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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財政人，我無比理解我國底層人民和上層建筑關于社會資源平衡分配的強烈要求。但我們根深蒂固的分配方式讓我們必須有一個基于事實的思考：分配方式必改，但如何改？
兩種方式之爭
無疑的是，我們必須讓地價“偏農”。那么我們必須要解決的是，多出來的這筆錢，從何而來？有人提出，要讓農民在土地出讓過程中的收入提高十倍。以現(xiàn)在的資源分配體系來說，我個人認為，提高十倍即使真正實行，也是僅僅對農民土地收入的一次補償性做法。
第一種方式，提出根本在于地價總價的提升，即提高現(xiàn)有地價，以提高部分全額支付農民土地出讓補償款。根據(jù)現(xiàn)有的房地產行情及政策，我認為這種做法非常現(xiàn)實，但非常難以開展?，F(xiàn)實層面，在于其規(guī)避了在土地出讓過程中現(xiàn)有資金的分配危機，讓既得利益者占有資源不變，易于讓即將開展的政策落地，避免各部門因動搖存量基礎引起的部門之爭。難以開展之處在于，土地總價增加，必然引起成本的轉移，而房地產之類的逐利行業(yè)不可能讓溢出成本積壓在自己這一環(huán)，因此極可能推動房價的再次高揚。
第二種方式，即擠壓存量資產，以土地出讓金收入分配主體的財政為主要分割對象，以土地的購買方為第二分割對象，以部門利益方為第三分割對象。這種分配方式的好處在于，土地本身不增價，對下游炒地行為及成本轉嫁提供了一個上游體制的遏制。而也是真正意義上的改變現(xiàn)有的，不合理的土地收入分配方式。但麻煩之處在于，既不可能以財政一家出這筆錢，在這幾方面的利益分割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有部門“內耗”引起的政策拉鋸過程。
土地歸屬根本
另外，要解決農民土地獲利事實極低的情況，首先要解決長久以來農村土地歸屬責權不明的問題。
當前社會保障仍然是一種非常稀缺的資源。不過為了實現(xiàn)社會保障的目的和有效性，對于有限的保障資源的投放，總要遵循社會公正與公平的原則，即盡可能照顧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尤其是弱勢社會成員的利益。但是住房公積金所隱藏的分配問題，卻宣告了事實上的不平等。而造成公積金分配問題的根源，是一個制度性根源，一言以蔽之，就是“單位組織”作為社會資源分配方式的基本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單位組織成為個人獲取社會資源的基本場所。
一、財政支出理論
（一）財政支出
財政支出是指政府為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滿足社會共同需要而進行的財政資金的支付。就其本質而言，它是政府履行職能所花費的社會資源，是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成本和費用。財政支出是財政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它反映了政府活動的方向與范圍。
財政支出的分類是指從不同的角度、根據(jù)不同的需要、依照不同的標準，將財政支出進行劃分和歸類的方法。對財政支出的科學分類是進行財政支出結構分析的基礎，同時對財政支出的規(guī)模分析也會有幫助，可以更加全面、準確和科學地把握財政支出的發(fā)展變化規(guī)律。財政支出的分類標準不是單一的，本文選擇了按財政支出經濟性質這一分類方法來展開研究財政效應的問題。
（二）財政支出按經濟性質的分類
按財政支出的經濟性質，既按財政支出是否能直接得到等價補償進行分類，可以把財政支出分為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
1.購買性支出
購買性支出又稱消耗性支出，是指政府購買商品或勞務，包括購買進行日常所需的或用于進行政府投資所需的各種物品或勞務的支出。前者如政府各部門的行政管理費，后者如政府各部門的投資撥款。其中購買性支出又分為公共消費支出與公共投資支出。
2.轉移性支出
轉移性支出是政府按一定方式把一部分財政資金無償?shù)?、單方面轉移給居民和其他受益者。主要包括政府部門用于社會保障如養(yǎng)老金、失業(yè)救濟、財政補貼、債務利息等方面的支出。政府的轉移性支出并不直接消耗公共資源，消耗著是轉移性支出的接受者，政府通過轉移性支出并不直接獲得相應的商品和勞務等經濟補償。它并不反映政府部門占用社會資源的要求，而只是對社會資源在社會成員之間進行的再分配，政府部門只充當中介人的作用。轉移性支出又分為社會福利支出與社會保險支出。
二、財政支出的效應分析
本文主要從財政支出對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國民收入、經濟穩(wěn)定及對儲蓄的影響五方面的來分析不同種類的財政支出的效率問題。具體分析如下：
（一）公共消費支出
公共消費支出是指政府以消費者身份在市場上購買所需商品和勞務所發(fā)生的支出。在資源配置方面公共消費支出影響全社會的資源在私人與公共部門之間的分配，因為公共消費支出的增長往往以私人產品的減少為代價，由于存在市場失靈現(xiàn)象，市場不能提供有效的資源配置，因此需要政府承擔資源配置職能，政府可以利用公共消費支出來進行合理的資源配置。收入分配方面，公共消費支出具有一定的收入再分配作用，由于市場機制不能避免收入與財富的分配不公平，因此需要政府執(zhí)行收入再分配職能，公共消費支出便為調節(jié)收入分配的一種手段。在國民收入方面，公共消費支出可以促進國民收入，增加就業(yè)。但公共消費支出的經濟穩(wěn)定功能有限，反周期功能也有限。在儲蓄方面，公共消費支出主要是即期消費，對儲蓄影響不大。
（二）公共投資支出
公共投資一般被界定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資形成的固定資本，由于有政府不能在微觀層次上直接介入企業(yè)活動領域的特定認識，這些政府投資往往被限定在特定的公共服務領域中，因此這些資本被稱為政府投資，是政府調節(jié)經濟的主要工具之一。在資源配置方面公共投資支出對優(yōu)化資源配置有直接作用，可以彌補私人投資的失靈，拉動經濟增長，對私人投資起示范作用，但公共投資存在效率問題，本身激勵不足。在收入分配方面公共投資支出對改善收入分配有一定好處，政府投資會直接形成共有產權的，對收入分配有利。公共投資支出會直接促進國民收入增加，投資帶動需求的增加。在儲蓄方面，對儲蓄的影響不確定，但經濟穩(wěn)定效用突出。目前，世界上公認的宏觀經濟穩(wěn)定的四大目標是充分就業(yè)，物價穩(wěn)定，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政府維持經濟穩(wěn)定的手段多種多樣，可以借助投資性支出的調整來實現(xiàn)供求結構的均衡。
（三）社會福利支出
社會福利是指國家依法為所有公民普遍提供旨在保證一定生活水平和盡可能提高生活質量的資金和服務的社會保障制度。資源配置的目的是增進公眾的福利，如果能實現(xiàn)帕累托改進，則能實現(xiàn)資源配置。福利支出分為現(xiàn)金補助和實物補助兩種形式，前者對市場的資源配置不會產生不利影響，而后者會直接造成受補與不受補物品價格的扭曲，會出現(xiàn)替代效應。在收入分配方面，轉移支出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收入分配，因此效果明顯。影響國民收入的因素有需求和供給兩個因素，社會福利支出對需求的影響不明顯，因為給個人的現(xiàn)金補助，收到現(xiàn)金補助的人未必會消費這些錢或者至少當期不會全部消費掉；供給方面，政府的福利可能會降低人們工作意愿，對國民收入產生不利影響。儲蓄方面，一般認為，福利支出向貧困人口傾斜，會導致儲蓄下降，社會分配的公允程度與儲蓄成反比，即如果窮人的邊際消費效用高于富人，則富人的邊際儲蓄傾向高于窮人。此外，社會福利支出具有明顯的反周期作用，經濟穩(wěn)定作用明顯。
（四）社會保險支出
社會保險是一種為喪失勞動能力、暫時失去勞動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損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補償?shù)囊环N社會和經濟制度。社會保險的主要項目包括養(yǎng)老社會保險、醫(yī)療社會保險、失業(yè)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重大疾病和補充醫(yī)療保險等。在資源配置方面社會保險沒有扭曲市場的資源配置，不會導致資源配置損失，其克服了私人保險市場的缺陷，解決了逆向選擇問題。在收入分配方面，社會保險支出是收入再分配的工具，我們可以用社會養(yǎng)老保險替代率來反映，社會養(yǎng)老保險替代率為退休后拿到的養(yǎng)老金額與退休前平均工資之比，窮人的替代率小于等于一，富人的替代率大于一。在國民收入方面，社會保險支出同福利支出原理大致相同，勞動者得到了保障，其勞動積極性會相應的降低，不利于國民收入持續(xù)穩(wěn)定的增長。社會保險支出會導致儲蓄下降，因為人們生活有了保障，便無后顧之憂，不必僅依靠儲蓄這一措施來養(yǎng)老。因此儲蓄水平會相應降低。社會保險支出本身具有反周期功能，但力度不如購買性支出大。
三、總結
本文選擇了財政支出按經濟性質這一分類方法，將財政支出分為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兩大類。其中，購買性支出又可分為公共消費支出與公共投資支出兩類，轉移性支出又可分為社會福利支出與社會保險支出兩類。本文分別研究了這四類支出在資源配置、經濟穩(wěn)定、產出（國民收入）、儲蓄及收入分配方面的效用問題。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各種財政支出方式在各個領域發(fā)揮的作用是不同的，效用也不相同，因此政府在宏觀調控時應把握好這一點，使各支出更好的達到政府預定的目標與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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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5）15-0079-03
比例原則被譽為行政法中的“帝王條款”，最早由德國學者奧托，邁耶在德國警察法中確立。其從利益衡量的角度為政府的自由裁量權設定基準，力圖將因行政行為的實施可能給相對人帶來的損失降到最低，以保持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平衡。比例原則最初主要作為行政損益行為的規(guī)制原則，但隨著服務行政的發(fā)展，授益行政行為日益成為重要的行政方式。筆者認為，在現(xiàn)代行政背景下，比例原則也應當適用于授益行政領域中，其中以在行政給付行為中的適用最為典型。
一、比例原則在行政給付中適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行政給付是指行政主體為實現(xiàn)特定的公共目的，為一定的個人或組織提供支持或補助、建設公共設施或者為公眾提供其他服務或利益，從而保障和改善公民生活條件的行政活動。雖然給付行為的實施需要一定的開放性和裁量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可以自由放任，必須對其進行法律規(guī)制。比例原則既能從利益衡量角度為自由裁量權設定實質標準，避免行政恣意；同時也具備法律原則特有的開放性和靈活性，符合給付行為的擴張性要求，用比例原則來規(guī)制行政給付行為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比例原則在行政給付中適用的必要性
第一，福利國家興起，行政給付行為盛行。對法律的理解或適用必須與社會發(fā)展相協(xié)調。從比例原則產生的背景來看，當時政府主要發(fā)揮社會管理職能，對公民權利的干預和限制是其實現(xiàn)管理職能的主要途徑，對政府權力的法律控制也主要是規(guī)范行政損益行為。比例原則作為限制政府權力的法律原則之一，將其適用范圍限定在損益行政行為領域在當時無可厚非。但隨著社會法治的進步，政府職能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以行政給付為代表的行政授益行為大量出現(xiàn)，并逐漸成為當前主要的行政方式。為增強法律的適應力和生命力，必須相應的調整比例原則的適用范圍，這不僅是為解決現(xiàn)實的社會問題，更是法律自身發(fā)展的需要。
第二，保障他人權利，實現(xiàn)分配正義。一方面，行政給付具有雙效性，在公共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對一部分人為行政給付，就意味著其他公民因此而獲得的行政給付將會減少。對直接受益人而言，行政給付具有福利性，而對受益人之外的人來講是一種損害。因此，適用比例原則規(guī)制行政給付行為是保護他人利益的需要，符合其傳統(tǒng)的適用范圍。另一方面，從平等原則上講，行政給付是對公共資源的分配，每個公民都具有平等的享受公共資源的權利，比例原則中的“比例相稱”思想正是公平正義的化身，以比例原則規(guī)制行政給付行為，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平等權，實現(xiàn)社會的分配正義。
第三，限制自由裁量權，防止行政恣意。較之于行益行為，給付行為的實施需要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這就為權力濫用和政府尋租創(chuàng)造了機會。比例原則以相稱性原理對具體行政給付行為提出分寸上的要求，從行政給付的作出、手段以及幅度方面為自由裁量權設置標準，使其達到“宏觀張揚，微觀抑制”的效果，從而保證行政行為的合法性。
第四，符合法經濟學的成本收益理論，保證行政行為的效益性。效益是法律制度的重要價值取向。行政給付作為一種社會資源的分配方式，與社會總福利的增減具有直接關系，在其決策過程中更應該將投入與產出因素納入考量范圍。比例原則的用意在于“將國家權力的行使保持在適度、必要的限度之內，特別是在法律不得不給執(zhí)法者留有相當?shù)淖杂刹昧靠臻g之時，如何才能保證裁量是適度的，不會為目的而不擇手段，不會采取總成本（overall cost）高于總收益（overall benefit）的行為”，因此，將比例原則引入行政給付領域中，可以防止行政過度給付，通過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從整體上增加社會的總福利，以達到“帕累托最優(yōu)”的效果。
一、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居民在收入提高的同時，農戶間在收入上的差距也呈擴大趨勢。根據(jù)全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資料，20%最低收入組與20% 最高收入組的相對極差由1980年的1：5.02擴大到2001年的1：14.57，絕對極差由292.6元擴大到6138.9元。這一現(xiàn)象受到了國內學者的關注，唐平（1995）將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歸因于農村改革所促成的內部因素、區(qū)域經濟差別發(fā)展以及農村勞動力的素質[1]。庾德昌（1996）認為農戶的經濟行為能否從自給向商品轉化是導致農戶貧窮與富裕的重要根源[2]。萬廣華（1998）將導致中國農村區(qū)域間收入差異變化的根本原因歸結于結構性效應[3]。張平（2003）提出農村居民能否獲得工業(yè)收入的機會是造成貧富差距的根本原因[4]。余維祥（2003）認為農戶間收入差距的擴大是由于農戶間在資源稟賦、勞動力素質、資金和機遇等方面存在差異[5]。黃祖輝等（2005）研究結果表明農村居民要素稟賦差異是引起村莊內部收入差異的主要因素，村際收入差距則是由外部市場環(huán)境在區(qū)域間分布差異和村莊總體要素稟賦差異共同作用的結果[6]。
綜觀以上研究成果，總體上將中國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問題集中于農村的非農化上，將農村經濟結構的變遷作為主要的解釋變量，極大的豐富了我們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認識?？墒牵陨险J識幾乎僅僅關注經濟因素對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忽視了中國農村實際的復雜性，這就造成分析模型對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解釋深刻但不全面。針對這一缺陷，本文試圖通過社會資本理論建立一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框架，基于社會學視角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問題進行分析，并同時進行證明。
二、 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一個分析框架
本文中所使用的“社會資本”概念，是指這樣一種社會資源，他與人們之間多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認知和認可的持續(xù)社會關系網(wǎng)絡相聯(lián)系，能夠給擁有這種關系的人帶來好處或便利，并且在特定的條件下能夠轉化為經濟資本（P?伯迪尤，1994；J?科爾曼，1990）[7]。它在形式上表現(xiàn)為社會關系網(wǎng)絡，包括親緣關系、朋友、同學、同鄉(xiāng)、鄰居、某一特殊小團體以及黨派的成員資格等。
社會資本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社會資源分配的重要途徑。一般認為，交易關系和權力關系是兩種最基本的資源分配方式，但實際上社會資源的分配并非僅僅以上述兩種方式進行。由于人的社會關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在很多情況下，人們更愿意根據(jù)相互關系的性質和距離，通過社會關系網(wǎng)絡來進行資源的分配，而非通過直接的商品交換關系和直接的強制性分配。人們通過“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聯(lián)系，通過他們得到了使用經濟資本的機會……；從而在社會資源競爭中獲得成功”[8]。例如，通過同學或朋友關系得到某個職位或一筆貸款，一個有利的合同等等。所以說，資源的分配是社會資本的一個重要功能，它是“處在網(wǎng)絡或更廣泛的社會結構中的個人動員稀有資源的能力”[9]?；谝韵聝牲c原因使社會資本能夠用于分析中國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問題，一是中國農村社會文化傳統(tǒng)的特殊性，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血緣和地緣關系在中國社會關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這為社會資本資源配置功能的發(fā)揮奠定了社會基礎。二是中國社會轉型的特殊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社會改革，使原有的依靠國家行政權力分配社會資源的方式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效力，而市場關系又沒有完整的建立起來，非正式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自然成為彌補這一制度空缺的選擇。同時，由于兩種體制并存以及其他各種因素的存在，對于擁有較高社會資本的農村居民來說，非正式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不僅僅是一種替代性的形式，而且是有效獲取社會資源的形式。
根據(jù)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農村居民收入是其要素所得，即農村居民的收入取決于他或她從其資源（包括勞動力和資本）中獲取的價格，還取決于他或她可以使用的資源數(shù)量。例如，來自勞動的月家庭收入等于被雇傭勞動的數(shù)量乘以工資率，來自資本的收入等于被使用的資本數(shù)量乘以每單位資本的價格。因此，農村居民的收入總額是這兩種收入流量的總和。但是，由于政府為農村居民提供的社會保障很少，加上城鄉(xiāng)分割的經濟體制，國家對金融的壟斷以及地方各種攤派，農村居民的投資機會極為有限。同時，戶籍制度，各種歧視性的政策將農村居民進城、就業(yè)、居住的成本提高，造成大量農村勞動力閑置。概言之，國家對農村居民所有的要素的管制大大限制了農村居民的交易機會，勞動力務工機會和獲得資本的機會就成了稀缺資源，而在資源的分配方式上國家權力的弱化和市場的不完備，從而將社會資本的資源配置功能推向了前臺。
由于社會資本占有的不同，就會造成擁有較高社會資本的農村居民可以取得較多的社會資源，從而獲得很高的收入；反之，那些掌握很少社會資本的農村居民則會處于貧困的地位。所以我們的基本假設是，社會資本是引起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中國的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是體制變革的產物。
三、 實證分析
下面利用相關研究取得的結果，分別從社會資本對農村居民勞動力和資本收入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從而對前面所提出的理論進行驗證。
（一） 社會資本與農村居民的勞動力收入
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農調總隊的資料顯示，農民收入增長主要依靠外出務工。2002年，農民務工得到的收入人均438.2元，務工收入增加對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41.8%[10]，所以農村居民勞動力能否獲得務工機會，以及務工收入的高低就成為影響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關鍵因素之一?，F(xiàn)階段，農民工的流動主要采取自找門路的形式，從農村勞動力的流動信息渠道順序來看，最主要的門路是靠親戚朋友來提供。根據(jù)農業(yè)部農村固定觀察點的調查，農村外出勞動力中由親戚朋友貸出去的占56.03%，其中家庭成員帶出去的占6.03%，有本地在外人員帶出去的占18.97%，有外地親戚朋友帶出去的占31.03%[11]。劉兆發(fā)的調查也證實了這一結論，農安縣小城子鄉(xiāng)萬勝發(fā)村到城市打工的68人中，由親戚朋友提供門路的46人，占總數(shù)的71%左右。其中該村外出打工的人數(shù)當中，曲家的人數(shù)最多，原因是曲家有人在城里當官。對從未外出打工的50位農民的問卷調查結果進行統(tǒng)計，有33人的最主要原因是“沒有關系和門路”，占總人數(shù)的66%。產生這一現(xiàn)象的根源在于農村勞動力的供給嚴重大于需求，同時農村勞動力的強替代性，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人被勞動力市場所淘汰，所以個人擁有的社會資本勢必在社會競爭中發(fā)揮重要作用[12]。
資料整理自王奮宇，趙延東，流動農民工的經濟地位獲得及決定因素，李培林主編，農民工――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134-148
①表內系數(shù)均為未經標準化的回歸函數(shù)，括號內為標準化回歸系數(shù)Beta值；
②*表示P＜0.05；**表示P＜0.001
另一方面，社會資本對于農民工的收入情況有著極為明顯的作用，在求職時使用過社會網(wǎng)絡和社會資本的農民工較之沒有使用過的農民工而言，更可能獲得較高的收入[13]。在表1中，回歸模型Ⅰ將農民工求職時使用的社會資本細分為“未使用社會資本”、“使用過強關系”和“使用過弱關系”，其中使用了強關系與農民工的收入相關性不明顯，但是使用了弱關系對農民工收入的影響相當明顯?；貧w模型Ⅱ將使用社會資本分解為“未使用社會資本”、“剛進城尋找工作時使用過社會資本”、“進城工作后使用過社會資本”這三個變量，以“未使用社會資本”為參照項。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進城時使用社會成本對農民工的收入影響不大，原因可能在于農民工剛剛進城，所以他們的社會關系希望為他們先找到一個地方安身，所以對于工資的要求不高。可是進城后使用過社會資本的農民收入明顯高于未使用過的同伴，找到第一份工作后，農民工基本上不再為生計發(fā)愁了，所以肯花時間和精力讓社會關系為其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傊瑩碛休^高社會資本的農民工有機會獲得較高的務工收入。
（二） 社會資本與農村居民的資本收入
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的銀行商業(yè)化改革，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整頓是金融機構逐漸退出了“規(guī)模不經濟”的農村信用領域，農村信用社成了農村正規(guī)金融機構的主力軍。但是，農村信用社由于先天不足，而導致金融供給能力有限，因而農村信用社的信貸資金在農村就是一種稀缺資源，在市場化取向的今天政府已經不愿意也不可能對資金進行分配，而同時農村金融市場發(fā)展緩慢，從而造成社會資本就成為農村居民獲得這部分資金的重要手段。葉敬忠等對河北省易縣寶石村的田野調查發(fā)現(xiàn)，在寶石村信用社貸款資金的供給十分有限，為了獲得這種稀缺資源，農戶就要想辦法調動自己的各種社會資本。從表2可以看到，那些成功獲得貸款的農戶大部分擁有較高的社會資本，他們或者和村中的信貸員具有比較緊密的關系，或者直接和鄉(xiāng)信用社的工作人員熟悉，或者又在易縣金融部門工作的親戚等，他們均具有較廣泛的社會網(wǎng)絡[14]。相對于從信用社貸款成功的農戶，貸款失敗的農戶往往具有較低的社會資本（如表3），他們也認為造成貸款失敗的原因是，與信貸員關系不熟或沒有關系等，農民的回答也反映了社會資本在信貸資金分配中的作用，因而農民非常羨慕那些能與當?shù)赜袡鄡?yōu)勢的人沾親帶故的人，并稱那些人為“門子硬”。
雖然農村借貸中的絕大部分資金來自民間，但是正規(guī)金融部門提供的信貸資金利率明顯低于民間借貸（高利貸），利率的高低與收益率直接相關，所以正規(guī)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對農村居民收入來說仍然有相當?shù)挠绊?。由于社會資本的作用，這些資金在農村居民間的分配是不均衡的，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流向了掌握著較高社會資本的農民，而普通的農民則很難從正規(guī)金融機構獲得貸款。資金占用的不公平，導致的是資本收入的差距，從而必然出現(xiàn)貧者愈貧，福者愈富的現(xiàn)象。
四、 結論
本文運用社會學和實證研究相結合的方法，通過對農村居民的社會資本和勞動力及資本收入的關系研究，得出以下結論：社會資本占有的不同是導致農村居民貧富差距的重要原因，掌握著較高社會資本的農民有機會獲得進城務工的機會，并且在工作中可能獲得較高的收入；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也會流向這些農民，從而使他們變得更加富裕。而掌握著較低社會資本的農民，在進城務工和信貸的獲得上都處于不利的地位，他們的貧困地位難以改變。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出，社會資本的資源配置作用實質上是中國農村體制不順的反映，因此必須加快農村市場化建設，以健全的市場來取代社會資本的作用，形成公平的社會資源競爭環(huán)境。此外還要加快法制建設，消除社會資本的副作用。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缺乏法治精神，人治的泛濫為政治權利的擴張和滲透提供了機會，使政治權力和人際關系有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力量的危險。而社會資本的累積作用會進一步加大農村居民間社會資本的占有量，進而會加劇農村居民間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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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政治必修一知識1企業(yè)與勞動者
公司經營與發(fā)展
1、企業(yè).①企業(yè)是以營利為目的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向社會提供商品或服務的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是國民經濟的細胞.
②在我國,國有企業(yè)、集體企業(yè)、私營企業(yè)、外資企業(yè)等多種所有制企業(yè)并存,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
公司經營成功的因素.
(1)制定正確的經營戰(zhàn)略.(2)依靠技術進步、科學管理等手段,形成自己的競爭優(yōu)勢.
(3)誠信經營,樹立良好的信譽和企業(yè)形象.
(4)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那些經營管理不善的企業(yè)會被兼并或面臨破產.
9、企業(yè)破產,是指對長期虧損、資不抵債而又扭虧無望的企業(yè),按法定程序實施破產清算的經濟現(xiàn)象.實行企業(yè)破產制度,有利于強化企業(yè)的風險意識,促使企業(yè)改善經營管理,提高企業(yè)競爭力,有利于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產業(yè)結構的合理調整.
勞動和就業(yè)
1、勞動和就業(yè)的重要性.(1)勞動是勞動者的腦力和體力的支出,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chuàng)造活動.勞動者是生產過程的主體,在生產力發(fā)展中起主導作用.勞動是人類文明進步發(fā)展的源泉.光榮屬于勞動者.
2、我國嚴峻的就業(yè)壓力.①我國的人口總量和勞動力總量都比較大,而生產力發(fā)展水平比較低;②勞動力素質與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需要不完全適應;③勞動力市場不完善,就業(yè)信息傳遞系統(tǒng)不暢通.所有這些,使得我國的就業(yè)問題比任何一個國家都突出、繁重和緊迫.
④黨和政府從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fā),把擴大就業(yè)放在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突出位置,實施積極的就業(yè)政策,努力改善就業(yè)和創(chuàng)業(yè)環(huán)境.
3、勞動者要發(fā)揚艱苦奮斗、自強不息的精神,樹立正確的擇業(yè)觀念.
(1)樹立自主擇業(yè)觀.根據(jù)個人的興趣、專長和條件,自主決定干什么.這有利于發(fā)揮每個人的聰明才智,調動每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
(2)樹立競爭就業(yè)觀.要通過勞動力市場競爭來實現(xiàn)自主擇業(yè).要努力學習,提高技能和素質,改變觀念,積極主動地適應勞動力市場的需要.
(3)樹立平等就業(yè)觀.各種正當職業(yè)勞動者,都是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所必需的,沒有什么高低貴賤之分.不管從事什么工作,只要能腳踏實地、兢兢業(yè)業(yè),就能有所作為.
(4)樹立多種方式就業(yè)觀.現(xiàn)代市場經濟和信息技術導致就業(yè)形式多樣化,諸如自由職業(yè)、彈性工作日、臨時工等就業(yè)方式不斷增加,可以更加靈活地選擇.人們還可以通過職業(yè)介紹所、媒體廣告、網(wǎng)上人才市場、招聘會等選擇職業(yè),實現(xiàn)就業(yè).
依法維護勞動者權益
3、做法：勞動者享受權利,是以履行勞動者義務為前提的.因此,自覺地履行勞動者的義務,是獲得權利、維護權益的基礎.我國實行勞動合同制度,依法簽訂勞動合同,是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重要依據(jù).當自己的權益受到侵犯時,可以采用投訴、協(xié)商、申請調解、申請仲裁、向法院起訴等途徑要求維護,而不能采用非法手段施加報復.
勞動者要增強權利意識和法律意識.當權益受到侵害時,以合法手段、法定程序進行維權,是每個勞動者的正確選。
高一政治必修一知識2投資的選擇
儲蓄存款和商業(yè)銀行
1、儲蓄存款的含義：指個人將屬于其合法的所有人民幣或者外幣儲蓄機構,儲蓄機構等具存折或存單作為憑證,個人存折或存單可以支取存款的本金和利息,儲蓄機構依照規(guī)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一種活動.
2、我國的儲蓄機構主要包括各商業(yè)銀行、信用合作社以及郵政企業(yè)等依法辦理儲蓄業(yè)務的機構.
3、人們儲蓄存款的目的各不相同,但都能獲得利息.利息是人們從儲蓄存款中得到的唯一收益,是銀行因為使用儲蓄存款而支付的報酬,是存款本金的增值部分.利息的多少取決于三個因素：本金、存期和利率水平.利息的計算公式為：利息=本金×利率×存款期限.在我國,存款利息收入的20%要作為稅收上繳國家.
4、儲蓄存款的分類.目前,我國的儲蓄主要有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兩大類.作為投資對象,活期儲蓄流動性強、靈活方便,適合個人日常生活待用資金的存儲,但收益低定期儲蓄流動性較差,收益高于活期儲蓄,但一般低于債券和股票.與低收益相對應,因為銀行的信用比較高,儲蓄存款比較安全,風險較低,但也存在通貨膨脹情況下存款貶值的風險,以及定期存款提前支取而損失利息的風險.
股票、債券和保險
高一政治必修一知識3個人收入與分配
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
生產決定分配,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分配方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相應地就此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1、按勞分配的性質：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個人消費品分配的基本原則.
2、內容與要求：在公有制經濟中,在對社會總產品作了各項必要扣除后,以勞動者向社會提供的勞動(包括勞動數(shù)量和質量)為尺度分配個人消費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
4、意義：①實行按勞分配,有利于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與創(chuàng)造性,從而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②按勞分配作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分配制度,是結以往幾千年來不勞而獲的剝削制度的根本否定,是消滅和消除兩極分化的重要條件,它體現(xiàn)了勞動者共同勞動,平等分配的社會地位,是分配制度上的偉大變革.
6、按勞分配以外的分配方式：主要包括按個體勞動成果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
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
1、堅持效率優(yōu)先：
①含義：效率,指經濟活動中投入與產出的比較,它表示資源有效利用的程度.效率提高就是資源的節(jié)約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人們總是追求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成果.
②收入分配方式對效率的影響：
收入分配方式對效率有重要影響.因為分配是再生產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生產決定分配,但分配又僅作用于生產.如果分配方式有利于調動人傘兵積極性,就會提高效率,促進生產的發(fā)展;反之,則會降低效率,阻礙生產的發(fā)展.
③在分配中必須堅持效率優(yōu)先的原因.
這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和國情決定的.發(fā)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貧乏,發(fā)展經濟必須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堅持科學發(fā)展觀.因此在分配中必須堅持效率優(yōu)先.
2、兼顧社會公平：
(1)公平含義：公平含義較寬泛,涉及政治、經濟、法律等各個領域.這里說的公平指收入分配的公平.收入分配的公平,主要表現(xiàn)為收入分配的相對平等,即要求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不能過于懸殊,要求保證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
(2)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在收入分配中,效率與公平是一對矛盾,既對立又統(tǒng)一.
①效率是公平的物質前提.只有提高經濟效率,大力發(fā)展生產力,增加社會財富,才能實現(xiàn)社會公平沒有效率作為前提和基礎的公平,只能導致平均主義和普遍貧窮.
②公平是提高經濟效率的保證.只有給勞動者提供充分的利益和權利分配的公平,才能激發(fā)勞動者發(fā)展生產力,提高經濟效率的積極性.
③實現(xiàn)效率與公平的正確結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
3、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含義.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體現(xiàn)"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原則.
①效率優(yōu)先,實質是發(fā)展生產率優(yōu)先,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要以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為首要目標.
②兼顧公平,指社會要將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使分配的結果能促使人們奮進,社會具有生機和活力.
(2)如何體現(xiàn)：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自然資源相對匱乏.發(fā)展經濟必須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提高資源利用率,同時,要將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使分配的結果能促使人們奮進,使社會具有生機和活力.
(3)如何貫徹這一原則：
①要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qū)和個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帶動地區(qū)和個人致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關鍵詞 貧富差距 收入分配 分配正義
作者簡介：聶維婷，西南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學。
中圖分類號：d9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13）03-001-02
收入分配制度是關系著一個國家國計民生、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在經濟學領域中，分配制度是指勞動產品在社會主體中如何分割以及配給制度的總稱。在我國，分配方式一般劃分為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并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則。眾所周知，收入分配制度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石，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貧富差距的不合理擴大是社會動蕩的最大根源，如果放任差距的不斷擴大，不止影響了社會制度的權威和公正，甚至激化階層矛盾、造成社會階層的對立與沖突動蕩，使得社會不滿情緒、仇富心理滋生蔓延。可見，收入分配的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fā)展中的最根本問題。如果收入分配不平等，就會使一部分社會成員陷入貧困，甚至引發(fā)各種社會問題。由此，對收入分配正義性的探究成為了必然。
一、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理論
在法學領域中，分配平等即為分配正義，早在古希臘時期，偉大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分配正義理論。該理論中最主要的一個關鍵詞就是正義。他結合奴隸主階級統(tǒng)治的經驗教訓和當時社會實踐的具體情況作出了總結，提出了其獨特的正義觀。他認為，分配的正義是將恰當價值的事物授予有相應付出的人，一個合乎正義的政權則應該考慮到每一個收受的人的才德或功績。由此可見，分配正義是對社會的財富、榮譽、地位等資源進行平均的分配。這就需要立法者按照合理、正義的方式，按照一定比例來分配利益，分攤義務和負擔。也就是說，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規(guī)則對相對應的公共資源進行分配，對于相同的情況要給予相同的對待，不同的情況給予不同的對待。
在亞里士多德的理論里，社會財富分配的最重要原則就是要遵循正義。一般而言，社會財富的分配會存在平均和不平均兩種情況，只有這種均等是位于“中點”的，才是其所主張的正義。亞里士多德還認為，在分配的過程中適用下列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按照完全平等的方式來分配，即對每一參與分配者一律分配給相等的資源財富，而不論他們的條件，如貢獻、需要、能力等。達到“數(shù)量”上的完全相等是這種分配方法的最終目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其中的“數(shù)量相等的意義就是指個人所得的相同事物在數(shù)目上和容量上與他人所得者相等”，由此可見，這種方法追求的是數(shù)字上的絕對平等；第二種方式是要求嚴格按照公平的原則來進行分配，這也是亞里士多德最為倡導的方式：“根據(jù)參與分配者個人的貢獻、需要、能力等條件來進行分配”——“比值”上的等量分配是這種分配方法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由此，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是一種相對的平等，而非前一種方法是數(shù)字上絕對的相等。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學》中就列舉出了——“只有良好的出身、自由人的身份和財富才可以用作競爭官職的理所當然的根據(jù)”。也就是說認為的正義的分配制度應該是因人而異的，分配的衡量標準需要參考的因素是參與社會財富分配的人的價值，這種價值就包括了公民的血統(tǒng)、公民的財富地位、本人的品質和才能等各種因素。綜上，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的最終目的是不同價值的人在參與分配的時候，參與分配者獲得的應該是有分別的分配，如果兩人的價值是不平等的，那么他們在獲取財富、權利等事物時就不能被一視同仁。
從當代的角度來看，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分配正義理論是為了避免統(tǒng)治者對官職和財富進行分配的時候出現(xiàn)不平等和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和財富有不正義的分化而提出的，與此同時，他還強調了不僅要嚴格禁止公職人員以權謀私，限制各種公職的任期，參與分配的榮譽也要受到相應的控制。亞里士多德認為，如果公職人員能夠利用職權來謀取私利，那么腐敗的現(xiàn)象必然會隨之出現(xiàn)，也就是說，一個公平的民主法治社會的建立，最重要手段就是防止錢和權之間的勾結。這也是今天我們仍在追求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此外，按照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思想，在追求公平的同時要兼顧效率——這就是我國現(xiàn)行的按勞分配制度為主，多種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模式。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理論放到當代社會這個框架中仍有不可忽視的局限性。其一，亞里士多德提出分配正義時期，古希臘城邦實行的社會制度是奴隸制和城邦制，所以在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下亞里士多德提出的正義觀念就只是針對當時城邦的自由民，而非當時社會的全部，而今時今日在民主和人權觀念的影響下，正義的范圍必須涵蓋到社會的每一個公民。其二，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其正義觀并不是獨立于城邦生活之外的，他認為正義與人世息息相關的。然而，到了近現(xiàn)代，正義的概念越來越多地被專門用作評價社會制度的一種道德標準，被看作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 最后，亞里士多德分配正義理論的核心是“比值”平等分配的原則，并分析出會影響到分配正義的因素和條件，但是這也只是亞里士多德針對特定的人或者情況進行的思考，并沒有對分配正義所對應的時代背景和相關的制度進行分析，從而導致了其理論最終缺乏了獨立性。
二、對我國收入分配的正義性研究
以我國現(xiàn)行的經濟體制而言，構建和諧社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正視分配的正義性。我國現(xiàn)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在國家和相關機構的宏觀調控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體制。我們要準確認識的是，市場經濟不是既定概念般的一種社會制度，只是一種經濟運行模式和對社會資源進行配置手段。市場經濟體制可以存在于各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我國現(xiàn)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在國家和相關機構的宏觀調控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時候發(fā)揮出基礎性作用的一種經濟體制。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我國現(xiàn)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片面的追求效率，以致在一定程度上，難以顧及到分配的正義。面對這一問題，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理念我們應該如何在追求效率的同時，兼顧正義？
首先，在按勞分配中，關鍵的問題在于應該根據(jù)什么標準來區(qū)分和鑒定每個人的價值，這個標準應該由誰來制定？也就是說我們需要一個主體來對勞動者的貢獻進行準確的評價的同時，還應該有一套合理的公共決策機制。對此，亞里士多德認為參與分配的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屬性和價值——在某些方面要以數(shù)量平等為原則，而其他方面則要以比值平等為原則。舉個特殊的例子，腦力勞動中的知識貢獻應該如何評價，如何參與分配呢？筆者認為，知識是作為腦力勞動的成果參
與分配的，也是一種按勞分配。眾所周知，一般的勞動成果都有一個壽命周期，專供一人或一個社會群體使用，因而這種勞動成果就只能一次性地參與按勞分配。但是，知識同時作為一種特殊的勞動成果，從理論上講，在有更新的知識將其代替、淘汰、推翻之前，其使用的范圍、時間和次數(shù)具有無限性。知識作為一種特殊的勞動成果雖然需要一定的載體，其載體也需要復制，但知識本身是不需要再生產，不需要再付出新的勞動的，簡單來說，一次性的腦力勞動成果，可以無數(shù)次獲得報酬。這也體現(xiàn)了亞里士多德的實現(xiàn)正當必須要在某些方面以數(shù)量平等，而另些方面則以比值平等為原則。
另一方面，在按資分配中，我國目前最為迫切的是找到一個方案來解決如何平衡資本和勞動間的關系，如果一味地為了使利益得到最大化，使得分配偏向資本家，則會犧牲勞動者的利益。這其中最為激化的一個問題是企業(yè)領導和員工的工資差距問題。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理念，分配的正義在于依據(jù)公平原則來分配，即根據(jù)參與分配者個人的貢獻、需要、能力等條件來進行分配。那么，企業(yè)領導和員工的貢獻和能力就成為他們參與到分配中的“資本”，而企業(yè)領導的工資收入在大多數(shù)的情況下都高于企業(yè)員工，但這并不意味著企業(yè)員工的“資本”價格就低于企業(yè)領導，在這個前提條件下，這樣的收入分配就與亞里士多德的正義理念背道而馳了。實踐中，構建和諧的分配關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共同課題，只要有勞資雙方存在的地方，勞資矛盾便無法回避。正視并化解勞資矛盾，對資本和勞動二者的關系進行良好的辨識，平衡勞資利益分配，才能使勞資關系得到平衡，使得效益達到最大化。
三、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理論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啟示
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理論旨在避免古希臘社會在官職和財富分配方面出現(xiàn)不平等的現(xiàn)象，以及由此產生的城邦公民在地位和財富方面出現(xiàn)分化而提出的。其理論強調應禁止公職人員以權謀私、合理管理各類榮譽的分配以及限制各類公職的任期。即有一個能體現(xiàn)公共利益的優(yōu)良政體、有權力制衡的機制以及必須實行法治?？梢姡乐箼嗔Φ臑E用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首要目標，如此，政府才能充當公正的裁判者的角色，最大限度使弱勢群體獲得其應有的利益，政府機制才能呈良性運作，從而能建立起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
與此同時，亞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比值”相等的思想，要求兼顧正義的同時，也要兼顧效率，體現(xiàn)出公平、應得的原則。實踐表明，在任何一個社會中，正義是被允許有差別存在的，這是因為如果人們刻意地去追求絕對的一致，這樣反而會對社會的和諧和進步造成的不良影響。目前，我國人民的收入開始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特點，我們要最大限度地尊重以勞動為取向的收入，即按勞分配的同時，也要盡量兼顧到其他以合法形式取得的收入，做到這兩方面的平衡。
我國構建和諧社會必須要把分配制度的調整放在首位，逐步構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制度，社會各方才能夠享受到相應的利益，社會最終才能良性運行。始終堅持發(fā)展是硬道理、穩(wěn)定是硬任務，以“初次分配兼顧公平與效率、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為指導精神，推動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逐步縮小貧富差距，才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
注釋：
原宗麗.試析亞里士多德分配正義理論及其啟示.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6）.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K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7-0265-02
荀子提出的“義（以）分則和”①思想體現(xiàn)了其禮學思想的價值追求與精神實質。拋開其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將其置于當時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中作客觀的考察和理解，就會發(fā)現(xiàn)荀子禮論仍然包含著一些非常精彩的見解，這對于今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有借鑒和啟發(fā)意義。
一、荀子之“分”對中國社會秩序的啟示
荀子之禮作為一個包括道德規(guī)范在內的規(guī)范體系，為每一個社會成員規(guī)定相應的權利和義務，號召人們運用禮的規(guī)矩度量人生活動，指出一個人人皆得其所，皆必須安于其分的規(guī)章制度，其精神實質就是給人們劃分等級，目的是為了使全社會的人都能得到規(guī)定范圍內的欲望的滿足從而避免社會紛爭，保有良好的社會秩序。由此可見，荀子制禮就是要建立一個以“禮”為制度安排的和諧社會，即達到社會的有序――和諧，從這個意義上說，禮負有整和社會秩序的使命。
然而，荀子之“禮”與繼承了以周禮為核心的舊的傳統(tǒng)、宗法等級色彩十分濃厚的孔子之“禮”有著原則的區(qū)別，荀子所要構建的等級制也不同于孔子所維護的周禮，其中一點就是，荀子的等級制中各等級之間具有流動性、開放性。荀子不僅拋棄了“禮不下庶人”的傳統(tǒng)，把農、工、商等非貴族階層的庶民納入禮的制度安排，而且明確否定“以世舉賢”、“以族論罪”的舊制，主張“不恤親疏，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 [1]；反對孔、孟“尊尊”、“親親”的原則，主張“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2] 這種等級制度顯然有別于西周世卿世祿的等級制度。荀子還敢于向宗法制宣戰(zhàn)，提出賢的標準是禮，按照“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的原則，他明確提出“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于禮義，則歸于卿相士大夫”[2]。由此我們可以說，荀子的理想的等級制中，人們的上下等級身份并非固定不變，而是可以流動的。
荀子以禮構建的社會等差秩序表達了人們對社會秩序的渴望，追求優(yōu)良的社會秩序同樣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目標。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安定的社會，是活而不亂、活而有序、和而不同的社會。要做到活而不亂、活而有序應造就一個合理的社會階層結構，各階層成員各獲其崗，各司其職，各守其則，各享其成，并使各階層之間保持互惠互利關系，不斷化解矛盾和利益沖突，這對于社會的安全運行和保持社會安定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建立和諧社會必須建立和諧的社會階層結構。
二、荀子之“分”對中國社會秩序分層的啟示
荀子禮學的分把人分為上下尊卑的等級制實質上就涉及到了社會分層的問題。無論哪種社會，都不可能是絕對平等的平面社會，社會要運行就必然存在分層，“明分使群”，只有分層社會才能正常有序。然而在現(xiàn)實社會中，每個社會的階級階層都有相對獨立的群體利益，在社會發(fā)展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快速而劇烈的社會變化過程中，各階級階層之間必然會產生各種利益的摩擦，矛盾和沖突，因此，一個社會要想能持續(xù)、穩(wěn)定、協(xié)調的發(fā)展，就要建立階級階層利益的整合機制、矛盾和沖突的化解機制以及社會分層秩序的穩(wěn)定機制。
當前，中國處于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的特殊階段，階層的分化尤其充滿著不確定性。社會分層的根本目的與荀子“以分致和”相同，是為了使社會能夠和諧發(fā)展。目前，中國的階層結構形態(tài)還是傳統(tǒng)的金字塔形（有學者認為是倒“丁”字形結構），即上層階層、富有階級人數(shù)很少，中產階層呈過渡狀而下層階層很大的社會結構。然而，現(xiàn)代化社會結構應該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狀態(tài)。這種差別表明，中國中間階層規(guī)模過小，距共同富裕還有很大差距。這種結構對社會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極為不利，對正在發(fā)展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構成一種潛在的威脅。要改變這種社會結構就要保證各階層間的有效流動，使得各階層活而不亂，活而有序地流動。和諧社會的一個標志是就社會階層之間相互開放和平等進入，各階層應當?shù)玫接兴顒e而又恰如其分的回報，各階層之間應保持互惠互利的關系。
橄欖形結構由于中間階層的人數(shù)多而表現(xiàn)出許多優(yōu)勢，它大大增強了社會的穩(wěn)定性，提高了社會的活力和勞動效率，是通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徑，因而是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培育的理想社會階層結構形狀。
三、荀子之“分”對中國分配制度的啟示
荀子用“分”從制度倫理的理論層面上回答了社會怎樣才能和諧，“禮”何以具有“和”的功能。當然，荀子所提倡和強調的“分”，在政治上無疑是等級制度。而歷史上的等級制度實質上是包括政治權力、經濟財貨、文化教育等社會資源的等級分配制度。所以，當荀子創(chuàng)建禮論，對“禮”的起源和作用進行合理的理論論證時，其“分”已具有社會資源分配的概念實質。
根據(jù)荀子提到的所要分的社會資源，除了財貨，還指政治權力、勢位和文化資源，我們可以稱荀子的“分”為“大分配”概念，而非僅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分配。他的禮論就是這一“分”即社會“大分配”概念的具體運用。荀子的“分”為禮制立論，即所謂“分以定倫”。荀子講“義分則和”，深涵著這樣一種思想智慧：要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構建合理的社會資源分配制度，對稀缺的社會資源作合宜的分配，這是實現(xiàn)社會和諧的前提條件。就是說，社會要達到和諧，在基礎性的意義上，就應從制度安排上保障社會成員能各安其位、各盡其職和各得其所（在現(xiàn)代還應有各享其權），使德有所福，能有所祿，勞有所得。就是說，只要社會資源分配的制度安排得當，于是“和”也就在其中了。
自古以來，任何一個社會所能利用的資源都是稀缺的，因而都有一個“分”和如何“分”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如何解決關系到社會每一階級、階層和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無視“分”或“分”的不合理，就必然會使利益矛盾激化，造成社會大亂，這是每一社會統(tǒng)治者和社會成員都不愿看到的，于是，“分”和如何“分”的問題就成了“和”的前提條件。荀子講“義分則和”，深含著這樣一種思想智慧：要構建和諧社會（“和”），就必須構建合理的分配制度，必須在制度與倫理（道德）兩個方面有所建樹，這樣才能對稀缺的社會資源作合宜的分配（“義分”），這是實現(xiàn)社會和諧的前提條件。荀子提出的“義分則和”，深刻反映了人類社會所必然會遇到的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它達古通今，是一條關于構建和諧社會的“古今通理”。
今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歷史性的課題，同樣遇到了“分”和如何“分”的問題，遇到了如何正確解決“分”與“和”的關系以及如何正確分的問題。中國的不同階層和貧富差別的出現(xiàn)也是社會資源進行某種分配后的產物。問題的關鍵在于這種分配是否適應社會變革和歷史趨勢，是否體現(xiàn)了公平正義的原則，從而使社會的“分”具有“和”的內在結構。荀子的和就在分之中，“義分則和”。顯然貧富兩極分化不是公平合理的分，不可能有“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的實現(xiàn)。毫無疑問，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要的是要對社會資源分配實現(xiàn)合乎公平正義的制度安排使其有效運行，達到一種社會利益關系結構性的和諧狀態(tài)，從而使制度安排發(fā)揮和的倫理導向作用，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創(chuàng)造必要的前提和基礎。這就是說“義分則和”也是我們今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當確立的基本理念。
以來，我們對所有制結構進行改革的同時，對收入分配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與調整。允許一部分地區(qū)、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實現(xiàn)共同富裕。在這種分配制度下，在一部分地區(qū)、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全體人民的絕對收入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也出現(xiàn)貧富差距過大問題。從基尼系數(shù)看，中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的“紅線”。國家發(fā)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介紹，對中國的基尼系數(shù)目前各機構認識不一，被學界普遍認可的是世界銀行測算的0.47?！爸袊嵯禂?shù)在十年前越過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后仍在逐年攀升，貧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3] 很顯然，如果說貧富兩極分化超過了限度，那么說就不是“義分”，也不是公平合理的“分”，更談不上有“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的實現(xiàn)。誠如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提出的：“正義猶如支撐整個大廈的主要支柱。如果這根柱子松動的話，那么人類社會這個雄偉而巨大的建筑必然會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4] 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和完善勢必要加大力度推進。
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縮小貧富差距，首先，應該從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入手，解決分配領域的分配不公問題。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指出，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其次，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010年4月1日，《求是》雜志發(fā)表了總理的《關于發(fā)展社會事業(yè)和改善民生的幾個問題》的講話。文章詳細闡述了“提高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和改革分配制度”這一備受關注的話題，稱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shù)的“橄欖型”分配格局，并從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收入和分配制度的主要措施。
參考文獻：
[1][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荀子卷第七，王霸篇第十一(全二冊)[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8：209.
耕田種地、完糧納稅的農民，自古就是構成這個國家的最基本的百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加快，社會面貌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國家經濟飛速發(fā)展，蛋糕越做越大，富裕的人越來越多。但另一個事實是，從事農業(yè)生產的農民，仍然較少享有社會發(fā)展帶來的成果。不少農民發(fā)展致富之路，是通過走向城市、參與城市建設，來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內涵的。而農村本身，仍然意味著落后、封閉以及貧窮，難怪乎不少人對“三農”的思維已經固化。
我國廣袤的農村社會所面臨的難題，除了物質上的“富起來”，更有社會形態(tài)上的現(xiàn)代轉型。農民的生活處境若能得到切實改善，年終獎也好，海島游也罷，從物質上到精神上，都理應成為農民當下能夠享受到的。
改變農民的生活處境，首先要改變農業(yè)經營模式，盤活農民手中的資源。宅基地、農業(yè)用地，在嚴格依法監(jiān)管的前提下，可否賦予農民更多的自主經營權。讓農村的發(fā)展具有原發(fā)性的動力，而不是依附于城市和其他產業(yè)的發(fā)展而發(fā)展。
一、我國貧富差距的現(xiàn)狀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生產力大幅度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改善，但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可從基尼系數(shù)反映出來，1991年0.282，2000年0.417，2004年超過0.465，2007年接近0.48，表明我國居民總體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而且在2000年就沖破了基尼系數(shù)0.4的國際警戒線。收入差距拉大主要表現(xiàn)在：一是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擴大。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例，1984年為1.71∶1，1998年為2.51∶1，2006年為3.25∶1。如果計算城鎮(zhèn)居民享有的各種福利，這一差距將擴大為5至6倍，這個數(shù)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二是地區(qū)收入差距拉大。2000年，我國東西部城鎮(zhèn)居民人均年收入比例為1.31∶1；2005年為1.46∶1。三是行業(yè)收入差距增大。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yè)的年均工資是最低行業(yè)的2.17倍，1995年為2.23倍，2000年為2.62倍，2005年達到4.88倍。四是各階層收入差距拉大。1985年城市人均收入中，10%最高收入者的所得是最低收入者的2.9倍，到2004年上升為8.7倍，在儲蓄總量中，1995年20%的儲戶占全部存款的80%，到2005年，5%的儲戶擁有全部存款的近50%。
二、造成貧富差距的原因
1．分配制度的改革加劇了貧富差距的擴大。我國現(xiàn)階段實行的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種分配制度克服了以往平均主義的弊端，能夠從物質利益上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還有利于發(fā)揮各種生產要素的作用，充分配置有限的資源，有利于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但由于各類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按貢獻進行分配，而其中資本這項要素總是得大頭。這樣，在勞動收入大體均等的情況下，收入差距主要因資本要素占有者財產性收入高低而拉大。
2．壟斷致富。壟斷行業(yè)中的企業(yè)憑借對關鍵資源的獨自擁有或政府賦予的排他性地生產某種產品的權利，在產品市場或者要素市場上具有獨自決定價格的能力，它們可以不用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借助自身的壟斷優(yōu)勢獲得高額壟斷利潤。這些壟斷利潤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會轉化成為該行業(yè)在崗職工工資，從而導致壟斷行業(yè)的工資水平高于其他行業(yè)。
3．非法暴富。我國已有富豪階層出現(xiàn)，他們的人數(shù)不多，集中的財富占了全國居民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這些富人中相當部分是靠勤勞致富的，然而不少人主要是通過非法手段取得的。他們走私販私、制假販假、集資詐騙、偷稅漏稅，更有甚者，置黨紀國法于不顧，、做權錢交易，搞“腐敗經濟”，看看當前的腐敗問題，很多都與經濟金錢有關。而這些不正當手段得來的財富，必然加劇貧富差距。
4．稅收體系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個人所得稅在調節(jié)社會收入分配方面能夠發(fā)揮獨特的作用，但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還不夠完善，個人所得稅所需要的征管條件還不完全具備。另外，目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存在著覆蓋范圍比較窄、保障程度低、制度不完善等問題。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是建立在城鄉(xiāng)二元化隔離的基礎之上，造成了城鄉(xiāng)社會保障的巨大差別。這種缺乏覆蓋城鄉(xiāng)全體人民的公正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實際上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三、縮小貧富差距的對策
1．促進農村發(fā)展，努力增加農民收入。首先要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和政策，加大對農業(yè)的支持和保護力度。二要加快農業(yè)和農村發(fā)展，推進城鎮(zhèn)化。三要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加快推進全國農村稅費制度改革試點，認真落實取消農業(yè)特產稅、逐步降低農業(yè)稅稅率的政策。四要協(xié)調城鄉(xiāng)經濟發(fā)展，充分發(fā)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把更多的財力等社會資源用于農村，以更好地為農村產業(yè)結構調整、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增加收入創(chuàng)造條件。
2.加快西部開發(fā)和中部崛起戰(zhàn)略步伐，縮小地區(qū)經濟差距。國家應加大對西部地區(qū)的轉移支付，加強中西部地區(qū)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外地投資者到中西部投資，通過各種形式增強中西部地區(qū)的經濟實力，以經濟發(fā)展帶動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長，縮小與東部發(fā)達地區(qū)居民收入的差距。
3.加大對壟斷和腐敗的監(jiān)管，整治非法收入。通過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消除行政權力直接配置社會資源，縮小國家壟斷行業(yè)的范圍，加速某些行業(yè)的市場準入，為市場主體創(chuàng)造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使各行業(yè)處于平等地位。同時，要加強市場監(jiān)督和管理，嚴厲打擊走私販私、假冒偽劣等違規(guī)、違法經營行為，要強化對權力的約束，增加執(zhí)行公務的透明度，制止各種亂收費、亂攤派現(xiàn)象，要嚴懲、整治非法收入。
4.完善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要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改變目前所得稅征收與家庭消費脫鉤的狀況，建立普遍的個人所得稅年度申報制度。同時，緩解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非常重要。盡管我國在這方面的建設已經取得了重要進展，但8億農民基本上是未能得到社會保障的。要盡快把農民等低收入者納入到社保體系中來，通過社保體系對國民收入實施再分配，為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5.創(chuàng)造平等的教育和競爭機會。治貧的主要手段是教育，要加大對貧困地區(qū)教育的投入，給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機會，提高他們的生產能力。同時，打破生產要素流動壁壘，促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打破城鄉(xiāng)壁壘，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讓他們更多地參與市場競爭，給予他們平等待遇，讓其分享到更多經濟增長的成果，這才真正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
一、引言
價格是商品貨幣交換比例的指數(shù)，也就是說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xiàn)。商品的價格通常和商品的價值是不對等得，受供給和需求關系的影響，價格總是圍繞著價值上下波動。換句話說：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價值保持不變，當供給大于需求的時，價格會下降，當供給小于需求時，價格會上升；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由于部門之間的競爭和利潤的平均化，商品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商品價格隨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動，圍繞生產價格上下波動。
完全的市場經濟，社會資源完全由市場調配，在資源得到最優(yōu)配置的同時也為經濟運行帶來極大的不穩(wěn)定性。價格具有六大職能：標度職能、調節(jié)職能、信息職能、表價職能、核算職能和分配職能。它能一定程度上指示商品供求關系的變化，進而為國家宏觀調控提供參考信息，使國家能夠比較準確干預市場經濟活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市場經濟運行的不穩(wěn)定。
基于價格對于市場的作用，本文應用一定的抽樣方法對歷史的價格記錄進行抽樣，進而通過樣本均值和方差來估計過去那段時間總體的均值（平均價格）與方差（真實價格與平均價格之間的波動程度）。
二、設計方案
應用分層抽樣奈曼最優(yōu)分配方式進行抽樣調查，主要步驟如下：
（一）確定總體樣本量；
n=∑Lh=1W2hS2h/Whv+1N∑Lh=1WhS2h（2.1）
（二）確定各層樣本量；
nh=hNhSh∑LhNhSh（2.2）
（三）在各層中分別進行簡單隨機抽樣，并求各層均值、方差；
（四）利用層樣本均值、方差求總體均值、方差；
（五）分析數(shù)據(jù)得出調查結論。
三、實現(xiàn)過程
（一）確定式（2.1）中的各個未知數(shù)
1、確定Wh。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北京新發(fā)地市場上蘋果的價格波動情況，因為記錄有最高價格和最低價格之分，所以我們選取折中值（均值價格）進行研究。我們收集到北京新發(fā)地市場紅富士蘋果從2013年6月到2014年5月共726條價格記錄。其中有紅富士（膜袋75
四、結論
通過上述過程可知，新發(fā)地市場紅富士蘋果的平均價格估計為273元/斤，方差估計為00020；其中紅富士（膜袋75
我們可以看到價格較低者（紅富士（膜袋75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