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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質量的概念和內涵
生活質量的概念引入醫(yī)學領域的時間并不長,它是隨著“健康”內涵的擴展而逐漸完善的,這與醫(yī)學模式的轉變不無關系。傳統(tǒng)的生物醫(yī)學模式注重生命的存在及軀體功能的改善,較少關注治療后病人的心理、適應社會的能力。結果可能導致投入大量醫(yī)療資源,換來低質量的生命,反而給家庭、社會帶來了負擔。
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對“健康”的定義:健康不僅指沒有疾病和虛弱,而應是軀體、心理和社會適應的完好狀態(tài)。這意味著人們逐漸認識到醫(yī)學最終目的不僅僅是延長人的生命,還要關注其生活質量。WHO對生活質量的定義:以一定文化和價值體系為背景的個體對他們生活狀態(tài)的感知體驗,這種感知體驗不僅與其生活環(huán)境有關,還受其目標、期望、標準和所關心的事物的影響。這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人們的軀體健康、心理狀態(tài)、獨立水平、社會關系以及與所處環(huán)境特征的相關性等因素都會對其產生綜合影響。李凌江等[1]認為,生活質量的研究內涵應包括以下4個方面:①軀體生理功能:包括精力、睡眠、感官功能、性功能、軀體不適感等;②心理功能:包括情感、認知、自我評價等;③社會功能:包括社會角色功能與社會交往兩個維度;④物質生活條件:包括收入、住房、就業(yè)、娛樂、生活環(huán)境和社會秩序等。
開展關于生活質量的健康流行病學研究,較之以往僅關注發(fā)病率、患病率、死亡率等的流行病學研究更能確切描述健康與疾病、生活事件、環(huán)境間的相關性。而生活質量對疾病預后有著顯著性影響,因此改善病人治療后生活質量應當成為治療者所必須考慮的問題[2]。
2 生活質量評價工具和角度
根據研究的人體對象,產生了針對某些疾病的專門化量表和一般生活質量量表。前者如針對糖尿病患者生活質量評價方法[3],關節(jié)炎患者的關節(jié)炎影響量表(AIMS)、McMaster Toronto 關節(jié)病人殘疾參照問卷(MACTAR),癌癥病人生活功能指數(FLIC)、生活質量指數(QLI)等[4]、少年兒童健康和疾病量表(ACHIP)等[5]。而后者有總體幸福感量表(GWB)、家庭環(huán)境量表(FES)等(如Tayloor等[6]通過對美國599位非洲裔超重婦女的試驗表明,用GWB來測量她們的心理幸福感受是有效可行的)。前者針對性較強,但適用范圍小,后者適用范圍大,但研究深度有限。雖然都能判斷相應的生活質量,但兩者之間缺乏互通性,無法相互比較。
1991年起,WHO通過在14個國家中的15個地區(qū)選定樣本、制定了世界衛(wèi)生組織生活質量評定量表(WHOQOL),它包括了100條評價項目(WHOQOL-100),分為6個維度(6個維度分別是軀體性、心理性、獨立性、社會關系、環(huán)境及精神信仰)25個方面。問卷采用被評者自我評估的計分辦法[7]。該量表的問世,使研究者們對社會人群、臨床病人等進行生活質量調查有了進一步的工具。WHO在WHOQOL-100的基礎上還推出了WHOQOL簡化版。維度由6個減為4個(軀體性、心理性、社會關系和環(huán)境條件),總項目數亦相應減為26項。簡化版雖然在評估個體生活質量的細節(jié)方面略顯不足,但用于了解個體生活質量的整體情況卻十分簡便,且效度、信度不亞于WHOQOL-100,尤其適用于大型的流行病學調查[8]。
對此相應的國家和地區(qū)都做了一定的驗證性調查分析和實際應用。Power等[9]在不同地區(qū)進行了驗證統(tǒng)計分析,證實WHOQOL所在15個不同文化地區(qū)的有效性和相互之間的可比性,說明WHOQOL的25個方面內容能夠應用于跨文化、跨地區(qū)研究中。而Bonqmi[10]選擇了當地443例樣本(251例慢性病患者、128例健康者、64例分娩者),檢驗了WHOQOL-100(美國版)的信度、結構效度、敏感度以及結構因素,認為其用于評估人們的生活質量是比較合適的。
WHOQOL對生活質量的評價側重于被評價者的主觀判斷,可能考慮到人們生活的幸福感、滿意感,即便是來源于客觀狀態(tài),最終都體現為主觀對生活的感受。但如果僅僅從主觀判斷方面著手,不同的認可對相同的客觀條件產生不同的評價,從而導致生活質量評估的不可比性。Herrman等[11]讓持續(xù)性心理障礙病人使用WHOQOL簡化版和生活質量評價表(AQol)來評定自身健康相關生活質量,與不同研究人員的評定結果相比較,但在社會關系維度方面,他評結果較自評分值為低,兩者相關性隨著他評人員的不同而變化。Herrman 等[11]認為自評結果更接近實際,因此在研究中使用WHOQOL簡化版等自評方法是確實可行和重要的。Ruggeri等[12]則認為評價生活質量,主觀判斷和客觀評價是用于了解被評價者接受治療或調整后的效果,而主觀判斷則有助于完成調查和加強對客觀數據的解釋。
楊德森等[13]認為,個體對各維度的客觀狀態(tài)評價與主觀滿意度均是生活質量的研究內涵,不宜分割與偏廢,應當研究其中介機制,即同時考慮個體的需要層次與期望重點、評價參照標準、個體特征與生活經歷等影響因素。李凌江等[14]認為人類的滿足感主要與客觀現實之間的差距大小有關。經多因素回歸分析表明主觀生活滿意度主要是對客觀現實狀態(tài)的反映,但客觀生活狀態(tài)的優(yōu)劣程度不同對主觀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大小并不一致。據此李凌江等[15]從1993年起通過對國內的調查研究分析準備后,編制了生活質量問卷(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QOL-I),該問卷包含了上述軀體功能、心理功能、社會功能、物質生活4個維度,每一維度包括了主觀生活滿意度和客觀生活狀態(tài)兩類指標,分開計分與分析結果,共計64項條目(客觀指標40條,主觀滿意度指標24條),并經過了信度、效度和敏感性檢驗。
Anderson等[16]回顧了有關健康相關生活質量的評估方法,包括WHOQOL、NHP、MOS、SF-36、SIP、QLQ、EORTC評價工具。認為雖然目前的評估工具在不同語言背景的地區(qū)應用還難以保持一致,即同一評估工具可有多種語言的版本,內容也無法保持完全一致。但在對生活質量內涵包括的維度上已沒有明顯的差別。
3 精神分裂癥患者生活質量的評價
在關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生活質量研究中發(fā)現[17],首先應當界定評價生活質量的內容、定義,不同內容的評價反映出不同的結果,不同種族群體在同樣狀況下生活質量評價存在差異,其中不同種族治療與未治療患者的生活質量評價也存在差異。長期患者的生活滿意度明顯高于短期患者。而初次入院患者的主觀生活質量評價明顯低于長期患者,且9個月后評價變化依然不明顯?;颊呱鐣δ鼙容^與生活滿意度存在明顯相關,由此提示在解釋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生活質量時,應當考慮患者的強制性住院及脫離正常生活環(huán)境的經歷[18]。在癥狀與生活質量的研究中發(fā)現,焦慮和抑郁,特別是前者,是影響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19]。此外,還發(fā)現簡明精神病量表(BPRS)中思維障礙及敵對猜疑因子可以作為估計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但這些指標不合適于評價急性變化期病人。其中陰性癥狀也是估計精神分裂癥患者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住院與院外患者的比較則提示,住院患者明顯存在著低健康(軀體癥狀),而且,陽性癥狀水平與低健康狀態(tài)存在著相關性。另外,自知力缺乏是限制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評價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治療與生活質量的研究中發(fā)現,改善抑郁、解決問題能力及社會支持與患者的生活滿意度相關,然而治療滿意度和生活滿意度并不完全相關,長期治療患者的生活質量評價與治療效果相關,但對于首次住院治療的患者則不易存在這種關系,這符合患者主、客觀評價的差異。在主觀感覺和治療副作用的研究中發(fā)現,隨著新型抗精神藥物如維思通等的使用,病人的副作用減少而主觀感覺得到改善。另外,早期干預、心理社會康復及家屬教育等都有特別的價值和意義。而在社區(qū)護理和住院治療病人的比較中,提示前者的生活質量明顯高于后者,其中治療作用不是衡量生活質量的主要因素。
4 抑郁癥患者生活質量評價
針對抑郁癥患者的生活質量,國內外學者不斷進行研究探討。抑郁除了與遺傳因素有關外,與個體的年齡、性別及所遇的生活事件均有密切的關系。在發(fā)達國家,女性抑郁癥的發(fā)病率是男性的兩倍,除了性別差異外,還可能與女性承擔的生活事件較男性多有關。另外,如產前(后)抑郁一般發(fā)生在產婦身上,但有學者[20]調查發(fā)現,不同的家庭結構和家庭關系可導致相當數量的丈夫們發(fā)生產前(后)抑郁。同樣在產前和產后8周這段時間內,再婚家庭中的丈夫們抑郁癥狀較少。抑郁丈夫們的抑郁程度與他們所受教育、生活事件、社會支持以及同事之間的競爭程度均存在著正相關。
有學者[21]為了研究抑郁癥患者的抑郁癥狀測量和生活質量測量的關系,分別使用幸福感量表(QWB)、漢密爾頓抑郁量表和貝克抑郁量表問卷進行調查評估,其中QWB用于評估患者的生活質量。結果顯示了抑郁癥患者的生活質量的得分明顯與抑郁狀態(tài)相關,抑郁評分越高,則生活質量得分越低。魏立瑩等[22]使用FES發(fā)現抑郁癥患者在生活質量中的家庭親密度、感情表達、成功性、知識性、道德宗教感和組織性均較正常對照組明顯低下,而矛盾性明顯增高。提出在治療抑郁癥的同時,要有意識地恢復抑郁癥患者的家庭關系和人際關系,這樣有助于提高患者日后的生活質量。
5 結語
綜上所述,生活質量的概念已經逐漸深入人心,如何對生活質量進行完整、科學的評價,國內外學者已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各種評價工具層出不窮,從單一到全面,從低效度到高效度,WHO在這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國內也誕生了適合國情的問卷。雖然各種工具著眼點仍有分歧,但對生活質量內涵的認識,無論國內、國外都已趨同。同時,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精神病的發(fā)病率逐年上升,1993年國內7個地區(qū)情感性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發(fā)現抑郁癥時點患病率為0.52%[23]。而2000年肖涼等[24]在上海市進行的調查發(fā)現抑郁癥的患病率已達到了0.67%。據世界大型流行病學研究顯示[25],“抑郁”已在世界致殘性疾病中排名第四,到2020年將排名第二,僅次于缺血性心臟病。加強對精神病這一疾病的認識和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經治療后精神病患者的康復程度僅僅從精神病癥狀的減輕方面來講是不夠的,也不符合WHO關于健康的定義。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提高精神病患者生活質量的重要性不亞于其精神病癥狀的治愈。強調對生活質量的研究程度,拓展其研究深度和廣度,有利于我們進一步找到防治精神病的新方法。這也是人類不斷追求健康和完善自我的需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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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所用試劑均為分析純或化學純,三氯化磷、三氯氧磷、氯化亞砜、三乙胺、三氯甲烷使用前新蒸。中間體1-苯基-3-三氟甲基-5-氯吡唑-4-甲酰氯(4)參照文獻制備,α-羥基烴基膦酸酯6參考文獻合成。
1.1 α-羥基烴基膦酸酯(6)的制備
1.2 O,O-二甲基-(1-苯基-3-三氟甲基-5-氯吡唑-4-甲酰氧基)芳甲基膦酸酯(7a~7n)的合成
2 結果與討論
2.1 中間體的制備
制備α-羥基烴基膦酸酯6中,當與中間體5反應的醛為雜環(huán)醛如呋喃甲醛、噻吩甲醛時,以三乙胺作催化劑,室溫攪拌得淡黃色粘狀液體,不需提純直接用于下一步反應;當醛為(取代)苯甲醛時,室溫加入烘炒發(fā)燙的固體催化劑,劇烈攪拌,反應液逐漸固化,得到的白色固體用二氯甲烷和石油醚重結晶。兩種方法制備α-羥基烴基膦酸酯收率為82%~92%。
2.2 目標物的制備
2.3 生物活性
采用平皿法測定了目標化合物對6種病源真菌和2種單雙子葉植物的生長抑制率。對真菌的活性結果表明,在測試濃度為50mg/L時,只有個別化合物對六種供試病原菌具有一定的抑制活性,如7k對黃瓜灰霉菌抑制活性達到92%,對棉枯萎菌、水稻紋枯菌和蘋果輪紋菌抑制活性也達到80%以上。
對單雙子葉植物的活性結果表明,在測試濃度為10mg/L時,化合物對稗草和油菜的根長與莖長均只有微弱的抑制活性;在測試濃度為100mg/L時,化合物對油菜的抑制活性優(yōu)于對稗草的抑制活性,對2種植物根長的抑制活性優(yōu)于對莖長的抑制活性。如對稗草根長的抑制率達到80%的化合物有2個,對油菜根長的抑制率達到80%的化合物有5個,其中化合物7d,7k達到9l%以上。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famil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soci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Convenient selection 205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une 2015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routine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the family nursin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the routine treatment, and both groups were followed up for 1 year, and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interven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DSS and SF-36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14.1±2.4)points vs(14.2±2.1)points, (52.8±1.4)points vs(51.1±2.3)points, (53.2±0.9)points vs(52.8±1.1)points], and after 3, 6, 12 month interven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DSS, SF-36 score and social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3 month(12.7±1.2)points vs(13.2±1.7)points;6 month (10.1±0.4)points vs(11.7±0.8)points;12 month (8.3±2.6)points vs(10.2±4.5)points; (59.9±6.1)points vs (54.8±2.7)points;6 month (65.3±3.1)points vs(58.1±2.7)points;12 month (70.2±7.3)points vs(62.1±3.5)points; (58.2±2.1)points vs(54.1±2.3)points;6 month(58.3±2.2)points vs(55.2±1.1)points;12 month(62.4±5.2)points vs(58.1±0.6)point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
[Key words] Family nursing; Schizophrenia; Quality of life; Social function
精神分裂癥具有病程較長且易反復發(fā)作等特點,是臨床常見的精神科疾病,且患者治愈后,殘留癥狀較為明顯,給患者帶來不同程度的生理及心理障礙,導致其社會功能低下,生活質量較差[1-3]。研究指出[4],住院治療有助于患者臨床癥狀的改善,但仍有90%的患者需要進行長期的家庭治療和護理。隨著我國醫(yī)療改革進程的不斷推進,以家庭為單位的家庭護理和社區(qū)護理模式逐漸成為新醫(yī)改模式下的重點發(fā)展內容,傳統(tǒng)的護理模式正逐漸向家庭模式發(fā)展[5]。因此,給予精神分類癥患者家庭護理干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該文對2013年1月―2015年6月接診103例精神分裂癥患者家庭護理干預的臨床效果進行了分析和總結,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方便選擇山東省精神衛(wèi)生中心精神科六病房“痊愈”出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205為研究對象,其中132例為男性,73例為女性,年齡在18~65歲范圍內,平均年齡為(39.12±0.73)歲。偏執(zhí)型患者115例,青春型患者55例,緊張型患者27例,單純型患者8例。在所有患者知情同意的基礎上,采用最小化隨機分組法,將所有患者隨機分為觀察組(常規(guī)治療聯(lián)合家庭護理)和對照組(常規(guī)治療),觀察組患者103例,男65例,女35例,年齡18~65歲,平均(38.95±0.65)歲,病程平均(5.13±1.10)年,抗精神病藥品平均劑量(折合氯丙嗪)為(295.25±98.61)mg/d;對照組患者102例,男67例,女38例,年齡19~63歲,平均(39.20±0.61)歲,病程平均(5.14±1.01)年,抗精神病藥品平均劑量(折合氯丙嗪)為(296.37±100.57)mg/d。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服藥劑量及病程等方面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臨床納入與排除標準
1.2.1 臨床納入標準 ①符合中國精神病分類與診斷標準中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②BPRS評分少于28分;③出院時,符合“臨床痊愈”診斷標準;④無其他系統(tǒng)嚴重病變以及智力障礙;⑤至少有1個家庭成員對其進行照料,并能夠提供有關患者的全面可靠的信息;⑥患者及家屬自愿參加并能完成該研究[6]。
1.2.2 臨床排除標準 ①患有其他嚴重軀體性疾病;②其他系統(tǒng)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礙;③信息來源可信度低[7]。
1.3 護理方法
對照組患者給予常規(guī)的精神分裂癥護理,進行常規(guī)藥物治療,由護理人員在患者門診就診時給予相關健康知識宣教以及心理指導。觀察組患者在對照組門診常規(guī)護理基礎上實施家庭護理。
1.3.1 組建家庭護理小組 組員為該科室人員,主治醫(yī)生1名,負責患者治療方案的制定,主管護師3名,負責患者的家庭護理方案以及隨訪等具體工作。向患者及家屬詳細介紹家庭護理的意義、目的和優(yōu)勢,并提供實施成功的案例。
1.3.2 評估患者 對患者的一般情況進行評估,包括患者的病情、生活方式、工作情況、個性特征、自我管理情況、情感表達方式、心理需求等,并對家庭照顧情況進行評價。
1.3.3 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 加強護患之間的信任和支持,認真傾聽家屬對患者照料情況的報告,針對患者的治療方案及護理方案進行解釋,鼓勵家屬與患者進行交流,指導患者家屬適應家庭護理過程中的各種變化,為其提供科學合理的指導和建議,教會其保持家庭內部和諧的方法,引導彼此之間緩和各種矛盾,保證患者與家屬之間關系的和諧穩(wěn)定。根據患者家庭的經濟狀況,選擇合理的治療藥物,以免增加患者家庭的經濟負擔和心理壓力。
1.3.4 為患者制定自我管理及功能訓練計劃 根據患者自我管理情況和家庭照料情況,制定自我管理及功能訓練計劃包括精神病相關知識、藥物治療效果及毒性作用,強調定時服藥及定期復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如何鑒別服藥后不良癥狀、疾病復發(fā)的癥狀和表現形式;如何進行自我心理調節(jié)、工作安排、飲食、體育鍛煉及休息;如何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如何回歸社會以及社交方法。定期對患者及家屬進行家庭護理方法的培訓,進行1次/周,每3個月進行1次強化和指導。
1.4 護理觀察指標
隨訪1年,分別在干預前、干預后3、6及12個月,評價兩組患者的社會功能和生活質量。其中社會功能評價根據SDSS(社會功能缺陷篩查量表)[8],共有10??項目,采用0~2分制,0分表示無異常或極微小缺陷,1分表示有明顯功能缺陷,2分表示嚴重功能缺陷。總分20分,得分越高,缺陷越嚴重。生活質量評價根據漢化版SF-36健康調查量表[9],該量表共36個問題,該文主要評定患者社會功能及軀體功能,滿分為100分,總得分越高,提示生活質量越好。
1.5 統(tǒng)計方法
運用SPSS 16.0統(tǒng)計學軟件對所獲得的資料進行統(tǒng)計學分析,計量資料用(x±s)表示,并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χ2檢驗,P
2 結果
入組時,兩組患者SDSS和SF-36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3、6及12個月,兩組SDSS和SF-36評分與治療前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
3 討論
在一輪復習中的各類圖像歸納中,我采用教師拋出自變量與應變量,由學生畫圖的方式進行基本關系的梳理,用時半個課時,剩下來的半個課時進行價格變動影響的相關圖形題的典例分析。我主要選取高考全國文綜新課標1卷及2卷中的價格圖像題作為課堂典例,并用8個圖像題按照由易到難的順序進行課堂訓練。對于這樣的專題梳理課之所以要“前移”至一輪復習中,而不是放在二輪復習進行,是因為這樣的復習更具前瞻性,在這樣的指導下學生進行訓練才可能有方法的支撐。二輪復習更多的是針對高頻錯題進行小專題講解和訓練。前瞻性的復習讓學生對此類試題不至于茫然無措,對這類試題的方法基本做到“心中有數”。
第二,以作業(yè)考試化訓練為保障,按少量多次的原則進行分散訓練,將一般答題規(guī)律用于實際的題目解決中,關注試題正答率情況,圍繞弱點加強針對訓練。
在高三備考中,真正的問題往往是在考試的環(huán)節(jié)中暴露的。我以作業(yè)考試化為抓手進行訓練,因為圖像題新鮮、思維量大,對于大部分學生而言,此類試題的訓練如果運用大量圖像題扎堆出現,那么這樣的一次大容量訓練的效果并不好,所以我采取“化大為小、少量多次”的訓練模式。實際上圖像題在2013年和2014年如果出現在試卷中可能涉及一個,所以少量多次的要求更符合高考要求,更有利于學生對知識的真正吸收。還能通過多次的跟進訓練保持對題目的熟練度,不僅提高正答率,而且克服學生的畏難情緒,增強學生的解題信心。
為讓圖像題不再成為學生的“痛”,我在跟進的每周作業(yè)考試化中,至少以一題鞏固復習效果。我特別關注學生此類試題的正答率情況,并把正答率做縱向的時間整理,為讓學生真正思考、懂得,而不是僅僅記住印象中的答案。我對此類的高頻錯題或變試題的重考的周期拉長,采用隔一周至兩周的方式出現的方式讓學生實現考后滿分,倡導學生對已做錯題進行“比對”舉一反三。經過月考及模考的訓練,學生從圖像題中“獲取和解讀信息”的能力不斷提高,信心不斷提升。
第三,對學生的相關圖像筆記本和糾錯本的檢查,常抓不懈,特別是二輪復習圍繞薄弱點加強變試題訓練。
在訓練過程中除了試題這一訓練抓手之外,還有另外一把利劍有助于學生能力的提高,就是常用的筆記法。學生將基本的圖像關系記錄在筆記本里的同時,要將出錯的此類錯題收編在這個部分的筆記后面,記筆記時注意留出空間實現同類知識整合和補充。我定期采取“曬筆記”的方式在班里用投影儀展示大家的筆記,并且將優(yōu)秀筆記張貼在班里,提倡大家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在圖像題的講解中調動學生的力量解決,讓學生自主講解,自主梳理,這樣的效果更好。在筆記本和糾錯本檢查中,教師要做到常態(tài)化,防止學生因為老師的關注度不夠、檢查、督促不到位而出現懈怠的現象。
學生糾錯本的使用既是學生查漏補缺的指路燈,又是教師教學關注的方向,中等生較齊全的錯題集對教師是個大寶庫。這些錯誤可能既有知識層面的,又有非知識層面如粗心等問題導致的,有的題目本身圖像關系較復雜需要厘清關系,還有些依然需要提高解題熟練程度。選取中等生的錯題集有利于確保錯題覆蓋的全面度。在二輪復習時適時增加小規(guī)模專項圖像訓練時使用,在此基礎上進行階梯訓練。另外,教師必須勤于積累,建立易錯題記錄本,通過和學生的錯題本在對比中取舍或補充,對失分點訓練有更準確的把握。
第四,分工協(xié)作,圍繞易錯題加強價格圖像專題的題庫建立,形成試題的積淀,在此基礎上結合當前的熱點信息對試題進行改編,融入時代氣息。
想讓學生通過高三備考訓練獲得政治學科的高素養(yǎng),需要圍繞考點加強訓練,提高實效,精選好題作為復習載體這一工作特別重要。經典的高考題、優(yōu)質的模擬題及各省最新模擬題都應該成為試題庫建立的主要試題來源。
[中圖分類號] R7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2)09(a)—0021—02
圍絕經期或絕經后約2/3的婦女會出現程度不同的低雌激素血癥引發(fā)的一系列癥狀,表現為記憶力減退、失眠、緊張、抑郁、潮熱、骨關節(jié)不適等臨床癥狀[1]?,F常用于圍絕經期及絕經后婦女癥狀嚴重性及生活質量評價的量表主要有Kupperman評分和更年期生存質量量表(menopause—specific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MENQOL),而更年期生活質量評分量表(menopause rating scale,MRS)的應用則較少[2]。本文通過比較MRS評分與Kupperman評分和MENQOL評分,探討MRS在臨床的應用價值。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將2008年1月~2010年10月來巴馬瑤族自治縣婦幼保健院婦科門診治療的圍絕經期或絕經后婦女180例納入研究,年齡45~57歲,平均(51.2±3.6)歲。排除意識不清、精神障礙無法獨立完成問卷調查的患者。
1.2 方法
首先登記患者的年齡、身高、體質量、月經史、孕產史和基礎疾病等情況。制定調查指導手冊和嚴格的操作規(guī)范,對調查者進行培訓,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現場問答,當場收回量表。分別采用Kupperman評分、MRS評分系統(tǒng)和MENQOL對患者進行問卷調查,并嚴格按照此順序進行。每種量表均包括軀體癥狀、心理癥狀和泌尿生殖道萎縮癥狀3個方面。
1.3 統(tǒng)計學方法
采用Epidata 3.0對數據進行處理,應用SPSS 12.0軟件進行描述性分析及多因素非條件相關性分析。以P < 0.05表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對3種調查表的反饋
所有患者均覺得3種量表易于理解且比較簡易,3種量表之間難易程度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 > 0.05)。
2.2 MRS評分系統(tǒng)及各維度與Kupperman評分及各維度的相關系數
見表1。MRS評分與Kupperman評分平均分之間呈正相關(P < 0.01),MRS軀體癥狀評分、心理癥狀評分、泌尿生殖道萎縮癥狀評分與Kupperman評分同維度之間均呈正相關(P < 0.01)。
2.3 MRS評分系統(tǒng)及各維度與MENQOL量表及各維度的相關系數
見表2。MRS評分與MENQOL評分平均分之間呈正相關(P < 0.01),MRS軀體癥狀評分、心理癥狀評分、泌尿生殖道萎縮癥狀評分與MENQOL評分同維度之間均呈正相關(P < 0.01)。
3 討論
臨床上測定某一新的測評方式時,常測量其與已知金標準相符合的程度,即效標效度[3]。由于目前圍絕經期綜合征的評定尚無絕對的金標準,因此評價新的評分量表時一般選用已被國內外普遍認可并廣泛使用的同類量表作為對照[4]。目前,臨床用于衡量圍絕經期婦女癥狀嚴重程度、生活質量及的方法很多[5],MRS評分系統(tǒng)即是其中之一。MRS是1996年基于對500名45~60歲德國女性研究確定的,是目前評定更年期癥狀及生活質量的更實用的方法,已被廣泛應用于歐洲,國內對其應用則相對較少[6]。MRS評分系統(tǒng)是否適用于國內圍絕經期婦女生活質量的評價還有待研究。本研究以Kupperman評分和MENQOL量表作為標準評價MRS量表的效標效度。
[中圖分類號] R749.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2095-0616(2014)12-222-03
為方便我院住院患者家屬來院探視患者,2008年起我院開通了市中心到我院的免費班車,班次為每月第2周的周日和最后一個周日,探視時間為1h,地點為病區(qū)外開放區(qū)域。對患者家屬帶來的物品,按照精神科入院須知嚴格檢查并逐一登記,探視結束安全檢查后患者方可返回病區(qū)。為探討接送患者家屬定期探視對長期住院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影響,進行本次調查。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所有病例均來自我院2012年1~12月長期住院患者,符合以下入組標準:(1)符合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tǒng)計手冊第4版(DSM-IV)精神分裂癥診
斷標準;(2)住院在3年以上,長期服用氯氮平,利培酮,氯丙嗪,奮乃靜抗精神病藥物治療,近兩年抗精神病藥物劑量未做大的調整;(3)有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均長期住院康復治療,無辦理出院意向。
本研究共入組樣本40例(男21例,女19 例),年齡 35~76歲,平均(57.0±8.9)歲,精神分裂癥病程 8~58 年,平均(32.85±11.38)年。住院時間5~29年,平均(13.15±6.43)年。探視組和無探視組在年齡、病程和住院時間對比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被試者或家屬均對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分組方法及隨訪方案
根據隨訪期間有無家庭成員的探視情況分為兩組:探視組為精神分裂癥患者家庭成員乘我院免費班車每月探視1次;無探視組為精神分裂癥患者1年之中家庭成員來探視次數小于3次或無家庭成員探視。所有入組患者完成基線評估后進行為期1年的隨訪。
1.3 評估內容
1.3.1 陽性和陰性癥狀量表(PANSS) 該量表包括30個癥狀條目,其中陽性癥狀和陰性癥狀各7條,一般精神病理癥狀16條,每個癥狀條目均從無癥狀到極嚴重,按1~7級評分,評估精神分裂癥患者癥狀的嚴重程度,評分越高則癥狀越嚴重。
1.3.2 護士用住院病人觀察量表(NOSIE-30)[1] 該量表包含30個條目,可歸納成7個因子分即:社會能力、社會興趣、精神病表現、個人整潔、激惹、遲緩、抑郁及總積極因素分,總消極因素分和病情總估計。本量表為頻度量表,每個條目按照具體現象或癥狀的出現頻度分為0~4分的5級評分法,評分越高,總體病情越好。
1.4 統(tǒng)計學方法
使用SPSS19.0統(tǒng)計軟件包進行統(tǒng)計分析,計量資料用()表示,采用配對t檢驗比較基線和隨訪前后PANSS與NOSIE-30評分的變化。
2 結果
2.1 探視組和無探視組基線和隨訪時組內和組間PANSS評分比較
隨訪時,探視組和無探視組PANSS量表評分組內和組間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2.2 探視組和無探視組基線和隨訪時組內和組間NOSIE-30評分比較
探視組和無探視組基線比較無統(tǒng)計學差異,探視組基線和隨訪時前后對比,總消極因素因子分下降,病情總估計因子分增加,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
3 討論
目前,在我國大部分精神病醫(yī)院仍是半封閉的管理,長期、單一的治療和生活模式使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形成孤僻,懶散,行為退縮等不良行為[2],嚴重影響患者的住院生活質量。住院精神分裂癥患者將家屬來院探視看作家庭關心和愛護自己的信息[3],這是他們與親人情感交流的重要途徑,可以緩解患者的思家情緒,進而安心住院,給患者以精神鼓勵,成為戰(zhàn)勝疾病的強大精神力量[4],通過探視組和無探視組基線和隨訪時NOSIE-30評測數據不難看出,無探視組患者在社會興趣,個人整潔,激惹,抑郁,遲緩,總消極因素,病情總估計方面存在統(tǒng)計學差異,說明無探視組患者由于長期沒有家屬探望,認為遭家人遺棄,心情焦慮不安,不能安心住院,不配合治療,有些簡單的日常生活水平也難以得到保證,生活質量下降。探視組上述因子分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說明探視組患者在1年之中住院生活質量變化不大,與李鑫等[5]的研究結果相吻合。
PANSS和NOSIE-30精神病表現前后對比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與楊九州等[6]的研究結果一致,長期住院的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精神癥狀均得到一定控制,處于慢性穩(wěn)定狀態(tài),也說明家庭探視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精神癥狀緩解療效有限。
慢性精神疾病的治療,除合理的藥物治療外,影響預后最為重要的是家庭照顧[7]。從精神醫(yī)學發(fā)展史來看[8],精神分裂癥向來就被置于脫離社會的封閉性住院設施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患者與家庭成員之間的正常交往,鐘亞玉等[9-10]研究都顯示,住院精神病患者家屬探視率很低。雖然探視對長期住院的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精神癥狀改善作用不大,但患者治療依從性佳,住院期間情緒穩(wěn)定,日常生活能力方面優(yōu)于無探視患者[11]。正式實施的精神衛(wèi)生法強調要給予精神病患者關愛,家庭和社會環(huán)境的支持、關心有利于患者病情改善[12],雖然我們呼吁社會希望能夠給予精神病患者更多的關愛,但來自家庭的關愛更是必不可少和至關重要的。我們知道,精神分裂癥急性期不宜探視,緩解期適當探視,長期住院患者鼓勵家屬探視[13],適當時期的探視是促進精神分裂癥患者疾病康復的重要環(huán)節(jié)[14],我院探索的主動接送患者家屬探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患者家屬的探視次數和探視率,通過1年的NOSIE-30和PANSS量表評分對照觀察,確實對長期住院的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有益,值得借鑒。當然,每個醫(yī)院的具體情況不一樣,探視時機,探視時間,探視環(huán)境,探視路線可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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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1203
作者簡介:柳永強(1969―),男,陜西千陽人,工程師,主要從事林業(yè)技術推廣和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中圖分類號:S609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49944(2014)01010602
1引言
陜西省千陽縣從2002年開始發(fā)展新品種核桃產業(yè),從2010年起核桃經濟林基地建設項目被列入退耕還林后續(xù)產業(yè),同時該縣被省上列為核桃經濟林基地建設項目重點縣,新品種核桃栽植項目開始納入工程化、項目化管理。從2005年起,該縣林業(yè)部門從扶風、眉縣聘請技術人員,償試利用方塊芽接的方法在嫩枝上進行新品種核桃嫁接,并取得了成功,但是由于嫁接部位較高,出產的Ⅰ、Ⅱ級苗標準的比例較低。2010年起,部分育苗戶通過考察調研,又聘請河南省尉氏縣技術人員也利用同樣的芽接技術開始在距地面10~20cm的部位進行嫁接,由于嫁接的部分不同,其嫁接后的成活率、生長量和出產的合格苗產量及產生經濟效益的都有較大的差別。
2試驗區(qū)基本情況
本試驗區(qū)位于陜西省千陽縣城關鎮(zhèn)新興村六組――千河以北、隴鳳公路以南的河灘地,距離千陽縣城8km。試驗區(qū)海拔770m,平均氣溫為118℃,最熱月7月,月平均氣溫245℃,最冷月1月,月平均氣溫-16℃,年極端最低溫度-206℃,極端最高溫度405℃,年平均降雨量6274mm。土壤以潮土為主,千河河床和河堤上多為砂土,淺平洼地則為粘土。土壤有機質含量1224%。碳酸鈣含量在6%~8%,速效氮4~498×10-6,速效磷3~7×10-6,速效鉀150~200×10-6,其含鹽量小于01%;土壤中有機質和氮磷俱缺。
3材料和方法
3.1試驗材料
選用1年生長健壯、根系發(fā)達、無病蟲害的實生核桃苗做為砧木,選用本地林業(yè)技術部門推廣的核桃新品種“香玲”做為接穗,要求砧木和接穗的粗度要在08cm以上。
3.2試驗方法
2005年起,每年的5月20日~6月10日,利用方塊芽接的方法進行新品種核桃嫁接,起初一直采用一年生核桃實生苗做為砧木,在開春后直接平茬,在其新生長出的嫩枝上大約30~40cm的部位,在每年的5月下旬到6月上中旬利用方塊形芽接進行新品種核桃嫁接,到2010年,有部分育苗戶同樣5~6月份時采用在距地面10~20cm的嫩枝上進行嫁接。嫁接后都剪去嫁接部位以上所有部分。嫁接后應及時進行施肥、澆水和松土除草。兩種試驗方法中嫁接的時間和嫁接的方式方法及嫁接后的管理相同。
3.3試驗設計
2010~2013每年對5組苗床中按不同部位所嫁接的新品種核桃同一時間內分別按成活率和當年生長量進行調查,取得調查數據,計算出合格苗產量,并結合當年的苗木出售情況和價格估算其經濟效益。
4結果與分析
4.1嫁接后的成活率
2010~2012年的3年時間,選擇在10月下旬核桃生長停止后進行有關調查,以畝為單位,根據其實際嫁接株數進行調查計算。
從表1可以看出,高部位嫩枝嫁接成活率分別為826%、82%和81%,平均達到819%;低部位嫁接成活率分別為84%、846%和82%。平均成活率為835%,通過調查計算對比,低部位嫁接成活率高于高部位嫩枝嫁接14%。
4.2產苗量調查
由于千陽縣對新品種核桃苗木的嫁接和銷售實行雙重監(jiān)管,因此對這些被調查的農戶的苗木銷售情況都全面詳細掌握,按照當地核桃嫁接苗質量等級劃分標準(苗高指嫁接部位以上的實際高度),嫁接部位60cm以上為Ⅰ級苗,31~59cm為Ⅱ級苗。
4.3經濟效益分析
通過對嫁接和銷售情況的監(jiān)管統(tǒng)計,就可以得到群眾通過嫁接新品種核桃苗木取得的經濟效益。通過表4以我縣2010~2012年新品種核桃Ⅰ、Ⅱ級苗的3年平均價75元/株計算。
(1)高部位嫁接的新品種核桃Ⅰ、Ⅱ級苗每畝收益:(4560+4480+4905+4785+4560+4452+4782+4145+4220+3855+4756+5265+4240+4265+4220)/15×75=33740元。
(2)低部位嫁接的新品種核桃Ⅰ、Ⅱ級苗每畝收益:(4231+5140+4933+5020+4970+5165+4655+4610+4410+4380+4535+4565+4645+5170+4480)/15×75=35455元。
社會主義經濟中的道德問題是現代社會一個很重要的話題,但這個話題不只是現代社會才有的,也存在于古代社會中,可以說它是一個既古老又常新的道德課題。早在兩千多年前的人類文明初期,有關經濟和倫理的相關性議題就已經引起人們的注意,即所謂“義利之辨”。
一、義利觀
(一)義利關系
義利是中國傳統(tǒng)經濟思想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經濟倫理范疇?!傲x”在廣義上是對人們一切社會行為的正當性、合理性的理論概括和抽象,它為規(guī)范和評價人們各種社會行為的是非善惡提供了道德標準。把這種廣義的行為規(guī)范的道德準則與人們具體的利益關系相結合,形成對經濟利益的獲取與其行為規(guī)范的道德準則之間的關系,即義利關系。
在人們共同的社會中所形成的某種社會關系,必然會產生一種與個別人的個人利益相對并獨立于個人利益之外,以普遍利益形式表現出來的共同利益,它以觀念形態(tài)的“神圣力量”決定著、制約著人們的取利行為,用中國傳統(tǒng)的經濟倫理思想來表述,這便是“以義制利”。在義利范疇中,“義”與“利”是一對相互對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矛盾統(tǒng)一體。它們之所以相互矛盾和對立,是因為兩者體現的是各自不同的利益;它們之所以有同一性,并構成一個矛盾統(tǒng)一體,是因為兩者有著相互依存的關系。義利關系所體現的這種個別與一般、局部與整體、目前與長遠之間的利益矛盾是一切社會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
(二)中國傳統(tǒng)義利觀
關于義利之辨的話題從春秋時期一直延續(xù)到先秦諸子百家,中經宋明理學、明清實學,以至近現代的各種道德學說。儒家認為第一要務就是辯義務,別理欲,主張先義后利??鬃犹岢觥熬佑饔诹x,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孟子則強調仁義,不必談利。荀子主張“隆禮貴義”,認為“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荀子·榮辱》)。王充則提出“禮義之行在谷足”(《論衡》)。西漢董仲舒繼承并進一步發(fā)揮了孟子的思想,提出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繁露·度制》)的觀點,這些對宋明理學家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程顥、程頤、朱熹等都持有這種觀點,主張存天理滅人欲,認為義和利是相互排斥的。而墨家卻主張義利合一,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兼愛》)。法家則主張功利,反對空談仁義。道家既不談俗世的道德,也不講世俗的利益,而是講“絕仁棄利”。
中國傳統(tǒng)道德文化中的這種“義利之辨”,可以稱得上是典型的東方式的古典經濟倫理,一種充滿著中國古代道德智慧的經濟倫理,其所包含的文化價值資源非常豐富,值得我們好好的溫習和利用。
二、經濟生活中的道德意義
在人類經濟生活中,正是由于有了這種不斷超越的目的性追求,因而經濟生活本身不僅是合乎人類目的的,而且它也在不斷地實現和提升著人類自身的目的。從合乎人類生活需求和價值目的的這一根本性意義來看,經濟生活本身是合乎道德的,具有道德意義的。富蘭克林說過,追求財富是上帝賦予人的權利,也是人應盡的義務。馬克斯·韋伯發(fā)現資本主義精神的奧秘在于工作倫理的建立。因為,資本主義運動如果沒有某種根本性的人力資本,特別是人的行為動力的支持,僅僅依靠資本和技術的變革是無法實現的[1]。韋伯還發(fā)現,新教倫理精神諸如:勤儉、接生、敬業(yè)等等,實際上成為了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得以啟動的一種精神動力。正是由于這些觀念的作用,使得當時的人們能夠積攢資本,逐步形成強烈的追求更大財富的普遍社會心理和行為動機。同樣,在談到人類經濟生活本身具有內在的道德目的的時候,也可以做類似的推理。就人類道德生活目的本身來說,并不排除也不應該排除人們的正當的經濟利益。正當的經濟利益追求本身就是人的一種基本的道德權利,因而是合乎道德且應當也是道德所提倡的價值行為。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解釋,道德是引導人們尋求幸福生活的實踐智慧或學問,是讓人們過得更加幸福的生活藝術。從這個角度來說,追求正當的經濟利益就是追求更好的生活的價值基礎。過去討論經濟問題的時候,道德學家們很容易自覺或不自覺地從一開始就站在與經濟學相對立的立場上來談問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倫理學家不理解現代經濟科學,甚至不理解經濟生活本身。他們把道德看成是超越于經濟生活之上的某種更高的價值層次,殊不知道德本身實際就體現在人類正當的經濟生活之中,而不是懸空無著的精神幻覺。
三、經濟倫理的現實意義
(一)何為經濟倫理
“經濟倫理”是一個組合名詞。它是由“經濟”和“倫理”兩個詞組成?!敖洕鷤惱怼弊鳛橐粋€獨立的理論概念出現迄今不過30年,最早是由德國人開始這方面的研究[2]。與經濟學相比經濟倫理大約是在20世紀后期才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并在現代社會狀況開始受到日益嚴重的理論與實踐的挑戰(zhàn)時,逐漸從倫理學與經濟學之間的交叉地帶脫穎而出的。經濟倫理的研究不是一般地面對現代經濟生活和現代經濟學的各種問題評頭品足。經濟倫理研究不是也不能是現代經濟問題的簡單裁判,它必須深入到人們的經濟生活中間,能夠成為人們對現代經濟生活解釋的一個基本要素。所以,它要為人類及其經濟生活、經濟行為達到一種既具有道德倫理的正當性,又具有合乎經濟理性的有效性的理想狀態(tài),提供它獨特的倫理價值分析和解釋。經濟倫理實際上就是在參與現代社會的經濟生活實踐中,成為其合理有效運行的內在價值力量。
(二)經濟倫理存在的重要性
在短短的20多年里,從倫理學者到經濟學者都在關注經濟倫理,且這一新興交叉學科的研究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就能產生這么大的理論魅力,足以顯示經濟倫理的重要價值了。經濟倫理之所以突顯其重要性,大體有以下三個因素:第一,社會現實的生活,特別是現代經濟生活的發(fā)展,使得經濟倫理成為了一種時代性的普遍課題。早在19世紀中葉,馬克思就談到,資本主義創(chuàng)造了比以往所有時代的財富總和還要多的財富。但他在驚嘆以資本主義為先鋒的現代市場經濟的巨大威力的同時,也發(fā)現了現代經濟生活中所存在的重大道德問題。諸如:自利最大化行為動機引發(fā)的利己主義,社會不平等狀況下的價值剝削(“勞動價值說”“剩余價值論”);商品經濟對人際倫理關系的沖擊和侵蝕(人際關系的冷酷性)等等。
現代經濟的迅速發(fā)展,使得許多經濟問題凸顯。經濟生活的問題是人類生活的基本性問題。所以經濟問題也引發(fā)了其他一系列社會問題。比如,由于社會分配過度不公所引起的社會不安。如果一個社會的貧富差別過大,那么這個社會的公正與秩序就是可疑的。由此,民眾的普遍心理及其對社會環(huán)境的反應,包括對政府,乃至對整個社會制度的態(tài)度就會是消極的,甚至是否定的。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經濟問題當做純粹的經濟學問題來看,它涉及的問題很多,很廣,很復雜。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經濟倫理的概念就顯得更為重要。經濟作為一種價值,具有工具和手段的意義,它要服從更高的目的性價值。按照蘇格拉底的說法,倫理學揭示了人生的終極目的:人應該如何活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任何的經濟問題最終都必定導出或演化成一個更深刻、更復雜的價值問題。
第二,現代經濟生活所產生的經濟問題,已經超出了經濟學的知識處理范疇,經濟學本身無法獨立處理這些問題。比如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厲以寧教授提出所謂“三次分配”的理論。首先是市場分配;其次是政府調節(jié)(通過制度的安排來減弱貧富之間的差異);最后是道德分配。諸如:鼓勵社會慈善事業(yè),就像希望工程一類的措施[3]。無論是制度安排,還是道德分配,這些都不是經濟學所能單獨做到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道德的方式恰恰是一種非經濟理性的方式,所以有的經濟學者說“經濟學不講道德”。經濟學的一些主張常常受到倫理學的批評。
第三,從價值角度看,經濟問題本身具有工具性的價值意義,因此,它的解決歸根到底要訴求于倫理的價值解釋。這就是所謂的道德價值解釋。作為以“人應該怎樣生活”為目的的倫理學,它所研究的價值主題,始終就有人生根本目的的意味,經濟問題最終也必然會演化為經濟的倫理問題。
四、結語
在中國現行的市場經濟體制下,人們的經濟行為不僅要有“利”,而且要合“義”。人的行為要合乎一定的行為規(guī)范和法則才是正當可行的。只有考慮到道德因素的經濟意義,人們的經濟行為才會變得更合理更持久。在市場經濟中,只有樹立正確的經濟倫理觀,用正確積極的道德倫理指導企業(yè)、個人的經濟行為,才能使經濟正常、有序、健康、快速的發(fā)展。
然而,經濟生活只是人類生活的基本方面,不是全部。環(huán)境問題也是經濟倫理研究要考慮到的。因為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本身已經越來越明顯地構成了我們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參數。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化大部分是由于我們人類的經濟行為所造成的。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通過經濟的手段,但僅僅靠經濟的方式或手段是不夠的。由此經濟倫理就成為我們解決這些問題所必須建立的一種有效方式。這也是經濟倫理的一個新的維度。經濟行為的環(huán)境代價問題一方面涉及經濟本身的費用與成本,同時也涉及到經濟生活所涉及的社會成本和社會費用。環(huán)境代價最終表現為社會的代價,因此這個問題也有待于我們的關注和解決。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G63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009(2015)22-0051-02
【作者簡介】,江蘇省徐州市第三中學(江蘇徐州,221005)教師。
高中思想政治生命化教學是以政治學科促進高中生的生命和諧發(fā)展為教學價值取向的。在以人為本的今天,立足于教學,讓教學過程本身就成為滋潤學生生命的過程,讓教學影響延伸到學生共享共建文明的生活中,不斷提升學生的生命品質,成為政治教師的重要職責。
一、確立學生生命的高度
教育要“關注兒童內在生命的發(fā)展”[1]。注重教學價值取向,讓教學為學生的生命服務,讓學生生命在教學過程中完善,不斷提升學生生命的高度。在實際教學中,作為普通教師雖然不能無視教學的應試功利作用,但在教學中,需要關注教學的生命教育價值導向作用。通過高一《經濟生活》的教學,是培養(yǎng)掌握經濟學知識的“考試人”,或是培養(yǎng)具有唯利是圖能力的“經濟人”,還是培養(yǎng)具有合乎法律、道德要求的經濟適應力和建設力的“幸福生活者”,這不是純粹的理論問題,而是關乎教學價值取向的實踐問題?!罢n堂教學對于參與者具有個體生命價值”[2]。高一年級《經濟生活》教學中,教師要有意識地引導學生作為生命主體探索自身經濟生活和社會經濟活動的奧秘,體驗經濟生活中富裕與貧困所帶來的喜怒哀樂,理解國家經濟政策中以人為本、關注民生的原則立場,能夠正確處理個人經濟利益與社會經濟利益、眼前經濟利益與長遠經濟利益的關系,在遵循社會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和維護廣大人民利益立場的基礎上,確立正確的金錢觀、科學消費觀、勞動創(chuàng)業(yè)觀等一系列事關人生幸福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為學生的終身幸福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當學生走出校園,面對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經濟,他(她)將站立在經濟人生制高點,做一名理性環(huán)保的消費者、快樂創(chuàng)業(yè)的勞動者、合理投資的理財者、具有國際視野的開放者。
二、拓寬學生生命的廣度
挖掘教學資源,豐富教學內容,激發(fā)求知欲,拓寬學生生命廣度。高一思想政治教學內容涉及經濟生活的消費、生產、分配、交換、全球經濟與對外開放等社會再生產領域,具有豐富的教學資源。挖掘教學資源,做到以主題為軸,以時間為經,以空間為緯,梳理一個圍繞主題的“從古到今”“從中國到外國”的教學內容網。從學生身邊的生活現象談起,從學生感興趣的時事話題談起,漸次引開,逐步走入學生未曾涉及而需知曉的領域。如以紙幣教學為例,可以展示全套人民幣為起點,通過辨別真假紙幣,了解人民幣的制作過程,閱讀中國人民銀行發(fā)行紙幣計劃、紙幣趣聞、探討美國施壓促使人民幣升值時事熱點等,正確理解紙幣的本質及其發(fā)行規(guī)律,以學生對司空見慣的人民幣有全新感受認識為落腳點,這樣,就以紙幣理論學習為媒介,引導學生個體生活經驗從家庭生活領域拓展到社會生產領域、社會流通領域及國際金融領域等,這樣,課堂既成為學生認識社會的一個窗口,又是主題信息資源的交匯地,學生的生活閱歷如同“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自一千河”,并逐漸生成“一絲一粟,民之脂膏”“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德情感。
三、加深學生生命的深度
培養(yǎng)科學思維和建構力,增強經濟生活能力,加深學生生命深度?!督洕睢返慕虒W內容是融生活邏輯與學科知識邏輯于一體的知識載體。教學既要讓學生掌握學科知識(“魚”),更要讓學生學習建構具有主體特色的認知體系(“漁”),這已是教育常識。從商品物的現象到實質是人的關系,從價格漲跌現象到價值規(guī)律根源,從家人收入方式到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等等,在完成透過經濟現象認識經濟本質、經濟規(guī)律的根本任務中,“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歸納、演繹等思維方法貫穿其中;供求與價格相互制約,價格變化影響生活、生產,生產與消費相互作用,市場調節(jié)的“兩面性”,都蘊含著聯(lián)系、發(fā)展、全面的辯證觀點和辯證思維。在實際教學過程中,經濟現象成為學生建構的對象,經濟意義成為學生建構的動力,經濟知識成為學生建構的支撐,經濟聯(lián)系成為學生建構的向導,科學思維方法成為學生建構的工具,不斷提高學生對經濟生活的感受和建設能力,最終形成學生對經濟生活的細致觀察力,對經濟現象的深入分析力,對經濟意義的深刻領悟力,對經濟發(fā)展的有效預測力,對自身經濟生活的合理指導力。
四、提升學生生命的厚度
注重養(yǎng)成良好的經濟行為習慣,提高經濟生活品質,提升學生生命厚度。經濟知識可以在課堂上學習,經濟行為習慣則是在生活實踐中培養(yǎng)的。培養(yǎng)學生具有良好的經濟行為習慣,既是高一課堂教學質量高低的試金石,更是高一思想政治課堂教育教學的落腳點。高一學生的良好經濟行為習慣的養(yǎng)成,既要抓住從點滴小事做起、持之以恒的共性,又要把握其處于成人意識、人生意識覺醒時期的個性。如指導高一學生合理使用零花錢,不僅可以引導學生“一分錢掰成兩半花”,養(yǎng)成節(jié)儉消費的習慣;更可以引導學生“儲蓄小錢成大錢,投資死錢變活錢,儲蓄投資辦大事”,培養(yǎng)投資理財習慣;還可以引導學生“金錢是實現人生理想的重要物質保障,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用之有益”,養(yǎng)成經營人生的行為習慣,這種漸升層次的行為習慣的培養(yǎng),對于學生的經濟生活品質的提升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諸如從節(jié)約使用學習用品、節(jié)約校園水電資源到優(yōu)化資源合理利用習慣的養(yǎng)成,從自覺打掃教室校園衛(wèi)生到塑造踏實認真、吃苦耐勞的創(chuàng)業(yè)品質,從關注國家時事熱點到具有分析經濟冷熱、預測經濟商機的經濟頭腦的形成,都是寓教育于校園、家庭生活的點滴小事之中,在包含經濟情境的活動中養(yǎng)成的經濟生活品質,這些都會為學生的幸福生活奠定雄厚的綜合素質基礎。
五、增強學生生命的亮度
和諧師生關系,協(xié)調心智發(fā)展,激發(fā)學生創(chuàng)造活力,增強學生生命亮度。優(yōu)秀的教學活動既是師生知識互動的過程,更是師生情感互動、生命喚醒生命的過程。高一年級多數學生對經濟生活是充滿好奇的,但學生家庭經濟條件貧富狀況不同、學生的社會經濟生活認識經驗多少不同、男生與女生的興趣點和興趣度不同等諸多差異,需要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循循善誘。不因學生家庭貧富差異而嫌貧愛富,以自己之所悟,激學生之所志,激勵學生家境富足不驕傲、家境貧困不氣餒,正視現實中經濟貧富差距等各種經濟問題,有志于消除貧富懸殊實現共同富裕;不因學生經濟生活經驗的匱乏而高談闊論,始終以學生經濟生活經驗為基礎,道自己之所知,釋學生之所惑,在釋惑中展經濟學科的魅力和教師的魅力,吸引學生自主探究經濟生活的奧秘;不因學生興趣差異而厚此薄彼,以自己平等關愛的德行,鼓勵學生大膽思考、勇于實踐,倡導學生力所能及地推進社會公平,真正做到以自己之所教,促學生之所進。平等對話,交流溝通,達到“親其師,信其道”,是和諧師生關系的重要表現。學生會因“親其師”,在情感上得到寄托、陶冶與發(fā)展,學生會因“信其道”,在才智上得以解惑、篤學與進步,學生在心智協(xié)調發(fā)展中,感到學習的快樂和生命的價值,從而構筑一條通向學習者“自我解放”之路,讓學生的生活因自己的學習創(chuàng)造而亮麗。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G63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4)7-0056-01
同志在總結我們黨開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方面積累的重要經驗時明確指出:必須堅持把作為根本指針,始終保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的正確方向;堅持把培養(yǎng)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作為根本目標,不斷培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堅持把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作為根本任務,不斷促進未成年人形成正確的思想道德觀念;堅持把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作為根本途徑,不斷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成效;堅持把全黨重視、全社會共同參與作為根本舉措,不斷增強推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合力。
黨和政府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常重視教育的發(fā)展和改革,那么在新的一輪的教育改革中,我們應該從哪里著手,從哪里發(fā)力?
高中教育是基礎教育的最高階段,在我國整個教育體系中處在一個重要的階段,它承九年義務教育之上,啟大學教育或社會就業(yè)之下,高中階段的教育教學的質量和水平至關重要,所以高中教育改革的一舉一動都會牽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而高中階段是青少年進入成年人的重要時期,是初步形成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階段,所以這時候高中政治的知識對學生的引導作用將對整個人生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
從教育心理學的角度來說,興趣是一個人傾向于認識、研究獲得某種知識的心理特征,是可以推動人們求知的一種內在力量。青年學生的學習興趣是學生學習的動力,以至于我們要把興趣培養(yǎng)成學生能夠自主學習的原因;從由于學習產生新的興趣和提高原有興趣來看,興趣又是在學習活動中產生的,可以作為學習的結果。所以,學習興趣既是學習的原因,又是學習的結果。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所以高中政治新教改必須體現的就是對學生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的教育。以經濟生活為例,它通過貼近生活、貼近學生、貼近實際,以此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通過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探究學習來自主形成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那么在經濟生活中是如何體現貼近生活、貼近學生、貼近實際的呢?
首先,從經濟生活的中心要點可以看出這是圍繞著四個方面來展開的,分別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這四個方面。而這四個方面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最多見的最貼近生活的。每個人從出生就從事兩項基本活動――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認識世界的對象包括兩種,一種是原生世界(自然界原有的事物),另一種是衍生世界(人類創(chuàng)造出的新的事物)。認識是有前提的,一是認識事物的存在,二是認識主體存在。衍生世界和認識主體都離不開生產、交換、分配、消費。所以這是貼近生活、貼近學生、貼近實際最直接的媒介。
其次,從認識主體來說,青少年這處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階段,對很多事物都非常有興趣,但是對以前的舊教材沒有興趣,是因為,舊教材的講授是: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來展開的,很少能提起青少年的興趣。而新教材不同,它的講授方法是:有用――認知――合作――理解――難點――講解,通過這種認知方法明顯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把學習從要我學變成了我要學,從學生的日常生活中尋找與經濟生活契合的結點,為學生打開不一樣一扇門,認真落實了貼近是學生的原則,充分發(fā)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加強教師的引導作用,用40分鐘時間來構建高效課堂。
再者,從課程設計來看,首先給學生們講的就是貨幣,這是與每個學生都有著密切關系的事物。父母的工資,家長給的壓歲錢,上學要交的學費,買東西所要花費的都是錢,從而引出貨幣、紙幣,再而引出了信用工具,這些都與學生有著密切的關系,也正好體現了貼近生活的原則。拿錢買的是商品,那么商品是什么?哪里來的?為什么有的貴有的便宜甚至同一件商品不同時候的價格也不一樣?這些都吸引著學生進一步研究學習和探討。有了商品后是如何分配的,如何投資,為什么有的人工資高有的人工資低,如何消費,為什么得交稅,稅收最后去哪里了,什么是市場經濟,擴大范圍后就是對外開放?這些問題出現后,國家、企業(yè)、個人將通過什么樣的方法予以解決,通過這樣的教學設計加深了學生對于經濟生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