,促進中性粒細胞跨內皮遷移于出血的腦組織周圍,并激發(fā)細胞毒性,引起腦組織的代謝改變,內皮功能障礙,微血管損傷,IL8水平增加不僅代表炎癥細胞活化功能狀態(tài),而且是潛在的凝血因子激活的標志。NSE是已經發(fā)現(xiàn)五種烯醇化酶同工酶中的γγ亞型,它特異性地存在于神經元和神經內分泌細胞中,故命名為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SE)。血清NSE水平與腦外傷的嚴重程度密切相關[9]。NES是一個較為敏感的特異性反映神經元損傷的量化指標。
本研究結果提示,IL8、IL6、hsCRP和NSE參與了高血壓腦出血發(fā)生發(fā)展的全過程,炎性因子升高可能是反映了腦出血的炎癥反應,隨后可能反映腦細胞壞死的愈合的反應。高血壓腦出血后炎性因子較健康對照者明顯升高,且與疾病嚴重程度及預后相關。
參 考 文 獻
[1] 左鷹,于東明.燈盞花素治療急性腦梗死對超敏C反應蛋白的影響及療效機制.中國急救醫(yī)學,2008,28(2):107109.
[2] 郭富強,李曉桂,陳隆益,等.腦出血患者血腫周圍組織細胞因子與細胞調亡相關基因表達的動態(tài)觀察.中華神經醫(yī)學雜志,2006,5(11):10971101.
[3] 中華神經科學會.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要點中華神經科雜志,1996,29(6):379382.
[4] 李銀,李新軍.高血壓腦出血患者血腫沖洗液IL1 IL6及THFα含量的動態(tài)變化及意義.中國急救醫(yī)學,2008,28(2):155157.
[5] 胡長林,呂海濤,李志超.顱內血腫微創(chuàng)清除技術規(guī)范化治療指南.中國協(xié)和醫(yī)科大學出版社,2003:6897.
[6] Hua Y,Wu J,Keep RF,et al.Tumor necrosis facteralpha increases in the brain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d thrombin stimulation.Neurosurg,2006,58(3):542550.
一、研究對象及方法
1.1研究對象
河南省南陽市體育運動學校賽艇隊及南陽中學賽艇聯(lián)盟賽艇隊。
1.2研究方法
觀察法、實踐法、分析法及經驗總結法。
二、賽艇測功儀在初學訓練者中的應用
2.1賽艇初學訓練者在測功儀上的基本動作要領
作為賽艇項目的初學者，一定要正確掌握的賽艇測功儀基本動作要領。它的技術動作包括下面幾個階段：①抓握階段，手握在靠近飛輪的位置，在身體前側最遠的地方，手臂放松伸直，前臂，手腕和雙手在一條直線上，在開始劃動前，你不得不卷起整個身體，準備開始。小腿脛骨盡量垂直于地面，大腿盡量貼近身體，保持一個舒服的姿勢。②劃動階段，動作從抓握階段過度到最近的位置，雙腿發(fā)力推動身體，并且上身保持抓握階段角度不變，雙腿繼續(xù)推進身體，手臂保持伸直，手臂拉手把過膝蓋，然后快速用力把手把拉至靠近胸部的位置，直至動作完成，腿伸直（膝蓋不鎖定），前臂水平。③完成階段，身體微微后仰，腿伸直，屈臂，手拉手把至身體胃部，前臂手腕在一條水平線上；④復原階段，伸展手臂，手臂放松并全部伸直，身體開始慢慢的向前還原身體，直到小腿脛骨垂直地面。大腿盡量貼近身體。手臂放松伸直，前臂、手腕和雙手在一條直線上，作好下一次的拉動的準備。
2.2賽艇初學者運用賽艇測功儀進行技術動作分解訓練
為了使初學者能更快的掌握賽艇技術，我們運用測功儀把賽艇的基本動作進行分解訓練，讓他們熟悉整個動作的正確順序步驟組成以及每個動作的正確定位。
2.2.1坐姿出手拉
手握著把手平拉在胸以下，手臂支撐，不要架肩，大腿蹬直，做直臂拉訓練，每組100次3組，為了完整訓練打基礎，以免后期動作變形。
坐姿不要塌腰也不要挺胸，保持正常脊柱排列就可以，不要太用力的握把手，只要保持足夠的握力避免把手脫落就好，握得太緊會帶來手掌磨損、前臂酸痛以及掌心出汗等問題。
2.2.2屈髖回原
賽艇是一項全身肌肉都參與的運動，不管你的上下肢有多么強壯，你的穩(wěn)定核心和動力核心都需要支撐，在整個動作中，髖的啟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當你在做賽艇訓練，沒有很好的屈髖回原，你的力是散的，并且發(fā)力的時候會松腰，長期下來會出現(xiàn)腰肌勞損或者腰間盤突出。
回原是賽艇運動員的專業(yè)名詞，其實就是屈髖，想象一下我們做直腿硬拉的那種感覺，你的整個身體保持一致，由髖關節(jié)做一個屈髖動作，測功儀也是一樣，所以賽艇運動員的力量訓練，必不可少的就是硬拉。高效劃船的時候，你就會很自然的走髖帶動滑座往前走，而不是滑座先跑。每組100次三組。
2.2.3收滑座
關于滑座的啟動，一定不是滑座帶動身體先走。做完屈髖練習，身體保持屈髖動作，手臂伸直，肩放松，脊柱排列依舊保持一條線，身體帶動滑座往前收，滑座往前收到最好發(fā)力的位置，在往前收的過程中，有的人小腿肌肉會很緊張，踝關節(jié)韌帶太差，需要提前做泡沫抽的松解訓練，不然滑座收不上去，再收滑座的時候，雙腿不要內扣也不要外八，保持雙腿做下蹲的感覺，雙腳和腿的位置在一條線上，把力放在足弓上，發(fā)力的時候也是一樣，所以賽艇運動員除了硬拉，更多的訓練就是深蹲。
2.2.4蹬腿屈臂拉
這是最關鍵的一步，當你出手回原走滑座練好之后，就到了最關鍵的一步那就是發(fā)力，做蹬腿訓練，其實開始就結束，結束就是開始，收滑座的這個過程就是發(fā)力蹬腿的過程，所以你的收滑座過程就決定了你的發(fā)力好不好，發(fā)力肩背固定好，不要背先往后靠了，發(fā)力是一個整體，還是同樣要注意一個問題就是不要讓滑座帶著身體跑，一直都在強調這個問題，力從足弓到蹬腿，背靠，直臂拉一定是完整的一步到位。
三、賽艇測功儀動作中常見的錯誤及解決辦法
3.1上半身收滑座收到位的時候，背先發(fā)力，而不是一步到位的蹬腿背靠屈臂。為了避免錯誤發(fā)生，應告訴運動員一定要在發(fā)力的時候固定好身體。
3.2拉槳開始，屁股往后頂，先溜動滑座。
應該全程保持核心收緊，這很重要，再向后的滑動中背部角度應該保持不變，始終需要用腿驅動?？梢宰屽e誤者在訓練中做一些杠鈴硬拉動作，想一想硬拉時候的身體感覺。
3.3在腿部驅動的過程中，過早的彎曲手臂向后拉。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保持手臂伸直，記住腿部更占主動，而不是手臂。
腦出血是臨床常見的急危重癥，發(fā)病率和死亡率高，尤其是重癥病人30 d內死亡率高達30%～40%，預后極差[1]。本文通過對田黃沖劑組和常規(guī)治療組患者腦血腫、腦水腫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變化的觀察，來評價田黃沖劑的臨床療效，并探討田黃沖劑治療腦出血急性期的療效機理。
1資料和方法
1.1一般資料入選病例為2007-09～2009-05就診于天津市第四中心醫(yī)院的自發(fā)性腦出血患者60例，男性38例，女性22例;年齡42～70歲，平均(51.6±7.2)歲;其中基底結區(qū)出血37例，腦葉出血18例，腦干出血5例;均為發(fā)病24 h以內者。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臨床表現(xiàn)、體征、出血量及合并癥等方面，無顯著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入選標準腦出血參照1995年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通過的“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要點”，全部以CT確診[2]。且除外合并急慢性炎癥、腫瘤、凝血功能障礙、混合性卒中以及接受免疫抑制治療或手術者。
1.3分組治療方法60例患者隨機分為常規(guī)治療組(30例)和田黃沖劑組(30例)。兩組患者均采用脫水(選用天津百特醫(yī)療藥品有限公司生產的20%甘露醇，依顱高壓程度給予150～250 ml，每6～12 h靜脈滴注1次，連用3～7 d;若出血量
1.4指標測定
1.4.1腦血腫及水腫體積測定分別于發(fā)病當天、第3，7，14天對入組患者行頭顱CT掃描，計算腦血腫及腦水腫體積。腦血腫體積〔出血量(ml)〕=π/6×長(cm)×寬(cm)×高(cm);腦水腫體積(ml)=水腫帶體積-血腫體積(血腫及水腫帶體積的測定均按多田氏公式[3]計算)。
1.4.2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所有入選患者在入院當天和發(fā)病后第3，7 ，14，28天進行腦卒中量表(NIHSS)評分[4]，評估患者的神經功能缺損情況。
1.5統(tǒng)計學方法所有實驗數(shù)據(jù)均采用±s表示，采用SPSS 12.0統(tǒng)計軟件;兩個獨立樣本的比較用t檢驗。P
2結果
根據(jù)頭顱CT結果計算，無論是兩組間比較，還是同組不同時段比較，患者腦水腫體積與其血腫體積成正相關，均在第3天出現(xiàn)高峰。田黃沖劑組患者的腦血腫、腦水腫在第7天明顯減輕(常規(guī)治療組高峰延遲到第7天)，而常規(guī)治療組患者腦血腫、 腦水腫在第14天才有明顯減輕;說明田黃沖劑組患者腦血腫和腦水腫的吸收優(yōu)于常規(guī)治療組。見表1～2。
2.1ICH患者腦血腫體積情況在發(fā)病3天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體積達到高峰， 在發(fā)病7，14 d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均逐漸減輕。在血腫達到高峰后，各時段田黃沖劑組腦血腫體積均較常規(guī)治療組減少。結果見表1。表1常規(guī)治療組及田黃沖劑組患者腦血腫體積比較
2.2ICH患者腦水腫體積情況在發(fā)病3d時，田黃沖劑組患者腦水腫體積達到高峰， 在發(fā)病7，14d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水腫均逐漸減輕。常規(guī)治療組患者腦水腫體積在第7天達到高峰后逐漸減輕。除發(fā)病3天其余各時段田黃沖劑組腦血腫體積均較常規(guī)治療組減少。結果見表2。表2常規(guī)治療組及田黃沖劑組患者腦水腫體積比較
2.3ICH患者NIHSS評分情況見從神經功能缺損評分分析，患者的NIHSS評分在發(fā)病初期都顯著升高，在發(fā)病第3天達到高峰，隨著藥物治療病情轉歸而下降，呈逐漸遞減降低的趨勢。兩組患者神經功能缺損的改善在第7天開始，并于第14天田黃沖劑組顯示出了優(yōu)勢;到第28天其療效田黃沖劑組仍然優(yōu)于常規(guī)治療組。結果見表3。表3常規(guī)治療組及田黃沖劑組患者NIHSS評分
3討論
腦出血患者的神經功能缺損來自兩方面:一是不同部位的出血壓迫周圍腦組織，另一方面是血腫壓迫周圍腦組織后引起水腫，破壞腦組織引起功能缺失。對于腦出血的治療主要在于促進血腫吸收、抑制水腫形成及減少神經功能的缺損。急性期腦出血傳統(tǒng)的內科治療以脫水降顱壓、調節(jié)血壓、維持水電解質平衡等對癥治療為主[1]。腦水腫是急性腦血管病的共同病理過程，早期主要是細胞毒性水腫，后期則為血管源性水腫，水腫的形成又可加重循環(huán)障礙及缺血損傷，擴大缺血范圍，并最終導致腦疝形成，因此，阻止和消除腦水腫是治療急性腦血管病的關鍵[5~10]。中藥三七具有活血化瘀、化瘀而不傷正氣的藥效，三七用于治療血管性疾病，歷史悠久。《本草綱目》中記載，三七“主治止血、散血、定痛”，具有活血、祛淤、消腫、止痛等功效，且活血化瘀、化瘀而不傷正氣，臨床應用已有六百余年歷史，用于腦血管病的治療取得較好的療效，并且自三七中分離到的三七素，其止血作用優(yōu)于止血環(huán)酸;其三七總皂苷不但具有保護腦細胞、減輕腦水腫的作用，還具有解痙鎮(zhèn)痛作用[11，12];大黃苦寒降泄，能泄火止血，制后收斂止血力更強，其主要有效成分大黃素、大黃酚和α-兒茶素能提高血小板的粘附性和聚集力，從而加速止血[13];以大黃為主治療出血性中風痰熱腑實證及其并發(fā)的上消化道出血、高熱已成為臨床常用方法之一，作為通腑法的必用藥，合理應用大黃對病情的愈后有重要意義。本課題將聯(lián)合應用田七大黃，以使加強田七保護腦細胞，減輕腦水腫及解痙鎮(zhèn)痛作用，配合大黃化痰通腑泄熱，釜底抽薪，解除風火上旋之勢，使邪有出路，從而達到解毒開竅、通腑泄熱、熄風化痰、活血通絡之效。
本研究發(fā)現(xiàn)，在發(fā)病初期， 常規(guī)西醫(yī)常規(guī)治療及田黃沖劑加常規(guī)治療患者的腦血腫體積在發(fā)病初期都顯著升高，但兩組間血腫無明顯差異;在發(fā)病3 d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體積達到高峰，且均值較前加重，且田黃沖劑組與入院時比較具有顯著統(tǒng)計學意義，而常規(guī)治療組與入院時比較同樣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這反映了田黃沖劑組出現(xiàn)繼發(fā)出血現(xiàn)象的患者較常規(guī)治療組多;在發(fā)病7d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均較前減輕，田黃沖劑組與第3天比較具有顯著統(tǒng)計學意義，而常規(guī)治療組與入院時比較同樣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這反映了田黃沖劑組對腦血腫吸收的治療效果好于常規(guī)治療組;在發(fā)病14天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均減輕，血腫均明顯小于發(fā)病第3天。在各時段進行組間比較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但我們發(fā)現(xiàn)在腦血腫達到高峰后應用田黃沖劑加常規(guī)治療患者的血腫體積均在各時間段低于常規(guī)治療的患者，同樣說明田黃沖劑具有減輕腦血腫的作用。
腦水腫的的趨勢同腦血腫基本相同，在發(fā)病初期， 常規(guī)西醫(yī)常規(guī)治療及田黃沖劑加常規(guī)治療患者的腦水腫體積在發(fā)病初期都顯著升高，但兩組間水腫無明顯差異;在發(fā)病3 d時，田黃組患者腦水腫體積達到高峰，且均值較前加重，且與入院時比較具有顯著統(tǒng)計學意義，而常規(guī)治療組與入院時比較同樣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這反映了田黃沖劑組出現(xiàn)繼發(fā)出水現(xiàn)象的患者較常規(guī)治療組多;在發(fā)病7d時， 常規(guī)治療組患者腦水腫體積達到高峰，且均值較前加重，田黃沖劑組患者腦水腫均較前減輕，田黃沖劑組與第3天比較具有顯著統(tǒng)計學意義，而常規(guī)治療組與入院時比較同樣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這反映了田黃沖劑組對腦水腫吸收的治療效果好于常規(guī)治療組;在發(fā)病14天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水腫均減輕，水腫均明顯小于發(fā)病第3天。在各時段進行組間比較發(fā)病1，3 d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在發(fā)病第7天及14天兩組間比較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說明，說明田黃沖劑可能通過減輕腦水腫的起到治療作用。
對不同時間段的NIHSS評分進行比較，發(fā)現(xiàn)常規(guī)西醫(yī)常規(guī)治療及田黃沖劑加常規(guī)治療患者的NIHSS評分在發(fā)病初期都顯著升高，在發(fā)病第3天達到高峰，隨著藥物治療病情轉歸而下降，呈逐漸遞減降低的趨勢。通過各組間比較我們發(fā)現(xiàn)，只有第28天的時候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說明田黃沖劑在對病人的功能康復的治療上具有遠期療效，雖然其它各時段治療組間及比較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但我們發(fā)現(xiàn)田黃沖劑加常規(guī)治療患者的臨床功能恢復要好于常規(guī)治療組且NIHSS評分也低于常規(guī)治療的患者，說明田黃沖劑同樣有助于改善腦出血患者的早期神經功能功能康復。在同組各時段的比較我們發(fā)現(xiàn)常規(guī)治療組與田黃沖劑組具有同樣的趨勢，即在發(fā)病第3天時神經功能損傷達到高峰，隨后逐漸好轉。田黃沖劑組在發(fā)病第14天時與高峰比較都具有顯著統(tǒng)計學意義，常規(guī)治療組在發(fā)病第14天時與高峰比較都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這可以說明田黃沖劑在第14天時的治療效果，因此我們有待于進一步的觀察臨床療效，挖掘數(shù)據(jù)，擴大樣本量，采用更多更準確評價體系評價患者臨床功能及生活質量康復狀況以明確療效。
總之，本研究表明，田黃沖劑對急性腦出血早期預防血腫及水腫擴大，有明顯的療效，對比常規(guī)治療腦出血早期血腫及水腫擴大發(fā)生率明顯降低，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神經功能。結合前期研究表明田黃沖劑與常規(guī)西藥比較具有更好的改善癥狀作用[14] 。因此，田黃沖劑對急性腦出血早期抑制血腫擴大、提高患者生存率及指導臨床治療該病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參考文獻
[1] 潘均喜.腦出血的治療進展 [J].海南醫(yī)藥，2009，20(5)：290.
[2]腦卒中患者臨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標準(1995) [J].中華神經科雜志，1996，29(6)：381.
[3]Young FB，Weir CJ，Lees KR，et al.Comparison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with disability outcome measures in acute stroke trials[J].Stroke， 2005，36 ：2187.
[4]Rosell A，Ortega-Aznar A，Alvarez-Sabin J，et a1.Increased brain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after ischemic and hemorrhagic human stroke[J].Stroke，2006，37:1399.
[5]王維治.神經病學[M] .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04：149.
[6]唐偉，鄒颯楓.針刺預處理對腦缺血/再灌注大鼠腦水腫及腺苷水平的影響[J].中國中西醫(yī)結合急救雜志，2007，14(3)：166.
[7]Su C. Y.， Chen H. M.， Kwan A. L.， et al.Neuro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after hemorrhagic stroke in basal ganglia[J]. Arch Clin Neuropsychol， 2007，22:465.
[8]Nys G. M.， van Zandvoort， M. J..Cognitive disorders in acute stroke: prevalence and clinical determinants[J].Cerebrovasc Dis， 2007，23: 408.
[9]Fujita K， Kato T， Shibayama K.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17 beta-estradiol on neuronal apoptosis in hippocampus tissue following transient ischemia/recirculation in Mongolian gerbils via down-regulation of tissue transglutaminase activity[J]. . Neurochem. Res2006， 31:1059.
[10]Ko A C，Chen A Y，Hung V K，et a1.Endothelin-1 overexpression leads to further water accumulation and brain edema after middi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via aquaporin 4 expression in astreytic end-feet[J].J Cereb Blood Flow Metab，2005，25：998.
[11]高學敏.中藥學[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00：595，988，1104，1422.
Application of PSS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and Drug Safety
ZHANG Lun-yu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Qianjiang Central Hospital，Qianjiang 433100，Hubei，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SS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and drug safety.Methods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ceived.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intradermal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immunoglobulin test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compared.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normal rate of skin test was 14.00%，the experimental group for the 36.00%.IgG content of control group patients for（1361.8±42.4）mg%，the experimental group（1009.9±50.3）mg%，control group IgA content in blood of the patients was（224.6±60.7）mg%，the experimental group（180.6±20.5）mg%.Control group IgM content in blood of the patients was（171.8±22.4）m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139.9±22.3）mg%.By analysis，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PSS；Immunosuppressive agents；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流行性出血崾茄侵薰家常見流行性疾病，現(xiàn)我國發(fā)病率仍很高[1-2]。出血熱的癥狀主要為發(fā)熱、出血及器官損傷，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命健康，且極易造成后遺癥，影響患者日后的生存質量[3-4]。該疾病發(fā)病急、愈后差，尋求更加有效的治療方法至關重要。出血熱的主要發(fā)病機制為DIC以及自身免疫損傷[5-6]。故能有效延長凝血時間的PSS與免疫抑制劑聯(lián)合應用，有望提高該疾病的治療效果?，F(xiàn)即為研究PSS配合免疫抑制劑在流行性出血熱患者中的應用效果及藥物安全性。選取2014年8月1日～2016年8月1日來院患者進行研究。結果顯著，如下報道。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擇2014年8月1日～2016年8月1日在我院治療的流行性出血熱患者100例。其中男55例，女45例?；颊吣挲g19～60歲，平均年齡（46.35±5.45）歲。納入標準：①未應用過影響血凝相的藥物；②沒有其他系統(tǒng)嚴重疾病者。排除標準為：①年齡大于60歲者；②不愿配合實驗者。將該100例患者隨機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患者，其自身情況，經檢驗，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1.2方法 ①對照組：該組患者接受常規(guī)出血熱對癥治療藥物以及糖皮質激素類：可的松等免疫抑制劑的治療。②實驗組：該組患者在接受對照組患者治療方法的基礎上，還接受PSS治療。治療方法：靜脈滴注，1 次/d，300 ng/次，連續(xù)應用3 d。
1.3判定標準 將兩組患者雙鏈酶（SK-SD）皮內實驗結果及免疫球蛋白檢測結果進行統(tǒng)計學分析并對比。
1.4統(tǒng)計學檢驗 使用SPSS19.0統(tǒng)計學軟件對本次實驗所得的數(shù)據(jù)進行統(tǒng)計學分析，采用χ2以及t檢驗，P
2 結果
2.1兩組患者皮膚實驗情況 對照組患者皮膚實驗正常率為14.0%，實驗組為36.0%。經分析，具統(tǒng)計學意義（χ2=12.91，P
2.2兩組患者免疫球蛋白測定情況 對照組患者血中IgG含量為（1361.8±42.4）mg%，實驗組為（1009.9±50.3）mg%。對照組患者血中IgA含量為（224.6±60.7）mg%，實驗組為（180.6±20.5）mg%。對照組患者血中IgM含量為（171.8±22.4）mg%，實驗組為（139.9±22.3）mg%。經分析，均具統(tǒng)計學意義（P
3 討論
流行性出血熱是發(fā)展中國家常見疾病，且在我國時常發(fā)生。該疾病的主要臨床特征為出血、發(fā)熱以及多器官衰竭等，其中以腎衰竭為主，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命健康。且由于該疾病易造成器官的永久性損傷，故其極易給患者造成多種后遺癥，嚴重影響患者愈后的生活質量。流行性出血熱屬于自然疫源性傳染性疾病，傳染源主要為鼠。根據(jù)老鼠種類以及地區(qū)內鼠的種類的分布情況，該疾病具有明顯的季節(jié)性：家鼠型出血熱發(fā)病高峰為2～5月；野鼠型出血熱發(fā)病高峰為11～次年1月[7-8]。出血熱具有多種傳播途徑，分別為：蟲媒傳播、消化道傳播以及呼吸道傳播等[9-10]。該疾病起病急，且缺乏有效的治療藥物，進一步尋求更加有效的治療藥物及手段至關重要。
研究表明，流行性出血熱發(fā)病過程中，DIC與免疫反應發(fā)揮重要的作用，造成全身性出血及腎損傷。PSS是從褐藻中提取后人工處理的多糖硫酸酯，其能在不影響血小板的情況下起到有效的抗凝作用。從而有效緩解出血熱中的DIC，改善出血情況。免疫抑制劑則能有效抑制患者異常的免疫反應，從而降低免疫細胞及相應的免疫因子對機體的自身免疫損傷。DIC與免疫抑制劑結合應用，能有效緩解患者出血、發(fā)熱及相應的器官損傷。
現(xiàn)為研究PSS配合免疫抑制劑在流行性出血熱患者中的應用效果及藥物安全性，特選取100例符合條件的患者進行實驗。實驗結果表明：免疫抑制劑聯(lián)合應用PSS能有效降低血中免疫球蛋白含量，同時改善皮內實驗，延長凝血時間。該治療方法在臨床上值得推廣。
參考文獻：
[1]趙慶龍，史玉婷，鄧立權，等.2005～2014年吉林省流行性出血熱流行特征分析[J].熱帶病與寄生蟲學，2015，13（4）：201-203.
[2]李青華，王利亞，李亞楠，等.2008～2012年中國流行性出血熱流行病學分析[J].軍事醫(yī)學，2013，37（12）：895-897.
[3]董俊，楊麗敏，高亞維，等.流行性出血熱發(fā)熱期患者干擾素的應用對病程的影響[J].生物醫(yī)學工程與臨床，2011，15（3）：270-271.
[4]俞蘇蒙，葉曉波，邢云卿，等.健康青年流行性出血熱病毒感染的血清流行病學調查[J].國際流行病學傳染病學雜志，2012，39（3）：170-172.
[5]肖巖，劉光遠，吳可亞，等.2010年～2014年營口市流行性出血熱監(jiān)測分析及防控[J].醫(yī)學與哲學，2016，37（6）：49-51，60.
[6]孟言浦，顏朝陽，冉貞衛(wèi)，等.三峽庫區(qū)生態(tài)變化流行性出血熱對人群健康影的調查分析[J].實用預防醫(yī)學，2012，19（8）：1176-1178.
[7]沈利民.出血熱抗體聯(lián)合外周血異型淋巴細胞檢測診斷流行性出血熱[J].國際檢驗醫(yī)學雜志，2016，37（19）：2767-2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