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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擔任外語教師的職業(yè)生涯中，我們一直在思考，高校外語院系是否存在著有別于社會外語培訓機構的獨特價值？誠然，在師資質量、教學環(huán)境、國際交流、研究氛圍等方面，高校具有社會培訓機構難以企及的優(yōu)勢。但是，大學擴招、家長與學生乃至社會都關注就業(yè)率的現(xiàn)實，使高校外語院系淪落為高級的、過渡性質的培訓機構。大學生或者希望從這里獲得通過研究生入學外語考試的秘笈，或者希望通過四年或更長時間的學習掌握一門或兩門外語以順利找到工作，或者希望大學階段的外語學習能夠幫助他們?nèi)〉美硐氲难潘肌⑼懈５瘸鰢魧W語言測試的高分。事實上，教育與培訓也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培訓意味著通過學習掌握技能，而教育則是通過教與學來達到擴增心智的目的。
在西方，大學被認為是西方或民族文化的守護者甚至是守門人。那么我國高等教育中的外語教學，在承載傳統(tǒng)文化、綜合培養(yǎng)學生能力方面，又擔當了什么角色呢？聯(lián)系我國外語教育的歷史和現(xiàn)狀，可以看出，無論是從學生個人發(fā)展，還是從高校人才培養(yǎng)、國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在高校外語教學中加強傳統(tǒng)文化教育已經(jīng)迫在眉睫。
一、加強傳統(tǒng)文化教育有利于學生面對西方文化擁有健康的心態(tài)
大學之道，在于“育人”，而非“制器”。我國的傳統(tǒng)文化當中，固然存在著糟粕，但更多的則是讓我們民族生生不息的智慧結晶。眾多的人口生活在這片廣闊的土地上，歷經(jīng)幾千年的發(fā)展，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經(jīng)驗，值得后人學習借鑒?！洞髮W》開篇講了八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梁漱溟先生總結道，“在儒家的領導之下，兩千年間，中國人養(yǎng)成了一種社會風尚，或民族精神”，“這種精神，分析言之，約有兩點：一為向上之心強，一為相與之情厚。”在高校外語教學中增添中國文化相關課程，不但可以讓學生學習古人智慧、提高人格修養(yǎng)、奠定清明安和向上的心態(tài)，還可以培養(yǎng)學生對傳統(tǒng)文化的認同感與自信心?！盀槿酥?，修身為本”，通過對傳統(tǒng)文化的學習，學生在“格物、致知”的同時不忘“誠意、正心、修身”，將來實現(xiàn)“平天下”的愿望，利用外語工具，充當中外交流使者。文化一詞來源于拉丁字Cultura，意為耕作、培養(yǎng)、教育、發(fā)展、尊重，最初是指人對自然界有目的影響以及人自身的培養(yǎng)和訓練。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B.泰勒（Edward B. Tylor）在《原始文化》中對文化下了定義，“文化是一個復合的整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習慣”。在其綿長的壽命中，中國傳統(tǒng)文化包容吸收多種文化，放射影響周邊地區(qū)。除了儒家文化這個核心內(nèi)容外，我國傳統(tǒng)文化還有其他豐富的內(nèi)容，例如：墨家主張打破血統(tǒng)論和宿命論，只問是非曲直、賢愚勤惰；道家注重本體論與辯證法，“道法自然”，強調(diào)事物的自生自化；佛教強調(diào)因果報應、三種輪回的思想；范縝發(fā)表《神滅論》批判佛教教義的理論基礎“神不滅論”；明代李贄著《藏書》68卷，公開反孔非儒，稱《六經(jīng)》、《論語》、《孟子》“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這些思想從不同角度理解世界，彼此交鋒碰撞。學習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利于提高學生的思辨能力，不是被動地全盤接受某一種思想，而是對不同文化內(nèi)容進行對比思考，尋找自己的答案，從而找尋自己的價值追求和人生目標。這對外語院系的學生尤其重要，能夠避免學生在深入學習西方語言文化的時候對傳統(tǒng)文明視而不見、走向全盤西化的誤區(qū)。
二、加強傳統(tǒng)文化教育有利于高校培養(yǎng)跨文化優(yōu)質人才
歷史上，張元濟先生曾評價洋務派設立的同文館、廣方言館、船政學堂、水陸師學堂，一針見血地指出“泰西教育之法，莫不就其本國之民質、俗尚、教宗、政體以為之基礎，各有其獨立之道而不可以強同。一切教授規(guī)則皆受成于部。凡所損益，一以國民精神為主，故學成之輩，無不知愛其國、衛(wèi)其種”，建議“勿標講求西學之名”。京師大學堂則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辦學方針，強調(diào)“中西并重”，務使二者“會通”，缺一不可。在這樣的培養(yǎng)體制下，學生力求精通母語和目的語，靈活應用語言，在不同語言間自由轉換。老一代翻譯界的大師，如傅雷、戈寶全、錢鐘書、葉君健、朱生豪等人，他們學貫中西，外文精湛，國文功底深厚，其翻譯作品不僅實現(xiàn)了“信、達”，還能達到“雅”的高度，久經(jīng)時間考驗。在外語院系遍地開花的今天，教育部對高校開設中國傳統(tǒng)文化課程持鼓勵態(tài)度。以2000年《英語教學大綱》為例，大綱建議為英語專業(yè)學生開設《中國文化概論》等課程，在附錄中推薦十幾本關于中國文化的參考書目。學生只有在掌握語言的基礎上深入學習中外文化，才能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做到游刃有余。然而目前對高校外語專業(yè)學生的培養(yǎng)，往往缺失跟傳統(tǒng)文化有關的知識講授，這是巨大的損失。高校對學生外語能力的培養(yǎng)，不僅體現(xiàn)在聽、說、讀、寫、譯具體語言能力的提高上，還體現(xiàn)在對跨文化交際能力的訓練上。目前我國高校外語院系開設了大量西方文化課程，例如英語國家社會與文化、英美文學導論、西方文明史專題等等。然而，在強調(diào)目的語文化輸入的同時，卻忽視了教學過程中母語文化的滲透。例如，我們的學生可以流利地用英語講述圣誕節(jié)的來歷，卻難以用英語介紹端午節(jié)的傳說和習俗，甚至有學生在被詢問中國節(jié)日的細節(jié)的時候，理直氣壯地說：“西方很多節(jié)日都是跟宗教歷史有關的，我們很多節(jié)日是跟吃有關的?！边@種想法竟然受到了不少同學的贊同。誠然，宗教問題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嶺。但中國以道德代替宗教，以倫理組織社會，又怎么是簡單的“節(jié)日跟吃有關”能解釋的？如果外語院系學生本人都不深入理解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又怎么可能向其他人介紹中國文化呢？《20世紀的社會轉型》作者阿蘭·圖雷納提出，“現(xiàn)代性并不是一筆勾銷往昔，而是要把盡可能多的往昔納入到盡可能多的未來?！敝挥屑訌妭鹘y(tǒng)文化教育，才能保留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和特點，培養(yǎng)適應未來社會發(fā)展的高素質人才。
三、加強傳統(tǒng)文化教育有利于國家維護文化安全、增強國際競爭力
20世紀90年代初，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首創(chuàng)“軟實力”概念，認為在信息時代，軟實力的重要性變得比以往更突出。文化是軟實力的重要要素之一，同志指出：“一個沒有文化底蘊的民族，一個不能進行文化創(chuàng)新的民族，是很難發(fā)展起來的，是很難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文化認同不是一個中性的活動，而是帶有價值觀選擇的、有喜惡傾向的活動。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國家越來越注重運用文化力量來獲取國家利益，為其戰(zhàn)略目標服務。美國一直致力于將美國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擴展到全球，用美國的方式“改造世界”，最終實現(xiàn)全球霸權。面對這一現(xiàn)實，在十七大報告中，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建設已經(jīng)被提高到國家戰(zhàn)略的高度。在高校外語教育中加強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弘揚與傳播，有利于增強學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與自豪感，以應對文化殖民主義的威脅。先生認為，“語言是文化整體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個工具的體系，而是一套發(fā)音的風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闭贾鲗У匚坏恼Z言，會影響我們的思維方式，影響我們對世界的觀察和思考。如今，英語在國際上處于主導地位。根據(jù)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1999年3月公布的統(tǒng)計：全世界每年出版的翻譯著作大約有2.4萬種，其中從英文翻譯成其他文字的占60%，而美國的英語著作又占其中的80%；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發(fā)展中國家用本民族文字寫的作品，能夠被翻譯成英語、法語等語言出版的，只占這2.4萬種翻譯著作的5%。中國作家的作品想要在西方獲得認同，往往需要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與中國的實際情況脫節(jié)。在中外雙向的文化交流中，我們需要認識自己的文化，才能同世界其他民族分享中華文明的結晶，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為此，黨和國家提出了“走出去”的戰(zhàn)略，加強對外文化交流，擴大文化貿(mào)易。然而，沒有精通傳統(tǒng)文化的高素質外語人才，“走出去”戰(zhàn)略只是紙上談兵。
我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一直在向前發(fā)展，腐朽落后的被淘汰掉，精華的則被保留和發(fā)揚。無論是為了學生人格的健全發(fā)展，還是為了高校培養(yǎng)跨文化優(yōu)秀人才、國家提高綜合實力，在高校外語院系加強傳統(tǒng)文化教育，讓學生在掌握外語能力的同時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希望高校能給學生的，不僅僅是一張通往工作的門票；高校能給社會的，不僅僅是有文憑的工人。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自暴自棄。加強傳統(tǒng)文化教育，分享幾千年文明結晶，充當傳統(tǒng)文化的守門人，恰恰應當是高校外語院系和社會語言培訓機構的區(qū)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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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摘要： 本研究以中國學生和英語母語學生應用語言學碩士學位論文中的四詞詞塊為調(diào)查對象，從結構和功能角度對比分析了中外大學生在英語學術寫作中的詞塊使用情況。研究發(fā)現(xiàn)，與英語母語學生相比，中國學生使用了更多數(shù)量和更多種類的四詞詞塊，更偏愛使用被動結構的詞塊，較少使用介詞短語詞塊，但對“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的使用明顯不足。
Abstract： This study has surveyed the use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in Master’s theses by Chinese and English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sciplin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s reveals that Chinese students employ a larger number and a larger variety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than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and show more reliance on lexical bundles of Passive V+(complement) structure. However, Chinese students use lexical bundle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 structure less frequently and use participant-oriented lexical bundles inadequately.
關鍵詞 ： 詞塊；英語學術寫作；語料庫語言學
Key words： lexical bundles；academic English writing；corpus linguistics
中圖分類號：H310.43/.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5）02-0252-03
0 引言
美國心理學家Miller和Selfridge于20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了“組塊”（chunking）的概念，用以闡釋單個信息集結成塊的過程[1]。這個“組塊”的概念后來被語言學家移植到語言學領域，就有了“詞塊”的概念[2][3]。詞塊（或稱預制語塊、詞塊、組塊等）是由連續(xù)或非連續(xù)的兩個或多個詞組合而成的、有一定心理現(xiàn)實性的（即使用時可以整存整取而不經(jīng)過語法生成或分析）預制語言單位[4]。詞塊整存整取的特征，大大提高了交際時語言表達的地道性、連貫性和生動性。詞塊的學習能夠減少大腦處理信息時的負擔，有利于自動識別和提取，有助于提高表達的流利性和理解的速度，語塊習得逐漸成為二語習得研究領域的一大熱點。
國外語言學界對詞塊現(xiàn)象進行了較為深刻的理論探討及實證研究，國內(nèi)對詞塊的研究始于本世紀初，對詞塊在二語習得或教學中的作用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探索[5]。經(jīng)筆者綜合檢索，發(fā)現(xiàn)國內(nèi)關于詞塊研究的文章數(shù)量穩(wěn)步增長，2009年至今，研究文獻迅速增加。國內(nèi)過去十年左右時間里對詞塊的研究囊括了詞塊的定義、分類、識別，詞塊與語言水平（聽、說、讀、寫）的相關性研究，二語學習者詞塊（口語、筆語詞塊）使用特點，詞塊教學的成效性等多方面的內(nèi)容。上述各類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既有理論探究又包含基于語料庫或語料庫驅動，基于教學實踐的實證研究。數(shù)十年的詞塊研究打破了結構主義語言學詞匯語法二分法的觀點，提出了以詞匯語法為其一，以詞塊為另一內(nèi)容的語言習得二重模式，這是語言學研究的重大進步。
然而，綜觀國內(nèi)外學術語篇中詞塊的相關研究，很多都是對比研究二語學者和本族語學者使用詞塊的差異，鮮有中國學生與英語本族語學生詞塊使用的對比研究。針對該研究空缺，本研究自建語料庫，通過對比分析2011-2013年中國學生和英語本族語學生應用語言學碩士學位論文中的四詞詞塊，探討中外學生詞塊使用的異同。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語料庫的研究方法首先自建了兩個總字數(shù)約100萬的學習者語料庫，分別命名為語料庫A和語料庫B。前者由2011至2013年中國英語學習者所撰寫的30篇碩士論文組成，后者則由2011至2013年英語本族語者所寫的30篇碩士論文構成。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為避免體裁和學科差異造成的詞塊使用方面的差異，自建的兩個小型語料庫中的文章均為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領域的英語碩士學位論文。接著，用AntConc 3.3.5w軟件提取符合條件的四詞詞塊。本研究選擇Cortes[6]較保守的20次/每百萬詞的提取頻點，并要求所提取詞塊至少分布在5個文本中。最后，根據(jù)Hyland[7][8]的四詞詞塊結構及功能分類（分別見表1和表2）對兩個語料庫中的目標詞塊進行分類，對比分析中國學生與本族語者學術寫作中四詞詞塊使用的異同點。
2 結果及討論
本小節(jié)將通過考察語料庫A和B中四詞詞塊的結構及功能分布，對比中國學生和英語本族語者的詞塊使用情況。根據(jù)統(tǒng)計，語料庫A共有字數(shù)約521,330，其中滿足提取條件的四詞詞塊類符總數(shù)為222，形符總數(shù)為4,325；語料庫B共有字數(shù)約528,344，其中滿足提取條件的四詞詞塊類符總數(shù)為177，形符總數(shù)為3,550。由此可見，中國學生比英語本族語者在碩士學位論文中使用了更多類型和更多數(shù)量的四詞詞塊，對詞塊依賴程度更大。
表1顯示了兩個語料庫各結構分類中四詞詞塊的種類數(shù)以及占詞塊總的種類數(shù)的比例。根據(jù)表1，在兩個語料庫中，結構為“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介詞短語+嵌帶of短語片段”和“其他形式”的四詞詞塊使用較多，其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是“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結構的詞塊種類，在語料庫B中占22.6%，在語料庫A中則多達26.1%。該研究發(fā)現(xiàn)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結論。如Hyland[7]發(fā)現(xiàn)，碩士論文前50個高頻四詞詞塊中，“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結構的詞塊最常見。相比之下，本族語學生更偏好介詞短語詞塊。在語料庫B中，介詞短語詞塊種類數(shù)的比例（“介詞短語+嵌帶of短語片段”與“其他介詞短語片段”比例之和）高達31.7%，而在語料庫A中僅為20.7%。值得注意的是，屬于“其他介詞短語片段”類型的詞塊“on the other hand”在兩個語料庫中都是最高頻的詞塊，在語料庫A、B中的標準頻次分別為205、214次/每百萬詞，說明英語本族語學生和中國學生一樣，對“on the other hand”詞塊依賴性很大。
表1顯示，中國學生碩士論文中“被動動詞+短語片段”結構的四詞詞塊明顯多于英語本族語者碩士論文。具體而言，語料庫A中被動結構的四詞詞塊種類占9.9%，語料庫B中該比例為6.2%。這一現(xiàn)象似乎說明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偏愛使用被動結構。Wei & Lei[9]也曾指出，同專家作者相比，中國高級英語學習者明顯使用了更多的“被動動詞+短語片段”詞塊。由表1可以看出，在兩個語料庫中，“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詞塊在語料庫A中占到3.6%，在語料庫B中稍微高一點，占到4.5%。Wei & Lei[9]發(fā)現(xiàn)學習者對“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結構使用的頻率明顯低于學者型作家，因而學習者，尤其是中國學生對于該結構詞塊的使用能力有待發(fā)展?！跋刃性~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結構性詞塊雖然數(shù)量和類型較少，但是此類詞塊可以為作者表達必要性、重要性、可能性等態(tài)度提供很好的話語資源。
從總體上看，語料庫A和B中短語類詞塊（主要包括“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其他名詞短語片段”、“介詞短語+嵌帶of短語片段”和“其他介詞短語片段”）的種類都比句子片段類詞塊的種類多，該特點進一步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結論，即學術英語詞塊更偏短語化[9][10]。
表2顯示了兩個語料庫各功能分類中四詞詞塊的種類數(shù)及占詞塊總的種類數(shù)的比例。根據(jù)表2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兩個語料庫中四詞詞塊的種類數(shù)及比例從“研究主導的詞塊”到“文本主導的詞塊”再到“參與者主導的詞塊”呈遞減的態(tài)勢。這一現(xiàn)象與Hyland[7]及Wei & Lei[9]的研究發(fā)現(xiàn)一致，說明學術寫作中的新手作者想通過對于研究材料、研究過程等的清晰表達而非通過話語資源來證實自己的學術能力。同時，本研究中選取的應用語言學學科中的論文大多是基于實證數(shù)據(jù)的，從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研究主導的詞塊”的高頻使用。根據(jù)Hyland[7]的研究，“文本主導”和“參與者主導”詞塊從碩士到博士再到專家學者，其使用比例越來越高，該結果似乎表明“文本主導”和“參與者主導”詞塊的使用頻率隨著語言水平的提高而顯著增加。據(jù)此，中國學習者及英語本族語者都應當提高本文意識，同時注重讓讀者更好地融入文章。表2顯示，中國學生對于“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的使用同本族語者相比更加不足，只有11.7%，低了4.1%。
在“研究主導的詞塊”的五個小分類中，語料庫A和B都使用了很多類型的“描述詞塊”，該類四詞詞塊種類數(shù)在語料庫A中占到22.7%，在語料庫B中占到19.8%，遠高于“時間、地點詞塊”、“過程詞塊”、“量化詞塊”及“和研究話題有關的詞塊”的比例。這說明中國學生和本族語學生在學術寫作中都特別注重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設備、環(huán)境等信息，體現(xiàn)自己研究的客觀性。相比而言，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加注重該類詞塊的使用。語料庫A和B中“文本主導的詞塊”比例差不多，分別是22.5%和21.5%，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每個小類的數(shù)量和比例上。例如，仔細觀察可以看出，本族語學生“限制詞塊”使用最多，而中國學生比較偏愛“結果詞塊”。但是中國學生“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種類數(shù)明顯低于英語母語學生，而這種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對“觀點、態(tài)度詞塊”的使用上。這說明，英語本族語者使用了更豐富的詞塊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和評價。
3 結束語
基于以上研究結果可以得知：中國學生2011-2013年應用語言學碩士學位論文比同時期的英語本族語者碩士學位論文使用了更多數(shù)量和更多種類的四詞詞塊。同英語本族語者相比，中國學生2011-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中較少使用介詞短語詞塊，但是“被動動詞+短語片段”結構的詞塊明顯較多，說明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偏愛使用被動結構。中國學生和本族語學生一樣，對“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結構使用不足，能力有待加強。中國學生對于“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的使用同本族語者相比更加不足，主要表現(xiàn)為：中國學生較少使用“觀點、態(tài)度詞塊”明確自己的立場、凸顯自己的研究身份。在詞塊功能小類上，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加注重“描述詞塊”的運用，來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設備、環(huán)境等信息，強調(diào)自己研究的客觀性。本族語學生“限制詞塊”使用較多，而中國學生比較偏愛“結果詞塊”。
中國學生在詞塊使用方面，和英語本族語者還存在一定差距，因而建議外語教師使用基于語料庫的教學方法，促進學生更好地認識和使用詞塊。
注釋：
①結構類別8是本研究加進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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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主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16開
國際刊號：1001-6368
國內(nèi)刊號：11-1068/I
郵發(fā)代號：82-325
發(fā)行范圍：
創(chuàng)刊時間：1987
期刊收錄：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shù)據(jù)庫(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榮譽：
1 問題的提出
筆者長期從事高校圖書館文獻信息資源建設的業(yè)務與管理工作，發(fā)現(xiàn)近年來國內(nèi)版圖書的中外文文種界定日趨困難，且有難以區(qū)分的趨勢。雖然國內(nèi)有關編目機構早已了有關中外文圖書界定原則或規(guī)定，但還是沒有達成統(tǒng)一共識，因此，出現(xiàn)同種圖書在不同圖書館中外文界定不一致的情況，在此僅舉2007－2008年國內(nèi)出版的圖書4例，如表1所示：
圖書館界曾經(jīng)有“國內(nèi)出版物應是中文圖書的常規(guī)”的說法，而且“由于授權版西文書的出版信息刊登在國內(nèi)出版的新書目錄中，并以人民幣標價，各館多隨中文圖書一同購入，按照中文采編和西文采編各自歸口的傳統(tǒng)做法，于是這批書被‘順理成章’地送到中文編目組”，“受以上這些因素的影響，多數(shù)圖書館將這類文獻作為中文圖書編目，并歸人中文目錄似乎已經(jīng)成為一種‘約定俗成’”。國內(nèi)原版外文圖書也出現(xiàn)類似情況，“鑒于本土西文圖書以上特征及出版數(shù)量還不多的情況，使得該種圖書在從采購到進人流通的全部工作流程中被作為中文圖書處理”。另外，國內(nèi)出版的圖書的在版編目(CIP)一律是中文文種編目。且中文題名為正題名，外文題名為并列題名，這也造成圖書文種界定的誤導。目前，國內(nèi)出版的中外文圖書征訂目錄結合在一起，圖書館一般由中文圖書采訪人員負責采購，到館后再區(qū)分中外文圖書，分別移交中文編目部門和外文編目部門，國內(nèi)版外文圖書與進口的國外原版外文圖書一起編目入藏，所以，中外文圖書的界定成為重要的業(yè)務工作。
2 中外文圖書的界定
2.1 中外文圖書界定原則
對中外文圖書的界定，一般多從圖書的封面、封底、書脊、題名頁、版權頁、前言、目次、出版說明、正文等各部分的文種特征來描述分辨，制定詳細的區(qū)分界限。但事實上，目前的圖書出版外表特征千差萬別，舉不勝舉。例如有學者單單就國內(nèi)出版的授權重印版西文圖書的出版形式就列出了6種，而且以后還會有更多種多樣、紛繁復雜的出版形式，所以，用于中外文圖書界定的外表特征的詳細描述越來越無法包羅萬象，造成圖書館采編人員經(jīng)常無所適從。筆者認為，圖書的外表特征固然是中外文圖書界定的重要因素，但我們更應該解放思想，以人為本，服務讀者。拋棄采編部門注重技術、自我完善的傳統(tǒng)工作方式，從讀者需求的角度來考量?！拜p外表，重內(nèi)容”，不要固守于某些部分特征的細小區(qū)別，側重從圖書偏重的主要讀者群、讀者借閱的傾向、圖書閱讀效能的最大化等圖書的使用功能、讀者實用性方面來界定。下面分別探討兩大類圖書的中外文文種界定：
2.2 引進版圖書的中外文文種界定
2.2.1 添加大量中文翻譯及注釋的授權影印版圖書宜界定為外文圖書 對于與原版圖書在內(nèi)容和形式上基本保持一致，只是在圖書封面、題名頁等地方增加翻譯中文題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的授權影印版圖書，圖書館一般界定為與原版圖書一樣的文種。例如有學者指出：“影印版外文圖書文種的確定，決定因素是文獻內(nèi)在特征，授權版圖書的特點是引進版權，受影響的只是圖書的版權，而不涉及圖書的語種”。但國內(nèi)出版的授權影印版圖書的出版形式越來越多樣化，外表跟引進版權的譯著版極為相似。內(nèi)容簡介、出版說明、序言、導讀、目次等內(nèi)容都為中文；中文CIP及版權頁、內(nèi)容改編重印、正文增添中文內(nèi)容等情況日趨普遍，經(jīng)常讓圖書館采編人員產(chǎn)生包含了這么多中文內(nèi)容，是否應該界定為中文圖書的疑問。例如圖書《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 to Master》(程序員修煉之道)(978－7－115－15566－5)的編者在“出版說明”中指出：“本次出版的英文注釋版，除了按原版版權方的要求翻譯了前言、序等文字，并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書的正文部分之外，還在多位業(yè)界專家的大力支持下，利用頁邊和頁腳的空白增加了一些注釋，算是一種新的嘗試，力求為讀者能夠提供更多的價值”。筆者認為，盡管此書章節(jié)標題有中文翻譯，內(nèi)容有中文提示主題，還有中文內(nèi)容提要、序言、前言、作者簡介等內(nèi)容，但是，本書還是應該被界定為英文書。與本書類似的情況還有相同出版社出版的《重構(英文注釋版)》、《企業(yè)應用架構模式(英文注釋版)》等書，以后多種語言交叉的情況還可能更多。
2.2.2 系列文獻的中外文界定要盡量保持一致 外語教學參考資料，即使是授權影印版圖書，從讀者外語學習的作用出發(fā)，還是界定為中文圖書為宜，正題名應該為中文。如《挑戰(zhàn)日本語中級》(978－7－301－12863―3)正文為日文，是日語水平考試參考資料，授權影印版。國家圖書館界定為中文圖書，正題名為中文；北京大學圖書館雖然也界定為中文圖書，入藏中文書廳，但著錄時正題名為日文，中文題名為并列題名。筆者認為，系列文獻的中外文界定要盡量保持一致，即要求采編人員在界定圖書文種時，應該查檢本館館藏狀況及通過有關出版動態(tài)信息查詢系列圖書出版預期，特別是避免多卷書前后界定為不同的文種并入藏到不同的書廳。與此書關聯(lián)的還有《挑戰(zhàn)日本語學生用書》(7－301－10972－5)，它的中文前言指出“本書為《挑戰(zhàn)日本語》系列叢書的學生用書。”題名頁與封面都有“中文版”字樣，正文中有部分中文翻譯，從整系列圖書總體考慮，界定為中文圖書為宜。
2.2.3 引進版英漢雙語圖書宜界定為中文圖書 過去英漢對照圖書一般是為學習英語而編著的，當然界定為中文圖書?，F(xiàn)在引進版專業(yè)圖書也在正文中出現(xiàn)英文原版和中文譯文，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英漢對照，而是分開兩部分，英文部分在前，中文部分在后。如《商業(yè)分析》(978－7－5058－6482－5)，“中英文雙語版專有出版權屬經(jīng)濟科學出版社”。題名頁沒有英文，標明“英漢雙語”，責任者有“主編”、“譯者”，還有“譯審”，“總目錄”中顯示本書前半部分為“英文部分”，后半部分為“中文部分”。中文部分是中文翻譯，還有審譯。因此書是引進版圖書，且前半部分都是英文，采訪部門的圖書驗收人員很直觀就把本書界定為英文圖書。筆者認為，雖是引進版專業(yè)圖書，但既然有完整中文譯文，還是界定為中文圖書為宜。
2.3 國內(nèi)原版圖書的中外文文種界定
2.3.1 國內(nèi)原版外文圖書出現(xiàn)中外文交匯在一起的狀況 為適應國際學術文化交流需要，近年來，我國學
者用外文撰寫學術專著在國內(nèi)外出版的數(shù)量迅速增多，特別是隨著雙語教學的進一步開展，更多國內(nèi)學者根據(jù)我國國情用外文編寫出版教材，同時外國學者在國內(nèi)出版的外文專著也日漸增多。國內(nèi)原版外文圖書比授權影印版外文圖書更容易誤判為中文圖書，且多數(shù)內(nèi)容特征和外表特征復雜多樣，中外文交織在一起，出現(xiàn)了許多不但封面、封底、書脊、題名頁有中外文字樣，圖書正文也包含了中外文內(nèi)容的圖書，給圖書館圖書中外文界定增加難度。
2.3.2 沒有英文題名的英文圖書 《德國文學史》(978－7－5321－3157－0)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本書的著者是美籍學者，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題名頁、封面、書脊、版權頁都只有中文題名，還有譯者，但第二題名頁的第二責任方式卻改為“編注”。全書是由英語寫成，目次及正文都是英文，只是腳注有中文解釋及每章后面有中文思考題，沒有中文翻譯，所以第二責任方式實為“編注”。有圖書館將該圖書界定為中文圖書，筆者認為雖然題名頁等處沒有英文題名，但從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yè)文獻來考慮，并結合本書的內(nèi)容特征，還是界定為英文圖書為妥。
2.3.3 宜以主要的文種來界定文種圖書 我國學者在國內(nèi)出版社出版的學術專著，如《Approaching Gender in Chinese Compliments》(漢語稱贊語中的性別研究)(978－7－03－019885－3)的封面、書脊、題名頁等處都出現(xiàn)中文題名及著者姓名，有中文CIP、版權頁、序言、摘要、中文提要，含有中文參考文獻，甚至正文中還出現(xiàn)個別中文內(nèi)容，但考慮到圖書的主要文種還是應該界定為英文圖書。又如，對于有區(qū)分不同外文文種的圖書館，宜以主要的文種來界定文種圖書，如國內(nèi)出版的《Foreign Language Studies》(外國語言研究)(978－7－89490－391－4)，題名頁中文題名在上，英文題名在下，系我國學者撰寫的外國語言研究文集，主要是英文，還有幾篇是日文。論文的參考文獻出現(xiàn)少量中文，應該界定為英文圖書為宜。
2.3.4 外語教學與自學的圖書宜界定為中文圖書 國內(nèi)原版圖書《英語演講選評100篇》(978－7－5600－6000－2)“前言”介紹：“我們從2002－2005年‘CCTV杯’全國英語演講大賽的半決賽和決賽中挑選了定題演講和即興演講各50篇，每篇演講的文字材料后面都附以簡短的點評，指出該演講的優(yōu)點和可以改進的地方”。點評和演講內(nèi)容都是英文，而且本書的目錄、正文(包括演講的基本原則介紹、演講建議等)都是英文，如果只從圖書正文的文種形式來區(qū)分，一定界定為英文書，但筆者認為，從外語教學和學習的角度出發(fā)，還是界定為中文圖書為宜。
3 國內(nèi)版外文圖書的采編工作
3.1 國內(nèi)版外文圖書采訪職責有待明晰
國內(nèi)版外文圖書經(jīng)常把中文題名用大號字體突出印刷在封面、書脊等處，容易造成“中文圖書錯架混進外文書廳，圖書館藏雜亂無章”的錯覺。這種外表特征中文化的情況給圖書館現(xiàn)場采訪也造成一定的困難，往往導致未能及時正確判明文種而造成錯過選擇的機會或采購不恰當?shù)膹捅玖?。此外，征訂目錄都是與中文圖書混雜編排在一起，采用中文題名，與中文圖書一樣的采訪途徑，與目前圖書館文獻采訪一般按文種區(qū)分中文圖書采訪與外文圖書采訪的分工現(xiàn)狀不吻合，很容易造成中文圖書采訪人員認為是額外負擔，而外文圖書采訪人員又愛莫能助，成為誰也不愿辦理的圖書采訪三角地帶。由于業(yè)務缺乏溝通，未能很好地協(xié)調(diào)國內(nèi)版與國外版外文圖書采編，也沒有建立完善的鏈接檢索功能，因此，有待分工更為合理的采編業(yè)務職責崗位的設置。
3.2 授權影印版圖書的國內(nèi)拆分出版及跳頁現(xiàn)象
有的授權影印版圖書在國內(nèi)拆分出版，如清華版雙語教學用書《Microelectronics Circuit Analysis and De－sign》(電子電路分析與設計)(978－7－302－15684－0)就是根據(jù)國內(nèi)電子技術類課程教學的特點，在國內(nèi)出版時一個題名下按多卷書形式出版三分冊，高校圖書館采編人員就要注意完整采購和編目。大多數(shù)雙語教材都進行改編，但一般不改編正文的實質內(nèi)容，只是刪除部分內(nèi)容，如《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Manage－ment》(面向管理的數(shù)量分析)(978－7－301－12838－1)就刪除了原書3章，并且“編輯在對原版圖書進行刪節(jié)、重新編排頁碼的同時，為了便于讀者使用索引等，仍保留了原書的頁碼(在每頁正文的上面)”。這類書的出版特點應引起采編部門的重視，雖然每頁的下面有重新排列的頁碼，但圖書驗收人員如果沒有詳細了解本書改編影印的特點，一看到正文每頁上面的頁碼，容易誤解為圖書缺頁。有的改編版影印圖書甚至沒有重新排列頁碼，如《International Management》(國際管理)(978－7－111－20801－3)就出現(xiàn)跳頁的現(xiàn)象，“因為文中提到的頁碼或內(nèi)容有可能已被刪掉……”，也造成圖書著錄的“頁數(shù)”項不準確。
3.3 國內(nèi)版外文圖書書目數(shù)據(jù)著錄注意事項
對于國內(nèi)讀者來說，正題名是檢索識別圖書的最重要標志，因此，我們一貫非常重視題名檢索點的設置。ISBD規(guī)定：“如果題名用不同的語言和／或文字，正題名應是資源內(nèi)容或主要部分所用語言和／或文字的題名”。國內(nèi)版外文圖書應該著錄外文題名為正題名，把中文題名著錄為并列題名，并分別提供檢索點。授權影印版圖書編目數(shù)據(jù)要盡量提供原書的題名、ISBN等檢索點，以備國外原版圖書采訪時。要建立國外原版外文圖書、授權影印版圖書、引進翻譯版圖書的機讀目錄數(shù)據(jù)聯(lián)接，例如，上面列舉的引進版外文圖書《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to Master》(程序員修煉之道)(978－7－115－15566－5)于2003年出版，在2004年又出版翻譯本，圖書館機讀目錄編制應該進行有效鏈接。授權影印版圖書出版發(fā)行項應該客觀著錄，即不要把出版地和出版者進行翻譯；許多授權影印版圖書都系叢書之一，叢編項也宜如實著錄，無須再翻譯。這可以說也是授權影印版圖書編目數(shù)據(jù)區(qū)別于國外出版外文圖書的一個特色。筆者認為，版本項應該是與出版發(fā)行項對應的，出版發(fā)行項著錄了國內(nèi)授權影印出版社與出版時間，版本項就不應該著錄原版版本，原版版本應該與原版的其他信息一起著錄在附注項，即USMARC的“534 Original Version Note”字段，且一般以“$P Reprint.Originally published：”子字段開始。
4 進一步的建議與設想
通過本文的圖書實例分析和研討，筆者認為針對國內(nèi)圖書出版的形式日漸多樣化，中外文交織在一起，
中文是我國普通高等教育中歷史悠久的傳統(tǒng)學科。由于其厚重的專業(yè)基礎、廣泛的就業(yè)面以及相對固定的社會需求量，成為地方性院校普遍開設的專業(yè)。然而，隨著許多地方性本科院校開始放棄傳統(tǒng)的精英大學發(fā)展目標，選擇了多學科性、應用型大學發(fā)展之路，傳統(tǒng)中文專業(yè)課程教學亟待進行改革，以使中文教育為社會服務，為實踐服務，培養(yǎng)中文應用型人才。面對地方本科院校當今的轉型發(fā)展之路，如何在教學中將必可不少的理論與時代需求相結合，就成為中文專業(yè)教師普遍面臨的困境和迫切解決的任務。
一、比較文學本科課程教學現(xiàn)狀與反思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較文學正式作為一門課程進入我國高等教育的課堂?？v觀現(xiàn)今比較文學的本科課程，無論是教學目標還是教學內(nèi)容，都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特征。正如陳惇所言:“隨著比較文學研究的深入發(fā)展，各校開設的課程也與以往不同。除了講比較文學原理的課程之外，還有作家作品的比較研究、文學類型的比較研究、文學思潮的比較研究、比較詩學、中外文學關系史、跨學科研究等，確實比以前豐富多了。”［1］造成比較文學在教學目標、教學內(nèi)容等方面多樣化發(fā)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取決于各學校在具體培養(yǎng)目標、教學內(nèi)容、教學進度、教學大綱等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自。這種多樣化又是沿著三個方向在演變:一個方向是繼續(xù)講比較文學的基本原理;第二個方向是比較文學理論體系中的某一個方面的拓展和深化，如中外文學關系史、比較詩學、跨學科研究等，它們本來屬于比較文學理論體系的一個部分，現(xiàn)在把它們單獨分離出來，自成一個專題，進行深入的探討;第三個方向是把比較文學與其他學科結合起來，或者說是有意識地運用比較文學的觀念和方法去研究另一種學科的某個專題。［1］而對比較文學本科課程的教學內(nèi)容，學界有多種看法。有學者認為“高校中文系或外文系比較文學本科課程的最好形態(tài)，是將中國文學史，特別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與外國文學史的內(nèi)容，與現(xiàn)有的比較文學相關理論探討與方法講解結合起來，以文學史上的作家作品為主的種種現(xiàn)象方面的內(nèi)容來充實現(xiàn)有的比較文學教材與課堂，讓比較文學課程教學內(nèi)容更加多樣化、綜合化、‘文學史化’”。［2］還有學者認為“比較文學本科課程要輕概論，而重在講具體案例”［3］。持后一種看法的不只一位學者。有學者因為在本科階段進行的比較文學課程教學實踐中，“教學的實際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學生在學完學科的基本理論知識后，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比較文學，學習本學科有什么用，比較文學的論文應該怎么寫”，所以主張比較文學“課堂教學的內(nèi)容重點就不再是對純學科理論知識的學習，而在于具體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學習，包括比較文學的基本類型和研究方法，文學范圍內(nèi)比較研究的領域，以及每一種研究方法應該怎樣去操作等”［4］。針對上述教學目標演變的三個方向課程安排各有特點與優(yōu)勢，但都有不足。全面講授學科原理的課程易失于枯燥晦澀，專題研究的如中外文化史、比較詩學等課程雖長于專精，但有失廣博與系統(tǒng)，與其他學科結合的課程如“西方現(xiàn)代主義與中國現(xiàn)代主義”“魯迅與中外文化”“俄國文學與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中西戲劇比較”等課程針對性強，但也因為專精，容易失卻比較文學的學科特色。
二、比較文學教學建議
(一)堅持理論與實例教學并進
在堅持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原則之下，既要講授比較文學作為學科的相關理論知識，又要有研究方法、研究實例的介紹。學科的基本理論介紹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經(jīng)過一學期的學習，作為初學者，學生能掌握比較文學的學科性質、學科歷史、學科特征、學科研究范疇等具有完整性和體系性的知識。另一方面，從比較文學本科階段的培養(yǎng)目標來看，如果將學貫中西從事高級研究的人才培養(yǎng)作為比較文學本科教學的培養(yǎng)目標并不現(xiàn)實，因通過大學四年級一個學期幾十個課時的教學就能讓學生一躍成為比較文學的研究專家未免不切實際，而幾十個課時的教學讓學生對比較文學有大致的了解，形成初步的比較文學研究意識和較為開闊的比較視野則是有可能實現(xiàn)的。有學者主張“比較文學課的主要內(nèi)容則大致可分為三大塊:一是比較文學的概念原理和規(guī)律;二是比較文學的歷史，包括中外比較文學的發(fā)展史和目前的研究動態(tài);三是比較文學的研究策略和方法。這三塊內(nèi)容中，第一塊和第二塊是較固定的內(nèi)容，更多的屬學理知識，同時也因比較文學歷史較短而容量較小。第三塊既是學理性的，又具有操作實踐意義，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內(nèi)容的選擇往往受到教師科研方向和成果以及課時長短的影響，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隨意性”［5］。筆者對此分類非常贊同。實際上，這三塊內(nèi)容較好地將理論講解與實踐操作結合在了一起，一并考慮了本科課程設置的規(guī)范性與高校教師授課的個性化特點，既有相關的概念原理、學科發(fā)展歷史的介紹，又有研究方法與研究實例的詮釋，精專與文博兼而有之。當然，在實際操作中，因為課時有限，內(nèi)容安排過多并不合適，以上三塊內(nèi)容還是應該擇其重點，合理分配比例。簡之，教學對象、教學目標的不同決定了教學內(nèi)容的不同。在設計與選擇比較文學本科階段的課程教學內(nèi)容時，一定要將其與研究生階段的教學內(nèi)容進行區(qū)分，本科階段主要是為了普及比較文學的學科基礎知識，自然應當側重前兩塊內(nèi)容，而研究生階段則重在提高學術水平，可以進行一些專題性的介紹。
(二)堅持課堂講授與討論結合
要想真正有效地完成比較文學的本科課程教學，在教學方法上應堅持講授與討論相結合。因為教學方法一定程度上由教學內(nèi)容、教學目的來決定。比較文學本科課程堅持理論與實踐兼?zhèn)涞慕虒W內(nèi)容決定了教學方法中需同時采用講授與討論兩種方法。對于那些理論性強的名詞術語、概念、學派觀點應由教師進行細致分析與解釋，但是也不能任由教師一言堂、滿堂灌，教師應適時地舉些例證或者提出問題啟發(fā)學生進行思考，讓學生運用所學的方法嘗試著進行分析，以期養(yǎng)成研究的習慣與思維方式。為了取得更好的討論效果，最好由教師提前布置好題目讓學生準備，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論之有效。比如在比較文學中關于“形象學研究”講授時，筆者發(fā)現(xiàn)同學們往往對“他者形象”特別是隱藏在“他者形象”背后的“自我形象”等概念理解有難度，為了讓學生們更好地理解形象學的研究內(nèi)容和對象，在老師對相關概念進行講授之后，以討論的形式，組織學生們親自閱讀具有“他者形象”的代表性作品，并在課堂中分析討論“作者是如何塑造異國異族形象”“塑造異國異族形象的目的是什么”等問題，讓學生們在討論中體會和理解“形象學”的相關理論知識，讓學生在實踐中驗證理論，在理論中培養(yǎng)實踐能力。
(三)充分體現(xiàn)比較文學專業(yè)特點，做好跨界融合
比較文學是一門新興學科，“是超越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和其他知識及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例如藝術(如繪畫、雕塑、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jīng)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換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文學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xiàn)領域的比較”［6］。因此，比較文學具有跨文化、跨學科的特點，所以，在進行本科課程教學時必須堅持其“跨”的特點，要跨越單一的文化背景和學科背景，達到真正的跨界融合。所謂跨界融合的第一層意思是跨對象之界的融合，即既要做好文學內(nèi)容的比較研究與講授，又要做好文化現(xiàn)象的比較研究與講授。當然，文學作為學科的出發(fā)點，其內(nèi)容所占比例應相對高于文化現(xiàn)象的講授比例。在文學類關于中西方詩歌異同的研究與講授中，除了要對詩歌這一文體在中西方的差異進行分析外，更重要的還需要引導學生從文化差異的角度來思考分析導致中西方詩歌差異的原因?？缃缛诤系牡诙右馑际强鐚W科之界的融合。即既要與中國古代文學、外國文學、現(xiàn)當代文學等學科在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區(qū)別，又要及時吸收這些學科的新理論、新觀念和新成果。一般來說，高校的比較文學課程的開設晚于中國文化概論、文學概論、中國古代文學、現(xiàn)當代文學和外國文學等課程，此時的學生已有了較為系統(tǒng)的中國文學史知識和外國文學史知識，這樣在比較文學課程教學時教師既不是炒冷飯，重復介紹，又可以充分引導學生利用所學的知識進行比較研究。跨界融合的第三層意思是跨地域之界的融合。即做好中國與外國的比較。中國的比較文學無論在研究還是教學方面都應該立足于本民族，從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出發(fā)進行中外文學、文化的比較研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形成中西文化的對話與溝通。也只有在對別國文學、文化的觀照中我們才能更好地了解本國的文學與文化。這一點正如學者嚴紹璗所說:“一旦把這種跨文化的立場變成自己的學術觀念和方法論基礎，我發(fā)覺自己對從前擁有的關于中國文學和東亞文學的各種知識產(chǎn)生了不少躁動不安的情緒，即時常懷疑自己已經(jīng)獲得的知識的真實性價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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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2.41 文獻標識碼：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7.136
一些西方國家文化現(xiàn)狀與思想內(nèi)涵主要是通過英文文學來體現(xiàn)的，西方思想文化不同于我國，其文化有著自身的民族特點和內(nèi)涵，因此要想了解西方的文化，必須從真正意義上對英語文學有正確的認識。言內(nèi)意義是詞語成分之間、句子成分之間和篇章之間的關系所反映的意義。言內(nèi)意義是指在文學作品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一類意義，它是英語文學翻譯中的難點也是重點，其涉及到語言翻譯中的語音、語法、句子、詞匯等多項語言方面的內(nèi)容，在英語文學翻譯中，需要對言內(nèi)意義進行正確的分析與處理，從而使從英文中翻譯過來的文章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證源語的主題，有效地降低二者之間的信息差別。為了加強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必須對英語文學進行翻譯，這是二者進行溝通的有效手段，其目的是使讀者對同一作品能夠有正確的、真實的、相近的理解與感受。每個讀者或翻譯者的文化素養(yǎng)不同，其在在翻譯過程中，不可能對同一作品有著相同的理解或描述，但是其應當在對作品所處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與鑒賞能力的基礎上，對英文作品進行準確的翻譯。
1 英文翻譯中言內(nèi)意義的內(nèi)涵
1.1 英文翻譯的言內(nèi)意義的定義
以社會符號學的意義觀，為劃分標準對意義進行分類，可將其分為指稱意義、言內(nèi)意義、語用意義三種。其中在英語的文學翻譯中言內(nèi)意義被看作是翻譯的重點，其涉及到語言翻譯中的語音、語法、句子、詞匯等方面。在對英文作品進行翻譯時一定要遵循一定的原則，不僅要最大限度地保持譯文與原文的相同或相近，還要最大可能地使英文作品的文化背景、民族特色、意境等方面用最貼近地語言表現(xiàn)出來，這就對翻譯者提出了較高的要求，要求翻譯者將言內(nèi)意義達到最高標準，盡量縮小語言的信息差別，從而增加了人們對英語文學的閱讀興趣。
1.2 英文作品翻譯的原則及意義
在對英文作品進行翻譯時不僅僅單純要求翻譯的準確性、廣泛性和通俗性，更要求翻譯的英文作品的語言富有感染力、具有藝術性和邏輯性。在對英文作品進行翻譯的著重點和難點就在于是否能夠翻譯出最地道的語言，例如對電影《盜夢空間》中一些翻譯進行分析：
I can't stay with her anymore because she doesn't exist. I wish. I wish more than anything. But I can't imagine you with all your complexity， all you perfection， all your imperfection. Look at you. You are just a shade of my real wife. You're the best I can do ；but I'm sorry， you are just not good enough.
“她不是真實存在的，我不能和她呆在一起。我也想，我比什么都想，但我想象不出你復雜的情緒、你的種種完美和不完美?？纯窗桑阒皇俏移拮拥囊粋€影子。你只是我竭盡全力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已，但是很遺憾，你遠遠比不上真實的她。”這樣的翻譯十分文雅，也能夠很好地表現(xiàn)出電影所要表達的真實意圖，所采用的語言也簡明通俗。
1.2.1 英文翻譯的歸化原則
在對英文作品進行翻譯時，使用翻譯歸化的策略往往能夠達到通俗易懂的目的，但當前隨著國外文化的滲入，異化策略的使用較歸化更為明顯，但并不是說翻譯歸化就不重要，特別是在句子結構的翻譯上，還是應該保持句子的原始結構不能變，否則翻譯出來的句子不可能讓讀者喜歡。翻譯的實質就是充當中外文化交流的中介，只有翻譯出地道的語言才會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歡。例如，在《盜夢空間》中有這樣一句話No space to think in that broom cupboard. 如果從直譯的方式就是在那個放掃帚的壁櫥里根本沒有空間思考，這樣的句子會對觀眾造成理解障礙，讓人簡直就是不知所云。從英文翻譯的歸化策略進行翻譯，翻譯成在那個耗子洞里沒有辦法思考，就能讓觀眾更容易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電影語言的表現(xiàn)力。在臺詞：Hmm， Arthur， you still working with that stick in the mud ？ 其中stick in the mud可以直譯為“沒有進取心的人”，如果使用翻譯歸化策略就可以譯為觀眾都容易接受的“混小子”，就使得電影跟觀眾的親和度增加了，更適應于中國觀眾。同時在對電影《盜夢空間》進行翻譯時也引用了很多中國元素進去，例如：I tried not to come， but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it.我不想來的，但別的東西都不給力。因此，正確使用歸化翻譯策略的優(yōu)點就在于更容易讓人理解和接受，更具有親和感。
1.2.2 英文翻譯的異化
隨著中西文化交流進程的加快，英文翻譯的異化策略已經(jīng)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侗I夢空間》是中國觀眾非常熟悉的一部美國好萊塢電影，其中體現(xiàn)很多政治、宗教及倫理方面的內(nèi)容，而這些方面都是很多中國觀眾所不了解的，因此政治、宗教因素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雷區(qū)。如果在對英文字幕進行翻譯時不能夠充分考慮到這些，就會嚴重影響到對英文作品的興趣。
2 英語文學翻譯中言內(nèi)意義的處理
2.1 英語文學翻譯中的語音方面
英語和漢語語言的不同其語音方面也存在的很大的差異，將二者進行比較，其具體結果見表2.1
表2.1英語與漢語語音方面的比較
[[不同點＼&漢語＼&英語＼&音節(jié)＼&單音節(jié)，故漢語中存在很多多音字＼&多音節(jié)，故英語中存在的同音字少＼&平仄＼&漢語格律詩在平仄上有嚴格的韻律和節(jié)奏＼&英語沒有嚴格的韻律和節(jié)奏＼&聲調(diào)和語調(diào)＼&漢語是聲調(diào)語言，特別是在漢語古詩中講究形式固定，強調(diào)平仄、對仗、押韻＼&英語是語調(diào)語言，韻腳和節(jié)奏構成韻律＼&]]
通過對比分析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博大精深的漢語詩歌中的音韻、節(jié)奏等語言特色，要想在翻譯的過程中體現(xiàn)在譯文中，基本上是很難實現(xiàn)的，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對中國古詩歌文化的美學損失，也就是我們所謂的言內(nèi)意義的缺失，有時言內(nèi)意義上的缺失也會產(chǎn)生信息差。因此在對中國古代詩歌進行翻譯時，必須正確處理語音層面的言內(nèi)意義，作為翻譯者不能夠機械地翻譯原文，必須能夠掌握并應用各種翻譯技巧。例如使用目的語的語音形式，淡化原文的語音形式，在翻譯“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時，可以翻譯成In the steep cold waves are swiftly sweeping by；On the vast earth warm winds gradually growing high.充分體現(xiàn)了言內(nèi)意義，真正做到了在語音方面給翻譯的文章注入新的活力。
2.2 英語文學翻譯中的句式方面
在中國的文學觀念中向來將“語言文采”視為文學的生命，因此在對英文作品進行翻譯時也要充分考慮到中國人的文學審美習慣。中國自古至今一直有使用四個字成語的習慣，且成語的文化博大精深，無論是在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英文翻譯還是對英文作品進行中文翻譯都要充分考慮到這一點。例如，在對影片《盜夢空間》進行翻譯時，使用了大量了中國觀眾所喜好的四字格結構。在中國人的文學觀念中，四字格結構在語言表達上除了言簡意賅、生動有力外，還能夠充分滿足語音上的和諧。例如影片中的臺詞：Well， he was a very inspiring figure. I’m sorry for your loss. May he rest in peace， huh？ 他的一生鼓舞人心，節(jié)哀順變，愿他安息。So do you want to take a leap of faith…or become an old man，filled with regret，waiting to die alone ？那你究竟是想放手一搏呢？還是遲暮之時，滿心悔恨，孤獨等死？四字格結構使整部影片在語言上更富有感染力，極大地滿足了中國觀眾的審美情趣和閱讀的習慣，從而產(chǎn)生了很好的效果。
2.3 英語文學翻譯中的詞匯方面
雙關語是指有的詞有一詞多義的現(xiàn)象，它包括語義雙關（詞的多義）和諧音雙關（同音、音似及近音詞）。在英語和漢語中都存在雙關語，但是英語和漢語有著語言自身語音形式的不同，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也很難實現(xiàn)都詞匯語義的一致對應，這就在很大程度上給翻譯者帶來了更高的、更有難度的翻譯要求。例如，在對紅樓夢中第十六回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哪里照管得這些事！見識又淺，口嘴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著針了。將其翻譯為I am incapable of running things. I am too ignorant blunt and tactless， always getting hold of the wrong end of the stick.其中有一個詞“萬艷同杯”被翻譯成：“Ten Thousand Beauties in One Cup Lachrymal Rerun.”其中“杯”與“悲”是同音字，就是諧音的雙管詞。向這樣的詞語在英文翻譯中是無法體現(xiàn)出來的，如果采取直譯的翻譯方式，就會造成言內(nèi)意義的喪失，譯文不可能準確地符合原文的意思。 因此，在實際的閱讀過程中，讀者從直譯的譯文中不能夠了解到其中蘊含的真實意境，只有通過對照注解才能夠了解到文章所有表達的真實主題。
2.4 英語文學翻譯中書寫方面
漢語和英語的語系不同，漢語屬于漢藏語系，英語屬于印歐語系。在書寫上漢字大部分為象形文字，而英語的書寫是由26個英文字母組成的，可以說單憑這點來判斷二者之間的差異是很大的。漢字在書寫上講究字方、對稱、美觀、象形、指事、會意，漢字有著其他語言所無法比擬的優(yōu)勢，一般把漢字的結構關系分為三大類：上下結構，左右結構，內(nèi)外關系。英語采用的是將26個字母進行組合的拼音文字，便于進行模擬自然聲音。漢字的象形書給人在視覺上一美感，同時中國的書法藝術自古至今在世界上都是聞名的，這種美感要想通過翻譯來得以體現(xiàn)，基本是不可能的。拆字是漢語特有的文字游戲，也是很常用的修辭方法，在翻譯成英語時就很難翻譯出來。例如，在《紅樓夢》中有這樣一段話：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閨化柳質，一載赴黃粱。將其翻譯為Paired with a brute like the wolf in the old fable， Who on his saviour turned when he was able， To cruelty not used， your gentle heart Shal， in a twelvemonth only， break apart.從譯文中我們可以看出，譯文完全不能體現(xiàn)出原文所隱含的意義，只有通過注解才能夠幫助讀者對原文的理解，能夠最大限度地理解體會原文所要表達的真正的信息內(nèi)涵。
3 結語
隨著中外文化交流進程的逐步加快，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涌入中國，同時大量的中國文學作品也走向了世界，因此在對中英文作品之間的翻譯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在對文學作品進行翻譯時應當充分考慮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熟悉原語和目的語文化，如何迎合讀者的口味，理想的翻譯是將原語的信息完全傳遞到譯文中，使譯文的讀者獲得與原文讀者相同或相似的感受。本文通過對英文文學翻譯中言內(nèi)意義的內(nèi)涵及處理方式進行探析，以期為我國的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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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文化“失語”現(xiàn)象
上世紀末，曹順慶先生提出了“失語癥”。雖然他是針對中國文藝理論界而提出的，但這一診斷卻具有普適性：不僅是中國文論界，還有文學界、文化界及教育界統(tǒng)統(tǒng)都患上了“失語癥”。該病癥的癥狀是：在與西方同行交流時沒有自己獨特的理論觀點，發(fā)不出自己獨到的話語聲音，其言說的方式、內(nèi)容和用以言說的術語都是西方的。在中國教育界中，“中國文化失語癥”現(xiàn)象也愈演愈烈。
在跨文化交際中，中國人作為交際主體卻在表達中國特有的文化思想上存在困難。從叢教授將這一現(xiàn)象稱為“中國文化失語癥”（Chinese Culture Aphasia）（從叢，2000）。眾所周知，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特色鮮明，中國以海納百川的氣度吸引著全人類的優(yōu)秀文明成果，創(chuàng)造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國際文化交流中具備天然的文化資源優(yōu)勢。因此，中國文化的英語表達在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國文化失語癥”使得眾多英語學習者，包括許多英語水平達到中級或高級水平的人，在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時，卻是茶壺里煮餃子――有嘴倒（道）不出。
針對中國文化失語現(xiàn)狀，外語教育工作者提出學習目的語文化的同時也不能忽略母語文化的教學。下面僅從幾個方面談一下在外語教學中如何加強中國文化的學習。
二、中國文化“失語”對策研究
1.教材建設
在教材編寫方面，現(xiàn)有英語教材中大多都只涉及目的語文化，很少涉及學習者的母語文化。縱觀我國大學英語教材，中國文化內(nèi)容的課文占的比率太少。單向導入目的語文化已無法滿足當今社會對英語人才的需求。因此在教材建設上，要增加反映中國文化內(nèi)容的材料，增加具有中國特色的英文詞匯，讓學生能用地道的英語來表達中國文化。我們可考慮選取中國作家所寫的英文名著，如丁往道的《中國文化掠影》；或引入英語國家介紹中國文化的文章，如賽珍珠的《大地》；教材應開列中國文學與文化參考書目或編寫與主教材相配套的中國文學文化教材，作為學生課后閱讀之用；有關中國文學文化內(nèi)容的教材編撰可采用漢英對照，也可采用全英文式。如果考慮到內(nèi)容的時新性，還可引入優(yōu)秀的當代中國作品的英文譯文片段和反映中國社會內(nèi)容的英文報刊上的優(yōu)秀文章。這不僅有利于豐富學生的英語知識，幫助其儲備文化知識，培養(yǎng)愛國情操，還為頌揚宣傳中華文化，提高我國的軟實力打好基礎。
2.課程設置
在課程設置上，中國文化教學內(nèi)容應體現(xiàn)哲學、歷史、宗教、社會等中國文化內(nèi)容的綜合，體現(xiàn)出中國文化和區(qū)域文化相結合的特點，讓學生從另一角度來欣賞中國文化，同時可開設中外文化對比課程，強化學習者的對比分析能力，培養(yǎng)他們的跨文化意識；在教學體例上體現(xiàn)出由易漸難的層次特點，體現(xiàn)由語言知識到文化應用的系統(tǒng)特色；在教學目的上體現(xiàn)聽、說、讀、寫、譯等應用能力的綜合訓練；在課程性質上體現(xiàn)必修課和選修課的有機結合；在課程設置對象上，應考慮英語專業(yè)和非英語專業(yè)的實際。切實詳細設置生動、詳實、趣味性與知識性并舉的中國文化英語課程，還有待英語教學工作者們不斷研究。
3.考試改革
考試對于強化中國文化教學是有利的“助力器”。英語考試可謂伴隨著國人的一生，考試門類齊全，每種考試都加深了國人對英語重要性的認識。而面向國人的母語水平考試又有多少？故欲提高中國文化教學，則需要增加中國文化測試的內(nèi)容和比重，真正體現(xiàn)對中國文化教學重要性的認同?？荚嚫母锏姆绞揭遂`活多變：可以采取聽、說、讀、寫、譯等方式，可以增加文化常識的考題，也可要求學生寫文化方面的小論文。同時還可把目前大學英語考試中的作文試題與文化考試融為一體。另外，讓學生寫文化方面的論文以作為其課程考試成績的一部分也是可行的。
4.教師素質
根據(jù)《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大學英語教師應具備獨特的文化素養(yǎng)。大學英語教師首先必須具備英語語言知識、綜合應用能力知識、專業(yè)基礎知識，更需具有相當?shù)碾p文化或多文化知識。傳統(tǒng)的英語教學中，大部分英語教師的教學重點一直是語言知識點的講解，忽略了對中國文化知識的傳播和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知識能力的提高。因此教師應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yǎng)，對目的語文化了解的同時提高母語文化素養(yǎng)。其次，《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明確了大學英語教師需要掌握比較全面的中外文化知識和中外文化評析能力。在教學實踐中可運用比較法，比較英漢兩種語言及文化，從而使學習者對兩種文化產(chǎn)生直觀感受，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對有關目的語文化背景知識進行介紹，并同母語文化進行適當?shù)谋容^，以便學生了解兩種文化現(xiàn)象的異同點，培養(yǎng)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同時積極引導學生，培養(yǎng)學生的文化平等交流意識，讓他們在對外交往中積極地弘揚我們的優(yōu)秀文化。
在英語教學中，如果學了外語就丟了母語，有了外國文化就拋棄母語文化，這個世界仍是隔離的世界，那么學習外語又有什么意義呢？高素質人才的培養(yǎng)同樣呼喚英語文化教學中的中國文化教學。為改變大學英語教學中的中國文化失語現(xiàn)狀，各大高校需積極做出改革措施，實行教材和教學改革，借助考試引導強化，再加上教師從旁指點，學生對中國文化知識的掌握并不難。唯有加強母語文化教學，我國的大學生才能吸收西方的優(yōu)秀文化，稟承我國的民族文化，并將之發(fā)揚光大，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奠定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去年的金秋時節(jié)，紐約氣候宜人，風光無限。我來到已經(jīng)走過250年漫長歲月的哥倫比亞大學，不禁心情激動，感慨萬千。兩個半世紀以來，哥大作為一所世界一流的著名大學，不僅為美國培養(yǎng)了大批人才，而且有眾多的海外各國留學生在此讀書深造。近百年來活躍在中國政治、經(jīng)濟、外交、教育、學術界的那些舉足輕重的文化名人，留學哥倫比亞大學的不在少數(shù)。隨口數(shù)來，即有、馮友蘭、張伯苓、蔣夢麟、蔣廷黻、陶行知、陳鶴琴、顧維鈞、宋子文、徐志摩等，不下幾十位；如果再加上自然科學領域的著名科學家，則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shù)字。如今，到哥倫比亞大學求學的中國留學生更多。漫步在哥大古典而又現(xiàn)代的校園，不時會迎來華族學子自豪而又愜意的笑臉。可以講，中國留學生已經(jīng)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教學的一部分，中國社會文化與哥倫比亞大學的聯(lián)系越來越緊密。有鑒于此，結合該校創(chuàng)建250周年的隆重慶典，2004年9月10日至11日召開了“中國留學生與哥倫比亞大學的聯(lián)系國際學術研討會”?？芍^匠心獨具，意義深遠。
討論會共收到近40篇論文，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探討哥倫比亞大學畢業(yè)的中國留學生的思想、學術、為人、社會貢獻及其與在哥大受教育的關系，其中有學數(shù)學，物理、化學、工程和醫(yī)學等自然科學的，有學哲學、歷史、文學、經(jīng)濟、教育、法學、外交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內(nèi)容之豐富，涉及人物之廣泛，前所未有。有不少參加會議的學者本身就是哥倫比亞太學的畢業(yè)生，他們重返母校，回憶當年的學習和生活，以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去探討中國留學生與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化聯(lián)系，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這樣的中國留學生研究，內(nèi)容豐富，新意迭出，讓人眼界大開，可以講為拓展和深化今后的留學生研究開創(chuàng)了一個極好的新途徑。從中國留學生研究發(fā)展的歷程來看，目前到了一個十分關鍵的時期。眾所周知，20世紀20年代末，舒新城先生出版了他的《近代中國留學史》，開啟了中國留學生研究的先河。三四十年代零星地有一些研究留學生的論著出現(xiàn)，但并沒有形成氣候。20世紀50到70年代，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制約下，留學生的研究基本處于停頓狀態(tài)。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改革開放春風的推進下，尤其在史無前例的留學大潮的帶動下，留學生研究逐步“火”起來了。到2000年前后，不僅研究的論文、專著成批涌現(xiàn)，研究的方式、方法也大有創(chuàng)新，研究的群體隊伍也初步形成，相關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不斷召開。近兩年，在香港、紐約、天津、徐州、珠海等地先后召開了5次規(guī)模盛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應該說中國留學生的研究已經(jīng)達到了較高水平，再進一步向前發(fā)展，困難很多。哥倫比亞大學這次研討會以一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作為研究的平臺，中美學者坐下來在一起做認真深入的探討，應該說是深入研究中國留學生的一個好方法。以往我們按國別、按地區(qū)、按社團、按事件，按學科等來研究留學生，成果頗豐，哥倫比亞大學這次會議按學校來研究的方法則更進了一步，非常值得提倡。對美國、英國、法國、俄國、日本等國一些中國留學生比較集中的名牌大學加以專門的研究探討，無疑會將中國留學生的研究引向深入。與此同時，中國選派留學生比較集中的大學，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等，也可對那里出國和回來的留學生加以系統(tǒng)而深入的考察。假如這些重要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梳理清楚了，留學生的研究自然會躍上一個新臺階。
還應該指出的是，以中外著名大學為著眼點來研究中國留學生，不僅使留學生的研究具有了世界性，會增強我們從中外文化的雙重視角或曰從世界文化的大視野來解析中國留學生的學習、生活、思想和行為，而且有助于中外大學的合作與交流?？陀^地講，中國留學生本身就是受母體文化和異體文化熏陶的特殊的新型知識群體。從一定意義上講，他們是“土”“洋”互動的結果。一般我們講中國留學生學貫中西，就是指他們的文化結構具有了世界性，或者說他們是在走向世界的進程中使中國文化復興。因此，留學生的研究必須有世界眼光，必須有世界意識。在這次哥倫比亞太學的中國留學生研討會上，許多學者都提到了這一點。實事求是地說，如果不從世界的角度來透視兼通中外文化的中國留學生，留學生的研究肯定是“夾生飯”。所以應該呼吁和倡導世界文化視野下的中國留學生研究。
你在這方面著了先鞭?！雹谕踉硪徊看碜鳌端急骐S筆》于1995年獲第二屆中國國家圖書獎。著名翻譯家蕭乾先生在《〈思辨隨筆〉不可不讀》中寫道:“這里論述的真是從中至外,從古至今:從孔子、劉勰到魯迅、,從莎士比亞到普希金,沒有冗長引句,更不見老生常談,全是作者的思緒和心得。他對莎劇有些評論如譯出來傳到國外,估計必會贏得西方莎學家們的贊賞,因為其中飽含著東方人的智慧卓見?！雹廴绻f蕭乾評語中對“東方人智慧”的強調(diào)在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界是先著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見與王元化本人同時期關于中西文化比較的主導思想之強調(diào)是不謀而合:研究中國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學作為比較的參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學為主體,用中國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時的直率說法:“今天的文化危機特別表現(xiàn)在知識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蘊,憎恨傳統(tǒng)文化又不知傳統(tǒng)文化為何物?！雹懿⒎桥既坏氖?十年后日本學者將《思辨隨筆》作為《王元化著作集》之一而完整譯介⑤?！端急骐S筆》于2004年增補修訂為《思辨錄》⑥。有的高校教師開始將之作為“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學時必讀的教科書”⑦。最近一位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年輕學者在《王元化〈思辨錄〉的方法論意義》專題論文中提出:“《思辨錄》體大思精慮全、圓融中外古今,對其展開全面研究是一門大學問?！雹喙P者初步考察統(tǒng)計,《思辨錄》全書出現(xiàn)的外國作家與文學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數(shù)。如果以外國文學作為“比較文學”參照系,則該書內(nèi)涵之豐富也可見一斑。
王元化學術中的“比較文學”因素還可追溯到其歷年乃至早期著述中。例如文藝評論集《向著真實》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國文學家不僅有契訶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羅曼?羅蘭、果戈理、卓別林,還包括法國作家左拉、美國作家考德威爾、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內(nèi)瑞拉詩人等。該書再版后記回顧道:“我寫下了對自己所喜愛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現(xiàn)在雖然已有所變化,但對于這些引導我認識生活和怎樣對待文學事業(yè)的先驅,我始終懷著青年時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讀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當年的感情波瀾?！雹嵋晃荒觊L學者回憶八十年代末讀到《向著真實》與《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二書時的心情:“那時,我在一些前輩鼓勵下,正起步于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并開始招收比較文學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這兩部著作,對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機緣’?！断蛑鎸崱愤@部處處充滿真知灼見的評論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興趣、且對我產(chǎn)生影響的,是他評論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兩篇文章,先生對羅蘭作品認識獨到,見解高遠,我不僅在自己的論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對研究生授課中多次介紹過?！雹偻踉嗄陼r代最初論文是1939年發(fā)表的《魯迅與尼采》。他晚年自述該文“受到了由日文轉譯過來的蘇聯(lián)文藝理論影響”,其中有“機械論的痕跡”②。然而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思想史敘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為“三十年代關于魯迅的最有分量的論文之一”③?！遏斞概c尼采》的標題與今天“比較文學”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該文作為王元化最初發(fā)表而產(chǎn)生影響的論文,意味著其學術生涯中的某種潛在基質。如果說這種基質與后來引進的“比較文學”研究視閾和方法不謀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種著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獨特因素和資源。
二、“比較文學方法”與“綜合研究法”
比較“文學”與“文化”談
早在1994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樂黛云教授就在《比較文學新視野》一文中指出“當前比較文學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和文化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越來越“趨向于一種多元文化的總體研究；圍繞一個問題或一種現(xiàn)象，在不同文化體系中進行相互比照和闡釋”?！?〕劉象愚、曹順慶等學者也相繼提出，“當代比較文學的論爭已經(jīng)離開了文學的領域，爭論的要點已經(jīng)不是在文學的范圍內(nèi)比較文學如何進行的問題，而是比較文學究竟是一種文學研究還是文化研究的問題”〔3〕，“在比較文化大潮涌起之時，要想回避文化研究，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
為了能夠盡快融入國際化的文化語境之中，中國學術界所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也均以此為題。如主題為“文化：中西對話中的差異與共存”的1996年南京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者們將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如何使世界文化在全球意識的觀照下由差異走向共存，并通過中西文字在言、象、義三個方面的對比，探討其對于中西不同思維方式的影響。此外，與會者還圍繞著人文精神對于中西不同的時空觀與生死觀進行了剖析，并強調(diào)了在全球表面趨同的前提下，保持民族差異性的重要性。1996年9月在山東大學召開的“跨世紀的中國比較文學”研討會上，學者們普遍認為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的轉變，拓寬了比較文學研究的范疇，這是一個機遇，但同時由于本學科所特有的不確定性，從而亦面臨著嚴峻的挑戰(zhàn)。
影響最為廣泛的則是在歷屆年會中規(guī)模最為盛大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五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的主題定為“文學與 文化對話的距離”。在這次學術討論會上，中外學者大力倡導東西方文化、文學平等對話，并認為在世界范圍內(nèi)，比較文學走向比較文化是大勢所趨，世界人文科學的發(fā)展正經(jīng)歷著一次新的科際整合。與會者還對中西詩學的異同、闡發(fā)、對話等問題作了較為全面的探討，認為中國傳統(tǒng)詩學及文論話語應盡快完成現(xiàn)代化轉換，通過與西方對話發(fā)現(xiàn)差異，從而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發(fā)揮更為重要的作用。這一切都表明，“中國比較文學界也已經(jīng)加入了國際比較文學界從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發(fā)展的潮流之中”〔5〕，而“跨文化研究也將在世紀之交成為國際國內(nèi)比較文學研究更新發(fā)展的顯性話語”。〔6〕
就此，樂黛云先生率先在《比較文學的國際性和民族性》一文中對于比較文學之所以“呈現(xiàn)出空前未有的蓬勃生機”、發(fā)生歷史性轉化的前提條件進行了分析。這主要是由于“西文中心論的隱退帶來了多元文化的繁榮”，從而使得比較文學新的國際性得以形成；“后殖民主義的深入人心，使得各民族返本歸原充分發(fā)掘本民族的文化特點，大大豐富和發(fā)揮了自己的民族性”；而最重要的社會因素則是信息時代的來臨，使得“任何自我封閉、固守一隅、逃避交往的企圖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這一切為比較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比較文學可以不再局限于同質的西方文化體系內(nèi)部，而是在歐美、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異質文化的比較中獲得了空前未有的廣闊空間。事實上，我們正經(jīng)歷著一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深刻宏偉的工業(yè)革命和文化轉型，過去得到廣泛認同，認為無可置疑的默認常規(guī)都已受到挑戰(zhàn)而變得不確定?！庇纱耍瑯废壬龀隽讼鄳念A測，盡管如今比較文學“面臨著民族文化復興與多元文化共存的種種復雜的新問題和悖論”，但“只要迎接挑戰(zhàn)，提出新的理論和解決問題的辦法，比較文學就會發(fā)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只是在這個新階段到來之前，還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
例如，比較文學是應以文學研究還是以文化研究為本？文化研究會不會導致文學本體的失落？學科邊界的泛化將會對比較文學自身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這些話題都是頗有爭議的。
對于“文化研究是對文學研究的一種開拓”這一命題，國內(nèi)大多數(shù)學者都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并對其發(fā)展前景相當樂觀。如樂黛云教授認為，“比較文學通過文學文本研究、文化對話和文化誤讀現(xiàn)象，研究時代、社會及諸種文化因素在接受異質文化中對文學文本所起的過濾作用，以及一種文學文本在他種文化中所發(fā)生的變形。這種研究既豐富了客體文化，拓展了客體文化的影響范圍，也有益于主體文化的更新”。〔8〕葉舒憲教授也提出“比較的視界僅僅停留在‘文學’本身，未能深入到文化整合要素中去，因而也就不能升華到比較文化的透視高度……‘文化’視角的引入是解放學科本位主義囚徒的有效途徑，使研究者站得更高，看的更遠……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這樣說：比較文化研究未必是比較文學，但有深度有洞見的比較文學研究自然是比較文化。換言之，比較文學研究若能得出具有文化意義的結論，那將是其學術深度的最好證明?！薄?〕
但是，同樣的命題在另一些學者眼中卻意味著新的危機與挑戰(zhàn)。正如當代美國著名文藝理論家、康奈爾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喬納森·卡勒針對有些學者所打出的“泛文化”的旗幟指出的那樣：“如果將比較文學擴大為全球文化研究，就會面臨其自身身份的又一次危機”，因為“照此發(fā)展下去，比較文學的學科范圍將會大得無所不包，其研究對象可以包括世界上任何種類的話語和文化產(chǎn)品”?！?0〕事實上，比較文學是不可能涵蓋所有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那么其所設想的比較文學的廣泛性也就無異于鏡花水月，“既然什么研究都是比較文學，那比較文學就什么都不是?！薄?1〕所以說，劉象愚、曹順慶等教授對這一問題如此重視并非是空穴來風。劉象愚在《比較文學的危機和挑戰(zhàn)》一文中，將這種“研究目的不是為了說明文學本身，而是要說明不同文化間的聯(lián)系和沖撞”的比較文學研究傾向稱為“比較文學的非文學化和泛文化化”。并強調(diào)，“這種傾向使比較文學喪失了作為文學研究的規(guī)定性，進入了比較文化的疆域，導致了比較文化湮沒、取代比較文學的嚴重后果?！蓖瑫r，他也對這種“泛文化”出現(xiàn)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認為其哲學背景是后現(xiàn)代的各種思潮?！捌渲幸越鈽嬛髁x思潮對文學和文學研究的消解為最烈。”當強勁的解構主義浪潮將文學的自身本質特征消解殆盡，“文學變成一堆‘漂移的能指’或‘語言的游戲’”之后，文學自身的失落必會令比較文學變成純語言學、符號學、修辭學的研究，呈現(xiàn)出非文學化的傾向。此外，打破了學科界限卻缺乏理論上的有機統(tǒng)一性、將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混為一談的新歷史主義，關注焦點始終停留在文化層面上的女性主義和新，也都是令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轉型的始作俑者。因此，在文章的最后，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比較文學必須固守文學研究的立場，比較文學的研究當然要跨越民族文學的界限、文化的界限，也可以跨越學科的界限，但不論跨到哪里去，都必須以文學為中心，以文學為本位。換言之，研究者的出發(fā)點和指歸，必須是文學。在比較文學中，文化研究并非不重要，但它只能作為文學研究的補充和背景，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只有在比較文化中，它才能成為核心。”“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是兩個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的領域，比較文學是比較文化的一個層面，比較文化是比較文學的背景，二者不容混同，也不能混同。”〔12〕這一論點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同。謝天振在《面對西方比較文學界的大爭論》一文中也曾表示，“比較文學向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方向發(fā)展，這是比較文學學科的本身特點所早已決定了的”。但是，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不應抹殺或混淆比較文學作為一門文學研究學科的性質?！氨容^文學的研究應該以文學文本為其出發(fā)點，并且最后仍然歸宿到文學(即說明文學現(xiàn)象)，而不是如有些學者那樣，把文學僅作為其研究的材料，卻并不想說明或解決文學問題”?？偠灾容^文學與比較文化之間的關系，應該定位為“以文化研究深化比較文學，而不是以比較文化取代比較文學”，否則，“必然導致比較文學學科的危機，甚至導向比較文學學科的消亡”?！? 3〕
那么，這場由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關系問題所引發(fā)的討論，究竟暴露出了什么樣的問題呢?謝天振等學者認為，這些爭議均來自“對比較文學自身學科理論研究的闕如和忽視”。比較文學自身所特有的邊緣性，“一方面使它充滿活力，成為本世紀文學研究中最卓有成效的特點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它顯得范圍空泛、方法繁雜”。這既“擴大了學科之前的新領地”，也“使一個國家的學科與他國學科之間的界限模糊”?！?4〕前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會長?？爽?shù)热松踔琳J為，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必要去專門談比較文學理論了，甚至沒有必要去討論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意義，因為文藝理論研究完全可以將其取而代之。對于比較文學究竟是作為獨立的學科還是作為方法論更為適當，學科理論究竟存在何種特征與疏漏，中國學者亦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由于比較文學學科所獨具的邊緣交叉性、開放性，為其劃定學科界限是相當困難的。正如樂黛云教授所說：“不設限，不成其為學科，固定設限又妨礙學科的發(fā)展”，這門學科注定在“名”與“實”的不斷發(fā)展中走向成熟?！?5〕劉象愚教授更是認為，比較文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自身的理論建設并沒有解決，也不可能在短期內(nèi)解決，從這一學科具有開放性的基本特征看，甚至可以說它永遠不可能獲得徹底解決，這就是說，它的界定將處于一個永無終結的動態(tài)過程中。它將永遠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zhàn)，永遠需要說明自己是什么?！薄?6〕對于這個問題，饒芃子教授也有同感，所以她提出，我們現(xiàn)在所應該做的，是“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從一個個具體的文學現(xiàn)象入手進行研究。
當然，學科理論界限的模糊性并不意味著理論的可有可無，而是表明這種理論“具有一種開放性的體系，它能不斷地自我更新，又能不斷地吸納其他學科的理論來豐富自己?！闭缰x天振教授所指出的那樣，“探討比較文學自身的學科理論，并不意味著要求人們圍繞著所謂的比較文學定義進行無休止的概念游戲，而是要求對比較文學的基本概念、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研究方法等進行探討，尋找比較文學之所以區(qū)別于其他學科的特征所在，要求對在新形勢下如何開展比較文學研究進行深入的、具體的思考，并作出有實踐指導意義的理論總結?！薄?7〕陳悖進而將學科的理論建設具體限定在了兩個方面，“一是關于建立學科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的研究，二是關于本學科學術研究和自身發(fā)展的各種問題的理論探討?！薄?8〕至于學科理論的核心規(guī)范，劉象愚教授則將其定位在了“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之上，即要跨越民族文學、跨學科、文化、語言的疆界，立足于文學性、中國傳統(tǒng)文學以及研究者自身素質之上，正是這二者之間的“相互關聯(lián)和辯證互動構成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核心”?！?9〕
總而言之，以往作為理論背景出現(xiàn)的文化在文學研究中將凸顯出來，這已是國際學術界對于“后文學時代”的全球話語的普遍定位，是具有歷史意義的轉型。文化研究對于比較文學而言，是一柄名副其實的雙刃劍，至于其是否能夠切實起到豐富和深化比較文學研究的作用，而不是將其淡化甚至是湮沒，還在于用劍之人，即比較文學研究者自身對這一研究方法的界定與應用。
“后殖民主義”與“中國學派”
在1996年第二期《中外文化與文論》上，有兩組代表了文學研究新趨勢、極為重要的筆談，分別是圍繞“后殖民主義”與“中國學派”這兩個話題展開的。
與“比較文化”對于學科影響的本質性相比，“后殖民主義”對于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沖擊似乎來的更為外在，也更為直接。對于這一思潮力量之強勁，學者張頤武究其原因，認為“后殖民”的力量正在于它超出了西方現(xiàn)代性話語所編碼的那種普遍性／特殊性、時間上的滯后／空間上的特異的二元對立，有力地切入當下中國的“狀態(tài)”及歷史之中。這種中西雙向的闡釋策略能夠“以理論獲得對當下狀態(tài)的分析，以當下的狀態(tài)反思理論”，從而“獲得一種新的、打破舊框框的想象力與創(chuàng)造性”?！?0〕王寧、陳躍紅等教授則對于“后殖民主義”的本質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們認為，盡管其從后現(xiàn)代主義那里汲取了批判和解構的特質，對于西方的中心主義與第三世界所處于的“他者”角色有較為清醒的認識，但仍是對“以往的舊殖民體系的一種‘新殖民主義’之內(nèi)部的批判”的繼承和強化。這是由后殖民主義批評家本身所具有的兩重性決定的，應該引起學者們的關注。〔21〕陶東風在對“后殖民批評”流行于中國學術界、并掀起批判西方中心主義浪潮的現(xiàn)象進行了反思之后，提出了“在檢視西方中心主義或東西文化關系時，必須有一種超越民族主義之上的文化價值取向，不能完全以民族的標準或文化相對主義來消解文化價值的普遍標準”的獨到見解，并認為“這是擺脫我們在文化的民族化與世界化兩種訴求間緊張關系的惟一出路。”〔22〕
至于具體到比較文學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許多中外比較文學家都在力求突破西方中心論與殖民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桎梏。這對于歐洲知識分子而言，所需要的是擺脫自身的殖民傾向，努力接受與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較，意味著“一種思考、一種自我批評及學習的形式”。而對于中國比較文學界，則是面臨著“在后殖民的全球語境下，如何對待自身的傳統(tǒng)文化”的問題。正如傅勇林在文章中所談到的那樣，“世紀之交后殖民階段的到來促使民族文化復興、多元文化共存是跨文化研究成為全球主流話語的一個重要原因”，人們不再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元文化模式去看待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呈異態(tài)分布，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因此在尋求全球共享文化價值的過程之中進行跨文化研究抑或深掘本土話語以求異質文化的交融共鑄便成了比較文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23〕
對此，樂黛云教授認為，西方中心的隱退并不意味著另一個中心的取而代之。如今，東西方文化的接觸只能是“以互補、互識、互用為原則的雙向自愿交流”，而這正是后殖民時代比較文學的基礎。這就推衍出與其密切相關的兩個問題，“其一是如何理解傳統(tǒng)文化，用什么樣的傳統(tǒng)文化去和世界交流；其二是如何交流，通過何種方式交流?！睒废壬岢?，“我們用以和世界交流的，應是經(jīng)過當代意識詮釋的、現(xiàn)代的、能為現(xiàn)代世界所理解、并在與世界的交流中不斷變化和完善的中國文化”。至于如何交流，這主要取決于交流的工具，即能以相互溝通的話語，“雙方都能認同和理解的一套言談規(guī)則”。各個文化群體或個人之間所進行的自由對話是在各自的話語中完成的。“這里所用的話語既是自己的，又是已在對方的文化場中經(jīng)過了變形的。”在多種文化體系間進行平等對話中，“可能會借助舊的話語，但更重要的是新的話語也會逐漸形成。這種新的話語既是過去的，也是現(xiàn)代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這樣的話語逐步形成的過程中，世界各民族就會達到相互的真誠理解。”〔24〕與樂先生從國家的角度入手、分析后殖民主義時期的比較文學研究不同，劉象愚教授則將目光集中在了同一國家的不同種族之間。他側重于“族群”，即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研究，認為“后殖民主義在解構西方中心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力圖重新審視東方的同時，也催發(fā)了比較文學中的族群研究”。族群研究的重新崛起，“表現(xiàn)為從互為他者的立場出發(fā)重新審視、定位主流文化和族群文化”，并“對事實上的文化不平等加以研究，從而探索形成文化霸權和差異的根源”。族群研究所體現(xiàn)出的是典型的中心和邊緣的關系。對于這種少數(shù)族裔文學與文化的研究，如今業(yè)已成為比較文學中一個極其重要的領域。〔25〕
至于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問題，自李達三、陳鵬翔等著名學者于七十年代率先提出之后，此后的幾十年間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熱點所在?！爸袊鴮W派”這一提法有無必要、其理論特征與方法論體系何在成為爭論的中心。以樂黛云、劉象愚為代表的部分學者對于“中國學派”的說法并不以為然，認為刻意地追求一種派別上的劃分是毫無任何意義可言的。即便如此，他們也同樣堅持，中國比較文學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矢詽岢霰容^文學研究要超越傳統(tǒng)必經(jīng)的幾個轉變：“一是從學院里走出來，走向交流與發(fā)展；二是從歐洲中心論走出來，走向世界與全球；三是從文學里走出來，走向歷史與綜合；四是從方法論里走出來，走向目標與創(chuàng)造；五是從民族、種族文化對峙中走出來，走向互補與完善；六是從純學術中走出來，走向人文與文化?！薄?6〕這也同樣為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的走向問題奠定了基礎。
在“中國學派”的贊同者中，曹順慶教授率先為其作出了較為完整系統(tǒng)的闡述與界定。他認為，“如果說比較文學的第一階段(法國學派)所倡導的‘影響研究’跨越了國家界線(或稱國家‘墻’)，溝通了各國文學之間的影響關系；第二階段(美國學派)所倡導的‘平行研究’則進一步跨越了學科界線(學科‘墻’)，并溝通了互相沒有影響的各國文學關系；那么，正在形成的比較文學的第三階段(中國學派)所倡導的‘跨文化研究’必將跨越東西方異質文化這堵巨大的‘墻’，必將穿透這數(shù)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溝通東西方文化與文學，以真正國際性的胸懷和眼光來從事比較文學研究”。此外，他還提出了中國比較文學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即“在跨越異質文化的闡釋之中認識中國文學與文論的民族特色，在民族特色的基礎上尋求跨文化的對話和溝通，尋求中西文論的互補與互釋，在民族特色探討與共通規(guī)律尋求的基礎之上，達到中西的融會、貫通以及文學觀念的重建。”〔27〕在方法論層面上，他認為“中國學派”應以跨文化的“闡發(fā)法”、中西互補的“異同比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尋根法”、促進中西溝通的“對話法”及旨在追求理論重構的“整合與建構”等五種方法為支柱，從而深化和發(fā)展比較文學的研究。
總之，惟新是鶩、以西格中的殖民心態(tài)固然不可取，但狹隘的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同樣會阻住我們研究和發(fā)展的腳步。因此，我們應該盡快擺脫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既定思維模式，從全球化的角度進行平等的文化對話，并將中國傳統(tǒng)詩學中仍有生命力的部分成功地進行現(xiàn)代性轉換，建構真正能夠跨文化的學術話語，在國際學術界中起到“中國學派”所應當起到的作用。
新領域、新方向——文學人類學
具體到研究方法層面，除了傳統(tǒng)的異質詩學比較之外，另有以葉舒憲和蕭兵等為代表的部分學者，他們借鑒當代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從具有相對普遍適應性的原型、象征等模式出發(fā)，力圖從總體文化的角度、從富有歷史縱深感和闡釋力度的深層破譯中追求中外文化的融通，將跨文化的比較研究逐步提升到文化模式的發(fā)現(xiàn)與概括。這就是將文學與人類學兩門不同的學科進行有機地結合的文學人類學研究?！八^文學人類學，就是以人類學的方法和視野對文學作品和文學現(xiàn)象進行研究”?！?8〕這對于文學是大有裨益的，因為“人類學是最沒有邊界的學科”，“它最不怕迷失個性、迷失自我，因為它是研究人類及其體質、文化發(fā)生發(fā)展和轉換、生成的科學?！薄?9〕
文學人類學是一門非常有潛力的學科，因為它所研究的是文化之“本”，是對作品根本性的文化解讀?，F(xiàn)階段的文學人類學，就研究對象而言，還主要是神話與上古典籍；就方法的傾向性而言，目前主要側重于形態(tài)比較分析，側重于以人類學的一般模式研究具體的文本，再由具體歸于一般，由此尋得人類的普遍規(guī)則。因此，正如劉毓慶所言，我們應當“將人類學的一般文化模式與具體的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分析(背景還原)相結合，考察民族文化獨特的內(nèi)涵，從而對民族文化與文學做出新的認識。這樣由普遍返回具體，由一般返回特殊，由空中落到實處”〔30〕，這樣文學人類學研究才會更有意義。
如今，這門新興的研究方法已得到了學界的充分重視。1996年8月，在長春召開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五屆年會上成立了“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會”，從而在學術體制上保證了文藝學與人類學的溝通交流。1997年11月，首屆中國文學人類學研討會在廈門舉行，多位專家學者就科際整合課題進行了具有建設性意義的討論?！段乃囇芯俊放c《新華文摘》也先后刊發(fā)了以“探討文學人類學，拓展研究新領域”為題的專欄，在學者中引起廣泛關注。正如王小盾教授所說，文學人類學的特點，在于研究手段的高度綜合和對事物本原的高度重視。“在文學研究各分支中，它是對事物內(nèi)在關系具有最大穿透力的學科，又是兼容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民俗學、社會學的成果和方法，因而擁有最豐富的技術手段的學科。也許，中國文學研究的現(xiàn)代形式，就將以文學人類學的興起為開端?！薄?1〕
與理論的蓬勃發(fā)展相應的是，1996、1997年度比較文學的研究成果也是頗豐的。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其中屬于比較文學理論研究方法與比較詩學的共有75篇(本)，尤其是前者的數(shù)量與過去幾年相比明顯增加，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學術界對于理論研討的重視。其中包括李達三、羅鋼主編的《中外比較文學的里程碑》(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曹順慶主編的《比較文學新開拓》(重慶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等論文集著，梳理了比較文學學科的發(fā)展脈絡，并傳達了最新的學術成果與信息。
對文學關系、接受、影響的研究，如今仍是國內(nèi)比較文學研究主體之一。關于這方面的研究論著約有43篇(本)，如黃鳴奮的著作《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蔡先保的《試論三大宗教經(jīng)典對文學的積極影響》(《江漢論壇》1996年第二期)，謝瑩瑩的《卡夫卡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接受》(《外國文學》1996年第一期)等。學者們通過對于文學影響研究上的比較與闡發(fā)，從中西文化交流的嶄新視角對文學、宗教、戲劇等藝術形式在異質文化圈中的跨文化傳播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此外，他們還通過這種對比，反觀中國傳統(tǒng)文化自身，并將其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視野中重新加以觀照，從而對已非常熟稔的文化又有了更深的了解。
此外，涉及到具體作家與文本的“兩兩比較”仍是研究中的“常青樹”，1996、 1997兩年約有76篇(本)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發(fā)表。為了與學科理論研究相契合，涉及到具體文本的研究也都紛紛從人類的共同的生命和體驗出發(fā)，對不同文化體系中的主體根據(jù)其不同的歷史經(jīng)驗、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對這些共同問題所做出的獨特解答進行分析，從而由點及面地應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進行深層模式的比較。如王瑜琨的《從〈喧嘩與騷動〉和〈紅樓夢〉看中西挽歌式悲劇精神》(《浙江大學學報》1996年第二期)，鄭萬鵬的《〈白鹿原〉的史詩構造：與托爾斯泰長篇藝術比較談》(《東北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四期)等，皆是如此。與比較文化拓展相迎合的跨學科研究與形象學研究，作為新興的學術門類也已獲得長足的發(fā)展。比較學者們紛紛著文，對其學科發(fā)展態(tài)勢進行展望、學科理論進行建設。但遺憾的是，研究者們對這兩門學科的探討僅止于理論層面，真正能將理論付諸實踐、進行有效的平行研究的學術著作也不過是寥寥數(shù)篇而已。盡管如此，傅存良的《李白〈上云樂〉中的獅子形象》、劉陽的《唐詩中所見外來樂舞及其流傳——兼論唐人詩中的“何滿子”》等文章仍為這一舶來理論向中國文本分析的轉化作了有益的嘗試。
總而言之，對于中國比較文學而言，1996、1997兩年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過渡階段。這一時期上承“后殖民主義”影響研究，從而形成了有關“中國學派”應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中堅持話語權的討論；下啟文學人類學、形象學等新興學科方法的理論探討與具體應用，體現(xiàn)出了比較文學研究打通古今、中西合璧的跨文化研究的文化宗旨，為世紀之交比較文學即將進行的文化轉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5〕謝天振《從比較文學到比較文化——對當代國際比較文學研究趨勢的思考》，《中國比較文學》1996年第3期。
〔2〕〔8〕《比較文學新視野》(代序)，《多元文化語境中的文學》，湖南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3〕〔12〕〔16〕劉象愚《比較文學的危機和挑戰(zhàn)》，《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7年第1期。
〔4〕〔11〕〔27〕曹順慶《是“泛文化”還是“跨文化”》，《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7年第1期。
〔6〕〔23〕傅勇林《雙向融攝：跨文化研究與中國比較文學》，《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7年第6期。
〔7〕《中國比較文學》1996年第4期。
〔9〕葉舒憲轉引自傅勇林《雙向融攝：跨文化研究與中國比較文學》，《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7年第6期。
〔10〕喬納森·卡勒《歸根到底，比較文學是比較“文學”》，《中國比較文學通訊》1996年第2期。
〔13〕〔14〕〔17〕謝天振《面對西方比較文學界的大爭論》，《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7年第1期。
〔15〕《比較文學——在名與實之間》，《中外文化與文論》1997年第3期。
〔18〕《三個值得探討的理論問題》，《中外文化與文論》1997年第3期。
〔19〕《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中外文化與文論》1997年第3期。
〔20〕《在新的語境之中尋求》，《中外文化與文論》1996年第2期。
〔21〕王寧《后殖民理論和后殖民地文學》，《中外文化與文論》1996年第2期。
〔22〕《中國當代后殖民批評之我見》，《中外文化與文論》1996年第2期。
〔24〕《后殖民主義時期的比較文學》，《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7年第1期。
〔25〕《“后”字號理論與歐洲中心主義》，《中國比較文學》1996年第4期。
〔26〕《發(fā)展研究與中國比較學派》，《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7年第1期。
〔28〕彭兆榮《邊界不設防：人類學與文學研究》，《文藝研究》1997年第1期。
青年學者陳軍的論著《建構與解構：文藝學美學論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下文簡稱《建構》）是作者近十年文藝學美學研究成果的輯集，它展示了作者從“入門”到“成熟”的學術歷程，也突顯了作者面對紛繁蕪雜的歷史文獻和研究論著，所進行的獨立、細致、深入的理論思考。
（一）
不同學科的交叉相接之處，最易是學術創(chuàng)新點之所在。著名學者楊義在接受訪談時說，“做學問應該是開放的，在這個知識系統(tǒng)里面放進另一個知識系統(tǒng)……放進來之后我就要對話，智慧是在交叉中升華的。學科的進展往往是一種學科視野中增加另一種學科視野，產(chǎn)生了對話關系，生成了新的學思空間”1，“以一種謙虛、刻苦、實事求是的學風，在一些新領域和各領域的交叉處投入盡可能多的生命付出和生命體驗，是會獲得應有的長進的”2。陳軍以其刻苦努力驗證了楊義先生話語的正確性，作為新世紀成長起來的青年學者，他持之以恒、努力探研，扎實寫作、成績喜人?！督嫛分械摹渡鷳B(tài)美學與現(xiàn)代性》一文將“現(xiàn)代性”與“生態(tài)美學”進行交叉研究，《芻議比較視野里中國古典戲劇的現(xiàn)代性》一文將“現(xiàn)代性”與“中國古典戲劇”進行交叉研究；作者通過學科的交叉與碰撞，濺出了思想的火花，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F(xiàn)代性本身是一個多維的概念，它既是歷史分期的概念，又是社會學的概念，還是心理學的范疇，這本身是一個較難把握的概念。但是每個學者都有自己的學術陣地與入思起點，陳軍立足于文藝學美學，以現(xiàn)代性之眼來觀照文藝學美學，最終落腳點仍在于文藝學美學。關于生態(tài)美學，作者針對紛繁的現(xiàn)代性概念，在社會現(xiàn)代性和審美現(xiàn)代性的二維之間沉思，“展開對生態(tài)美學與現(xiàn)代性關系的初步觀照，以期獲得生態(tài)美學、現(xiàn)代性研究的新向度”3。而作者對中國古典戲曲的理論研究，則是在中西比較詩學的視角下，探索其中蘊含的現(xiàn)代性因子，力圖激活古典文藝理論的當下活力。這樣的交叉研究，確實拓展了學思空間，開闊了理論視野。
類似的交叉研究還體現(xiàn)于作者主持的研究項目“中國古代文學藝術飲食化批評研究”的相關成果。作者敏銳地察覺到飲食與文學藝術之間的關系，挖掘了古代文學批評中以飲食喻文的淵源，探索了以飲食喻文所體現(xiàn)的文學觀念，又從比較的角度研究中西文學批評中以飲食喻文的異同；作者又以戲曲為個案與專題，就其與飲食的關系展開研究，二者交叉之處有無盡的美學風蘊與文化意味。
交叉研究容易出新，但交叉研究對研究者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視野開闊、學思敏銳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對兩個或幾個領域相當熟稔，這需要大量時間與精力的投入，需要勤奮扎實的探研。作者能夠在飲食與文藝的交叉處展開富有意趣的理論探索，那和一段“長達八年的工作和生活經(jīng)歷”4有關，這是時間的打磨與理論的積淀。學界倡導“兩條腿走路”的學術理念與方法，正是提醒學人在兩個或多個知識領域中同時投入精力，都盡量達到熟稔的程度，這些知識領域的積淀，對以后個人科研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多向拓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陳軍在曲論和文論之間的交叉研究，就是一個絕好的例證。
（二）
對于文藝學美學研究而言，原典細讀具有突出價值與重要意義。但是近十余年來，相當數(shù)量的文藝學美學研究生逐漸喪失了閱讀原典的興趣與能力，這一方面是由于各類教材和通史性著作的大量出版給人們的偷懶造成客觀的條件，而文言文、外文又造成了閱讀難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就業(yè)形勢的嚴峻導致學子們就業(yè)取向較為多元，致使部分初學者的學術興趣、學術自信心和研究毅力大大衰減。然而，原典細讀問題卻正是未來文藝學美學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yǎng)必須考慮與研究的重要問題。
陳軍《建構》一書中的相關論文，有一部分是作者讀書期間的課程論文，經(jīng)過多番打磨，發(fā)表在學術期刊上。對于青年學子而言，這是難能可貴的，而這一切成績，正是在原典文獻中探微索賾的結果。不畏學界陳說，一切從原典細讀中得出觀點與結論，是作者的為學特色。洋洋十大本《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作者曾集中地通覽，并且詳細做了幾大本讀書筆記，于是誕生了一批優(yōu)秀論文，《論“本色”與“當行”》、《論亞里士多德之悲劇觀》、《中西古典戲劇觀眾觀之比較》等，題目似舊，其文實新，作者在中西比較、古今對接的理論視野中，加入個人的思考與體悟，新意叢出，文采斐然，難就難在面對人人可見的材料，能否下苦功去研讀，在研讀時，能否有美學的慧眼、文論的燭照。
陳軍的特長還表現(xiàn)在對文藝作品的賞鑒能力。正如作者經(jīng)常臨摹古代書法大家而具有較深的書法造詣一般，他很喜歡閱讀古今文學作品，并具有批評和賞鑒的靈根。《建構》中多篇論文所體現(xiàn)的建構與解構精神，就與對文學藝術原作的靈性解讀有重要關聯(lián)，《羅密歐與朱麗葉》與《西廂記》的比較研究、大江健三郎短篇成名作的分析解讀即是這方面的佳例。
旅美學者余英時先生曾說“方法隨著學術的發(fā)展而日新月異，但我們治學仍應從熟悉基本典籍入手。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辨證》的序錄中說；‘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固是不易之論。百遍縱或未能，三復必不可少’。這是深識甘苦的話”5。在學術之路上，不可避免會存在一種“影響的焦慮”，而心領神會的理論原典細讀，以及富有個性和體溫的文藝文本的靈性解讀正是突破焦慮、實現(xiàn)創(chuàng)新的重要途徑，陳軍的成功就是經(jīng)由原典而發(fā)出自己聲音的良好例證，具有突出的示范意義。
（三）
材料詳實、思辨細密是陳軍《建構》一書的又一特征。凡學者為文，或文獻資料極為詳實，而失之于理論思辨的欠缺，或理論建構較為嚴謹，卻因材料欠缺，而失之于空疏，兩者的巧妙結合無疑是最好的。張伯偉教授曾指出：“不能唯文獻是論，做學問的最高境界是從文獻出發(fā)，最終從中抽繹出自己的理論來”。6這對于當今的青年學人而言，無疑具有普遍而深遠的意義。
《建構》一書中的第四編為教材研究，題為《建國以來文學理論教材建設管窺》。正如作者所說“文學理論教材的建設與反思，長期以來一直是文學研究的重點之一”7，建國以來的文學理論教材眾多，且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較繁多，一般人會覺得很難出新，而陳軍以理論問題為抓手，圍繞問題幾乎窮盡所有研究資料，然后就材料進行細密的分析與解讀。面對紛繁蕪雜的文學理論教材，作者名為“管窺”，實是以問題之眼窺視文學理論教材的建設，作者選取的三個問題分別是“文學分類術語問題”、“體裁與文學作品形式構成因素的關系”、“中外文學分類的三分法與四分法”。圍繞上述三個問題，作者搜集資料甚為詳盡，單以上述第三個問題為例，作者就“三分法”稱謂上的不同，分成十三類進行列表分析，每一類又把文學理論教材羅列出來，并列表展示其具體表述，所涉及的文學理論教材多達200余種，分類精準、統(tǒng)計細密，讓讀者一目了然。如此詳實的資料整理與統(tǒng)計分析，并沒有淹沒作者的理論思辨能力，以“中外文學分類的三分法與四分法”這一問題為例，作者在對分類名稱進行整理統(tǒng)計之后，接著分析了各文學理論教材依據(jù)什么樣的“分類標準”進行分類，它們關于“文學分類標準”的觀念是怎樣的？在此基礎上，作者對建國以來文學理論教材中的三分法、四分法進行理論反思：坦陳三分法、四分法的分歧與混亂，從共時角度分析不同分類稱謂所占的比重、從歷時角度分析不同分類稱謂在不同時代的歷史表現(xiàn)，最后分析了這些現(xiàn)象的根基與緣由。這一系列推演充滿了理論的厚重和思辨的輕靈，使讀者從詳實的資料中脫身出來，獲得了明晰的結論。
綜上所述，陳軍《建構》一書縱橫于文藝美學、文學基礎理論、文藝學方法論、審美文化研究、文學評論等領域之間，既有基礎理論研究的甘于寂寞與勤奮扎實，又有前沿學術探索的理論鋒芒和思想閃光。同時應該指出，該書也有一些不足之處，某些學術觀點還有待進一步論證與充實，這也是其他很多論著所不可避免的，我們不應苛求作者。《建構》一書的作者生于70年代末期，是21世紀頭十年成長起來的青年學者，該書在較大程度上彰顯了新時代學人的理論特色與年輕銳氣，對于當代文藝學美學青年學子具有較大的啟發(fā)意義。為此，筆者不揣淺陋，貿(mào)然之為評點，唯愿文藝學美學學科未來會有更多優(yōu)秀人才，學科建設取得更大的成績與長足的發(fā)展。
〔參考文獻〕
〔1〕〔2〕安文軍.材料·視野·方法——楊義學術訪談錄〔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