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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以來，高校哲學教學屢經(jīng)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同時也存在明顯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各高校展開了許多探索，展望未來，改革應當在多方面同時著力:在內(nèi)容上逐步強調實踐觀點的首要地位，在形式上更為靈活多樣、豐富多彩，同時突出教學中的交流與對話。
一、哲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哲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概括起來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教材、教學內(nèi)容和教學方法。教材問題體現(xiàn)在“千書一面”，尤其是本科和?？粕媒滩模话闶褂脟医y(tǒng)編教材，在實際授課過程中師生普遍反映內(nèi)容上較為僵化，研究生用教材編寫較為靈活，狀況相對較好。教學內(nèi)容方面，表現(xiàn)為陳舊過時，吸收新成果較少，且“講壇哲學”多于“論壇哲學”，即講授多而討論少。教學方法方面，表現(xiàn)為僵化死板，教學藝術欠缺，重視觀點灌輸而不重視講清道理。哲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不能說只是哲學研究者和教學工作者的問題，而應當放在整個哲學學科建設和發(fā)展中去認識。上述三方面的問題，其實是當代中國的哲學學科建設過程中的共性問題，在其他哲學二級學科中也同樣存在，甚至也是當代中國所有人文學科共有的問題。但由于哲學的特有地位，尤其是作為各類高校和各級黨校的公共課，問題反映的更為集中和明顯。出現(xiàn)這些問題的一個根本性的原因是哲學教育觀念的偏頗，即長期將哲學教育混同于知識教育或知識傳授，這種現(xiàn)象在所有人文學科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長期以來，我們不注意區(qū)分人文學科與其他知識性學科的教學特點，也不注意區(qū)分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的教學特點。就哲學而言，即表現(xiàn)為統(tǒng)編教材、統(tǒng)一體系，強調共識的內(nèi)容而引入新內(nèi)容少，多采用灌輸教學而討論少，尤其是在考核方法上，本?？粕虒W中甚至還普遍使用客觀考試方法，大量以客觀題形式進行考核，以致于哲學被作為客觀知識體系而非哲學。［1］
二、以實踐觀點為首要觀點深化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逐漸形成了以實踐觀點為首要觀點、核心范式和建構原則來展開哲學教學改革的新探索。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學者立足于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這一新的社會實踐，深入解讀了馬克思哲學原著;二是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和東歐的啟發(fā)，其對社會存在理論、社會批判理論、實踐觀點等的研究拓展了哲學的研究視野;三是中國學界關于實踐標準的討論，關于人、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關于主體性問題的討論，關于實踐唯物主義的討論不斷深化。［2］馬克思本人考察所有哲學問題都是以社會歷史和人的實踐活動作為基礎和出發(fā)點的，其具體哲學觀如世界觀、自然觀、辯證法、認識論、價值觀都在實踐唯物主義視域中得以呈現(xiàn)。實踐觀點在哲學教學體系中是一種哲學范式，是其邏輯起點和內(nèi)在線索，也是其理論態(tài)度和方法論原則。哲學教學的主要目的，應當是讓學生學會以的立場、觀點來分析和解決問題，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因此哲學教學既要回到哲學的本真，也要回到現(xiàn)實世界，不回到哲學的本真，就無法把握哲學的精神實質，不回到現(xiàn)實世界，就無法實現(xiàn)理論與實際的有機統(tǒng)一，這兩個回歸都以實踐觀點為基礎。相對于解釋世界，哲學更重視改變世界，世界自身發(fā)展出了“人”這一否定性的存在物，并最終使“人”的尺度高于“物”的尺度，改變世界即實現(xiàn)兩個尺度的統(tǒng)一。改變世界的途徑是人的實踐，這里的“人”是在一定社會關系中從事實際活動的人，通過人及其實踐，既改造客觀世界，也在改造主觀世界，從而使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重新實現(xiàn)有機統(tǒng)一。同時，哲學作為“以人為本”的唯物主義哲學，必須在對人所處時代及面對現(xiàn)實問題的反思中前進和發(fā)展，不關注現(xiàn)實問題和時代特點，哲學勢必失去生機和活力。因此在哲學教學中，必然要回到現(xiàn)實世界，教導學生學會以哲學的基本原理獨立思考和解決現(xiàn)實問題，使學生自覺樹立而非被迫樹立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以實踐觀點作為哲學教學改革的首要觀點，最終的目標是建構一個具有綜合性、當代性和開放性的哲學教學體系?！熬C合性”是指以實踐觀點為原則，打破原有的哲學原理、哲學史、哲學中國化、西方哲學等課程的壁壘，將從屬于不同分支學科的內(nèi)容圍繞當代社會發(fā)展的實踐主題加以有機糅合，形成整體?！爱敶浴笔侵笇⒄軐W的基本原理延伸至當代社會現(xiàn)實生活的語境中，融入現(xiàn)代觀點，關注現(xiàn)實發(fā)展?！伴_放性”是指以實踐觀點為建構原則，充分吸收當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最新成果，將過去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充分涉及或展開的基本原理根據(jù)實踐需要加以詳細闡釋。［3］
三、以“三新”模式替代“三老”模式
我國哲學教學主要沿用了哲學原理、哲學史和哲學原著的“三老”模式。其中哲學原理居于核心地位，對于普及哲學的基本理論具有重要歷史作用和意義。但同時，也存在著嚴重的弊端，即原理課對于哲學的概括是相對偏狹和貧乏的，從而導致“不原也不全”的情況。因此，有些學者呼吁用“哲學專題研究”來替代“哲學原理”，以保持開放性和批判性。［4］由此，便形成了哲學原著、哲學史、專題研究的“三新”模式，這是哲學教學改革的有益嘗試。但同時也應看到，這種新模式未必適合于從本、?？频窖芯可虒W的所有階段，對于研究生教學尤其是博士生教學，這種模式較為合適，因為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已經(jīng)具備了比較扎實的理論基礎。但本、專科生本身理論基礎并不扎實，如果采用哲學專題替代哲學原理，可能會出現(xiàn)新的問題，學生的接受能力和研究能力都較為有限，未必能夠理解專題講授的精髓，教師自身的學術素養(yǎng)也未必能滿足專題教學的需要。所以本、?？齐A段是否采用專題講授模式尚需思考和檢驗。如果采用“三新”模式，哲學原著課的作用就更為凸顯，因為原著能夠直接體現(xiàn)哲學的本真涵義，相對于哲學原理更為全面和準確。但同時，在眾多的經(jīng)典原著中，如何取舍也十分重要。哲學原著可分為早期著作、部分讀書筆記和札記手稿、論戰(zhàn)性著作、成熟而比較完整的論著等四類。有的學者認為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最適合作為原著課基本教材，原因是這兩部著作論述全面成熟且難度適中。［5］但考慮到不同階段學生的特點，本?？坪痛T士階段，以這兩部著作作為原著課教材是合適的，但在博士生階段，考慮到博士生所應具備的哲學思維和創(chuàng)新能力，則以《1844年哲學經(jīng)濟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兩部著作作為原著教材更為合適，這兩部著作具有更大的哲學張力，也是近年來高水平哲學論文頻繁引用的重要文獻，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更有助于鍛煉學生的哲學思維，提高創(chuàng)新能力。
四、走向對話，將“講壇哲學”與“論壇哲學”相結合
在哲學教學方式的改革中，走向對話是必然的趨勢，對話既指教師與學生的對話，也指哲學與其他哲學乃至其他學科的對話。哲學不僅是社會批判理論和實踐哲學，也是“以人為本”的實踐唯物主義，因此教學中主體與客體———即教師與學生之間的良性互動就成為必然的要求。主客體之間的相互尊重與平等相待是對話的基礎，這就勢必改變以往灌輸教育中教師主動而學生被動的局面，而是雙方都主動思考和討論，從而調動主客體雙方的積極性。哲學本身是開放的而非封閉的，其發(fā)展歷程也是與其他哲學思想甚至自然科學頻繁交流和論戰(zhàn)的過程，哲學的歷史地位是因其真理性和價值性而確定的，而真理性和價值性很大程度上就來自于這種交流和論戰(zhàn)，因為這使哲學能夠批判地吸收人類文明的優(yōu)秀成果。而且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學生們很容易接觸到各種思想，如果哲學乃至的各類二級學科不去面對這一現(xiàn)實問題，固步自封，就有喪失傳統(tǒng)思想陣地和輿論陣地的危險。因此，哲學既要與傳統(tǒng)的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進行對話，也要與當代的新自由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權主義等思潮進行對話，在對話的過程中進行批判和借鑒，最終使學生在各種思想的比較中真正樹立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在對話中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形式是論壇，也有人將這種交流模式稱之為“論壇哲學”，反之將傳統(tǒng)的課堂教學稱之為“講壇哲學”。近年來，各類高校和各級黨校都很流行論壇，甚至有人提出干脆以“論壇哲學”取代“講壇哲學”，這是狹隘和急功近利的觀點，“論壇哲學”和“講壇哲學”應當是相互補充而非相互替代的關系?！罢搲軐W”能夠活躍學術氛圍，但觀點雜亂，并不具備“講壇哲學”的嚴整性，過度強調“論壇哲學”只會導致思想的混亂，反而無益于大學生樹立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是與哲學教學改革的目標背道而馳的。二者只能是相互補充而非相互替代。以上只是對哲學教學存在的問題以及改革的目標、措施進行的粗略分析，未必符合哲學教學完整的規(guī)律和實際。這些改革不僅對教師也對學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如果能夠實行將極大提高大學生對哲學本真思想的理解，是值得探索和嘗試的。
參考文獻:
［1］汪信硯．關于我國哲學教學改革的思考［J］．哲學動態(tài)，2003，(5):3．
［2］袁貴仁，楊耕．哲學教學體系的形成與演變(下)［J］．哲學研究，2011，(11):16．
［3］豐子義．哲學教學體系建構的實踐觀點再析［J］．哲學動態(tài)，2013，(12):8．
關鍵詞:
哲學;教學改革;實踐觀點;論壇哲學
建國以來，高校哲學教學屢經(jīng)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同時也存在明顯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各高校展開了許多探索，展望未來，改革應當在多方面同時著力:在內(nèi)容上逐步強調實踐觀點的首要地位，在形式上更為靈活多樣、豐富多彩，同時突出教學中的交流與對話。
一、哲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哲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概括起來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教材、教學內(nèi)容和教學方法。教材問題體現(xiàn)在“千書一面”，尤其是本科和專科生用教材，一般使用國家統(tǒng)編教材，在實際授課過程中師生普遍反映內(nèi)容上較為僵化，研究生用教材編寫較為靈活，狀況相對較好。教學內(nèi)容方面，表現(xiàn)為陳舊過時，吸收新成果較少，且“講壇哲學”多于“論壇哲學”，即講授多而討論少。教學方法方面，表現(xiàn)為僵化死板，教學藝術欠缺，重視觀點灌輸而不重視講清道理。哲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不能說只是哲學研究者和教學工作者的問題，而應當放在整個哲學學科建設和發(fā)展中去認識。上述三方面的問題，其實是當代中國的哲學學科建設過程中的共性問題，在其他哲學二級學科中也同樣存在，甚至也是當代中國所有人文學科共有的問題。但由于哲學的特有地位，尤其是作為各類高校和各級黨校的公共課，問題反映的更為集中和明顯。出現(xiàn)這些問題的一個根本性的原因是哲學教育觀念的偏頗，即長期將哲學教育混同于知識教育或知識傳授，這種現(xiàn)象在所有人文學科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長期以來，我們不注意區(qū)分人文學科與其他知識性學科的教學特點，也不注意區(qū)分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的教學特點。就哲學而言，即表現(xiàn)為統(tǒng)編教材、統(tǒng)一體系，強調共識的內(nèi)容而引入新內(nèi)容少，多采用灌輸教學而討論少，尤其是在考核方法上，本?？粕虒W中甚至還普遍使用客觀考試方法，大量以客觀題形式進行考核，以致于哲學被作為客觀知識體系而非哲學。［1］
二、以實踐觀點為首要觀點深化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逐漸形成了以實踐觀點為首要觀點、核心范式和建構原則來展開哲學教學改革的新探索。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學者立足于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這一新的社會實踐，深入解讀了馬克思哲學原著;二是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和東歐的啟發(fā)，其對社會存在理論、社會批判理論、實踐觀點等的研究拓展了哲學的研究視野;三是中國學界關于實踐標準的討論，關于人、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關于主體性問題的討論，關于實踐唯物主義的討論不斷深化。［2］馬克思本人考察所有哲學問題都是以社會歷史和人的實踐活動作為基礎和出發(fā)點的，其具體哲學觀如世界觀、自然觀、辯證法、認識論、價值觀都在實踐唯物主義視域中得以呈現(xiàn)。實踐觀點在哲學教學體系中是一種哲學范式，是其邏輯起點和內(nèi)在線索，也是其理論態(tài)度和方法論原則。哲學教學的主要目的，應當是讓學生學會以的立場、觀點來分析和解決問題，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因此哲學教學既要回到哲學的本真，也要回到現(xiàn)實世界，不回到哲學的本真，就無法把握哲學的精神實質，不回到現(xiàn)實世界，就無法實現(xiàn)理論與實際的有機統(tǒng)一，這兩個回歸都以實踐觀點為基礎。相對于解釋世界，哲學更重視改變世界，世界自身發(fā)展出了“人”這一否定性的存在物，并最終使“人”的尺度高于“物”的尺度，改變世界即實現(xiàn)兩個尺度的統(tǒng)一。改變世界的途徑是人的實踐，這里的“人”是在一定社會關系中從事實際活動的人，通過人及其實踐，既改造客觀世界，也在改造主觀世界，從而使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重新實現(xiàn)有機統(tǒng)一。同時，哲學作為“以人為本”的唯物主義哲學，必須在對人所處時代及面對現(xiàn)實問題的反思中前進和發(fā)展，不關注現(xiàn)實問題和時代特點，哲學勢必失去生機和活力。因此在哲學教學中，必然要回到現(xiàn)實世界，教導學生學會以哲學的基本原理獨立思考和解決現(xiàn)實問題，使學生自覺樹立而非被迫樹立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以實踐觀點作為哲學教學改革的首要觀點，最終的目標是建構一個具有綜合性、當代性和開放性的哲學教學體系。“綜合性”是指以實踐觀點為原則，打破原有的哲學原理、哲學史、哲學中國化、西方哲學等課程的壁壘，將從屬于不同分支學科的內(nèi)容圍繞當代社會發(fā)展的實踐主題加以有機糅合，形成整體。“當代性”是指將哲學的基本原理延伸至當代社會現(xiàn)實生活的語境中，融入現(xiàn)代觀點，關注現(xiàn)實發(fā)展。“開放性”是指以實踐觀點為建構原則，充分吸收當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最新成果，將過去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充分涉及或展開的基本原理根據(jù)實踐需要加以詳細闡釋。［3］
三、以“三新”模式替代“三老”模式
我國哲學教學主要沿用了哲學原理、哲學史和哲學原著的“三老”模式。其中哲學原理居于核心地位，對于普及哲學的基本理論具有重要歷史作用和意義。但同時，也存在著嚴重的弊端，即原理課對于哲學的概括是相對偏狹和貧乏的，從而導致“不原也不全”的情況。因此，有些學者呼吁用“哲學專題研究”來替代“哲學原理”，以保持開放性和批判性。［4］由此，便形成了哲學原著、哲學史、專題研究的“三新”模式，這是哲學教學改革的有益嘗試。但同時也應看到，這種新模式未必適合于從本、?？频窖芯可虒W的所有階段，對于研究生教學尤其是博士生教學，這種模式較為合適，因為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已經(jīng)具備了比較扎實的理論基礎。但本、?？粕旧砝碚摶A并不扎實，如果采用哲學專題替代哲學原理，可能會出現(xiàn)新的問題，學生的接受能力和研究能力都較為有限，未必能夠理解專題講授的精髓，教師自身的學術素養(yǎng)也未必能滿足專題教學的需要。所以本、?？齐A段是否采用專題講授模式尚需思考和檢驗。如果采用“三新”模式，哲學原著課的作用就更為凸顯，因為原著能夠直接體現(xiàn)哲學的本真涵義，相對于哲學原理更為全面和準確。但同時，在眾多的經(jīng)典原著中，如何取舍也十分重要。哲學原著可分為早期著作、部分讀書筆記和札記手稿、論戰(zhàn)性著作、成熟而比較完整的論著等四類。有的學者認為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最適合作為原著課基本教材，原因是這兩部著作論述全面成熟且難度適中。［5］但考慮到不同階段學生的特點，本?？坪痛T士階段，以這兩部著作作為原著課教材是合適的，但在博士生階段，考慮到博士生所應具備的哲學思維和創(chuàng)新能力，則以《1844年哲學經(jīng)濟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兩部著作作為原著教材更為合適，這兩部著作具有更大的哲學張力，也是近年來高水平哲學論文頻繁引用的重要文獻，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更有助于鍛煉學生的哲學思維，提高創(chuàng)新能力。
四、走向對話，將“講壇哲學”與“論壇哲學”相結合
在哲學教學方式的改革中，走向對話是必然的趨勢，對話既指教師與學生的對話，也指哲學與其他哲學乃至其他學科的對話。哲學不僅是社會批判理論和實踐哲學，也是“以人為本”的實踐唯物主義，因此教學中主體與客體———即教師與學生之間的良性互動就成為必然的要求。主客體之間的相互尊重與平等相待是對話的基礎，這就勢必改變以往灌輸教育中教師主動而學生被動的局面，而是雙方都主動思考和討論，從而調動主客體雙方的積極性。哲學本身是開放的而非封閉的，其發(fā)展歷程也是與其他哲學思想甚至自然科學頻繁交流和論戰(zhàn)的過程，哲學的歷史地位是因其真理性和價值性而確定的，而真理性和價值性很大程度上就來自于這種交流和論戰(zhàn)，因為這使哲學能夠批判地吸收人類文明的優(yōu)秀成果。而且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學生們很容易接觸到各種思想，如果哲學乃至的各類二級學科不去面對這一現(xiàn)實問題，固步自封，就有喪失傳統(tǒng)思想陣地和輿論陣地的危險。因此，哲學既要與傳統(tǒng)的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進行對話，也要與當代的新自由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權主義等思潮進行對話，在對話的過程中進行批判和借鑒，最終使學生在各種思想的比較中真正樹立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在對話中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形式是論壇，也有人將這種交流模式稱之為“論壇哲學”，反之將傳統(tǒng)的課堂教學稱之為“講壇哲學”。近年來，各類高校和各級黨校都很流行論壇，甚至有人提出干脆以“論壇哲學”取代“講壇哲學”，這是狹隘和急功近利的觀點，“論壇哲學”和“講壇哲學”應當是相互補充而非相互替代的關系。“論壇哲學”能夠活躍學術氛圍，但觀點雜亂，并不具備“講壇哲學”的嚴整性，過度強調“論壇哲學”只會導致思想的混亂，反而無益于大學生樹立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是與哲學教學改革的目標背道而馳的。二者只能是相互補充而非相互替代。以上只是對哲學教學存在的問題以及改革的目標、措施進行的粗略分析，未必符合哲學教學完整的規(guī)律和實際。這些改革不僅對教師也對學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如果能夠實行將極大提高大學生對哲學本真思想的理解，是值得探索和嘗試的。
作者：謝連生 單位:江西理工大學中央黨校研究生院
基金項目:
江西省社會科學規(guī)劃項目人才培養(yǎng)專項(編號13YD019)參考文獻:
［1］汪信硯．關于我國哲學教學改革的思考［J］．哲學動態(tài)，2003，(5):3．
［2］袁貴仁，楊耕．哲學教學體系的形成與演變(下)［J］．哲學研究，2011，(11):16．
根據(jù)中宜部、教育部下發(fā)的《關于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及(實施方案)，理論課與思想品德課整合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思想政治理論課新課程設置方案將從2006級新生開始在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全面實施。其中，哲學原理和政治經(jīng)濟學原理合并為原理；兩門獨立的課程融合為一門課程，總學時有較大幅度縮減，這就要求教師增強教學的實效性，在有限的課時內(nèi)，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通過師生互動實現(xiàn)教與學的良性循環(huán)。
總結哲學原理課教學的得失，對于原理課教學將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從近年來各高校哲學原理教學的總體情況看，影響本課程教學效果的突出問題主要有三個：一是教學方法比較單一；二是理論教育與實踐脫節(jié)；三是考試形式缺乏科學性。2003年10月至2004年12月，“增強哲學原理課教學實效性的幾個關鍵問題”[1]課題組進行的問卷調查證實了上述問題的存在。本文針對以上問題，結合此次調查，從教學方法的改革、實踐環(huán)節(jié)的強化、考試形式的改革三個方面，提出增強馬克恩主義原理課教學實效性的三條思路。
一、由灌輸式教學向疏導式教學轉變
“我講你聽”、“我說你記”、“我灌你通”是傳統(tǒng)的灌輸式教學法，它缺乏教育本身應有的“親近感”、“認同感”，使學生成為被動的接受者，而不是積極參與的教育主體，這就直接影響了課堂教學效果。同時，灌輸式教學法限制了學生的積極思維，使學生習慣于獲得老師給出的現(xiàn)成答案，久而久之形成思維的盲從與懶惰。
在深化教育改革的新形勢下，中西思想文化不斷撞擊，大學生的思想日趨活躍，新的認識問題不斷產(chǎn)生。他們對簡單生硬的灌輸式教學法很反感，而希望與老師進行朋友式的交談，共同探討他們關心的理論與現(xiàn)實問題。實效性調查中，選擇“師生互動”上課方式的學生占2496，低于選擇“課外實踐”上課方式的學生比例34％。實現(xiàn)師生互動的關鍵在于教師能夠正確引導學生，培養(yǎng)學生的思維能力。恩格斯指出：“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1]，“但理論思維僅僅是一種天賦的能力。這種能力必須加以發(fā)展和鍛煉，而為了這種鍛煉，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直到現(xiàn)在還沒有別的手段”[1]。培養(yǎng)學生的思維能力是疏導式教學法的核心。疏導就是對學生“點”、“啟”、“引”，即指點迷津、啟之醒悟、引出誤區(qū)，做到“傳遞文化而不用現(xiàn)成的模式去壓抑他；鼓勵他發(fā)揮他的天才、能力和個人的表達方式”[2]。也就是引導學生積極思維，就同一問題給出多種觀點供學生分析、參考，而不是提供現(xiàn)成答案。同時，要引導學生用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并解決有關現(xiàn)實問題。教學要相通，理論要潤心，才能激起受教育者的心靈呼喚，啟開學生的心扉。因此，原理課應采用疏導式教學法，改變灌輸式的僵化教學模式，這樣才能增強教與學的互動性，提高課堂教學實效。
充分了解學生的知識需求，是實現(xiàn)疏導式教學的必然要求。教育的實效性離不開教育者對被教育者的充分了解。不了解學生承受教育的能力，不了解學生對知識的需求，理論教育就是對牛彈琴。前蘇聯(lián)著名教育家巴斑斯基說：“如果教師不能很好地了解學生，不會綜合規(guī)劃教養(yǎng)、教育和發(fā)展的任務，抓不住教學內(nèi)容中的要點和重點，不善于選擇教學方法、手段和形式的合理配合方案，那么，教學過程永遠不會有成效。”[3]了解始于溝通，只有加強師生之間的溝通、交流，了解學生的學習能力及學習需求，才能實現(xiàn)教學過程最優(yōu)化。
然而，在“實效性”調查中，學生對“你認為‘馬哲’老師對學生的了解程度”這一問題的回答是最不樂觀的。對此問題，34％的學生回答“一般”，表明有1／3的學生對此問題不關心，也隱含著他們沒有得到過老師的“關照”。認為“馬哲”老師對學生“十分了解”的僅占被調查學生的9％，認為“馬哲”老師對學生“比較了解”的占19％，兩項之和為28％，大體相當于認為“馬哲”老師對學生“不太了解”的比例——27％。而認為“馬哲”老師對學生“很不了解”的學生達11％?？梢姡瑢W生總體上認為“馬哲”老師是不了解學生的。
近幾年來，由于擴大招生，許多高校學生人數(shù)急增，思想政治理論課基本上采用大課堂授課。調查顯示，100人以上的課堂占近50％，有的學校均是150人以上的大課堂。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師生之間的有效溝通。在課堂人數(shù)偏多的情況下，如何加強師生之間的溝通，實現(xiàn)教與學的充分交流，已成為廣大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不可回避的問題。部分高校在嘗試進行研討式教學，已初見成效。此外，設立教學信息聯(lián)絡員，召開教學座談會，利用課間、課余走向學生，了解學生對教學的意見和建議，定期答疑等均不失為師生溝通的好形式。
二、理論教育與實踐相結合，強化實踐環(huán)節(jié)
哲學原理理論性強、內(nèi)容較抽象，這也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共性。多年來，一般采用課堂講授形式，造成了理論教育與實踐的脫節(jié)，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也影響了課堂教學效果。因此，在原理新課程教學中，教師應做到理論教育與實踐相結合，強化實踐環(huán)節(jié)。
在“實效性調查”中，學生對“你最喜歡的上課方式”的回答結果如下：選擇“課外實踐”上課方式的學生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師生互動；再次是講座、自行研究并提交論文、小組討論。這幾部分學生所占比例分別是34％、24％、16％、14％、12％。這個結果對原理課乃至所有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廣義的實踐環(huán)節(jié)包括學生實地參觀、社會調研、收看影像資料及主題討論等形式，它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不可缺少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也是深受學生喜愛的教學形式。堅持理論教育與實踐相結合，一方面要求教師在課堂講授中盡可能結合熱點問題，以實例加以闡述；另一方面要創(chuàng)造條件讓學生走出課堂，在實踐中了解社會，深化對基本理論的理解，并提高運用理論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為此，有條件的院校可建立幾個相對固定的實踐基地，有計劃地組織學生進行實地參觀、考察，讓學生從實踐中感受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體會原理的時代性與實踐價值。同時，針對不同的章節(jié)內(nèi)容，采取靈活多樣的實踐形式，如學習辯證唯物主義時，有條件的院?？山M織學生參觀當?shù)刈匀豢茖W博物館，觀看錄像《意識的萌芽》或電影《宇宙與人》等，通過感性認識加深學生對基本原理的理解。在唯物辯證法這一部分，可就“堅持唯物論，反對偽科學”進行課堂討論，并組織參觀有關科普展覽，還可與學校宣傳部門聯(lián)合，舉辦相關內(nèi)容的櫥窗、板報宣傳等活動。在歷史唯物主義部分，就“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ǎn)力”、“科學技術在經(jīng)濟全球化時代中的重要作用”、“知識經(jīng)濟與當代大學生”等課題，組織學生開展社會調查，并撰寫調查報告。同時，就社會調查的親身經(jīng)歷，組織學生進行交流。實踐論和認識論部分，可組織學生觀看“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的錄像，圍繞“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關系”、“自由與責任的關系”等論題開展課堂討論或辯論。
理論教育與實踐緊密結合，可使深澀的理論趣味化，并使學生學以致用。這對于寓教于樂，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全面推進大學生的綜合素質教育，具有積極意義。
三、采用科學的考試形式
一般來說，大學課程考試具有兩個功能：測評功能和激勵功能。原理課考試既要成為測評學生掌握基本原理以及運用原理分析現(xiàn)實問題的能力的手段，也要成為檢測教師教學成效的重要途徑。通過階段性考試，學生可以發(fā)現(xiàn)自己學習中的薄弱方面，并通過考試成績與獎學金、三好生、優(yōu)秀班干部等評選掛鉤，激勵自己努力學習。教師可以通過考試宋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發(fā)現(xiàn)教學中的不足，進而有針對性地改進教學工作。因此，采用科學、合理的考試形式，是增強原理課教學實效性的必要手段。
在“實效性調查”中，關于“你的‘馬哲，課的考試形式是什么”這個問題，40．2％的學生回答的是閉卷考試，38．7％的學生回答的是開卷考試，12．6％的學生回答的是提交論文，根據(jù)討論給分的占1．1％，其他形式為1．6％，未回答者占5．8％?？梢?，多數(shù)院校采取的是閉卷或開卷考試形式。對“你認為”馬哲，課考試的形式應該是什么”這個問題的回答結果是：贊成以“提交論文”作為考試形式的學生比例最高，占被調查學生人數(shù)的42．8％；其次是開卷考試，占25．3％；選擇“根據(jù)討論給分’的比例為16．4％；選擇閉卷考試的僅占3．4％；其他及未作回答的各占6％。
寫論文的考試形式雖然是學生的首選，但是從一些高校的實際情況看，從網(wǎng)上下載、學生之間相互抄襲、湊字應付的現(xiàn)象大有人在。同時，以此作為考評學生的唯一依據(jù)，并不能有效地促使學生認真聽課學習。開卷考試往往造成學生“臨時抱佛腳”的懶惰行為。閉卷考試大多側重于對學生知識記憶的考查，因此平時不聽課、考前突擊背記的現(xiàn)象普遍存在。“實效性調查”表明，有54．9％的學生認為存在此現(xiàn)象!有的學生很少上課，通過考前突擊復習，期末成績反倒比平時認真聽課的同學好。這種現(xiàn)象嚴重挫傷了另外一些同學的學習積極性，影響他們上“馬哲”課或其他政治理論課的態(tài)度，甚至有一部分學生對自己認真聽課的態(tài)度產(chǎn)生過懷疑。因此，完全采用提交論文、開卷或閉卷的考試形式都不利于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單一的其他考試形式也各自存在弊端，在此不一一評述。
原理是綜合性的素質教育課程，考試形式應體現(xiàn)綜合性評價原則，應將平時考核與期末考試相結合。平時考核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課堂小測驗。每學期可安排兩至三次隨堂測驗，及時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并督促學生自覺學習。第二，實地參觀、撰寫報告，根據(jù)報告質量進行等級評定。第三，課堂討論。師生共擬論題，學生以斑級為討論小組，或自行組隊，由學生自己主持，并由學生代表組成評委，評定優(yōu)、良、一般三個等級。這種方式既能培養(yǎng)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明辨是非的能力，又能激發(fā)學生的參與意識，因而是平時考核的重要方式和成績評定依據(jù)。期末考試除了常用的閉卷、開卷形式外，還可采用閉、開結合形式，以及知識競賽形式，競賽成績優(yōu)秀的學生可免考。總之，考試應成為激發(fā)學生自覺學習的激勵機制，而不是其不得不加以應付的負擔。
[參考文獻]
所說:“兩個‘尺度’和‘美的規(guī)律’的探究已有數(shù)十年,轉了一個大圈又回到某一起點,這確實令人遺憾?！盵3]因此,當陸梅林先生有關“兩把尺度”的譯釋得到朱立元先生的首肯時,我由衷感到高
興——因為他們皆是精通德語的美學家,且觀點對立——并長舒一口氣:美學界終于可以擺脫因這段譯文岐解產(chǎn)生的糾纏了。同時,在拙文中我借題發(fā)揮,將筆者認為事關美學學科建設的幾個原則問題
列出,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批評,共同促進美學研究。
遺憾的是,邏輯先生除去以筆者上述期盼為由,給我扣上一頂“終結論”的大帽子外,他在大作中并沒回應拙文涉及美學建設的諸問題,而是自己又跳入那個“美的規(guī)律”闡釋“大圈”之中。因此
,當我讀完邏文后,只能為自己的真誠愿望落空而感嘆!在諸多社科和人文學科迅速發(fā)展的今天,美學界還能再用幾十年時間轉這樣“一個大圈”嗎?為此,我決定在反駁邏輯先生的批評時,索性接過
他強于我的“終結論”的帽子,試圖就“馬克思美學”、“美的規(guī)律”等問題正面闡述我的“終結”性觀點。即使我的這一“終結”愿望落空,并被扣上新的大帽子,但只要今后有關《手稿》或“美的
規(guī)律”討論不再在原地兜圈,我便很欣慰了。
扭曲實事與邏輯的批評
邏文中所涉及的主要是拙文第一部分:從“美的規(guī)律”闡釋談美學研究方法。我在論及研究方法時,已經(jīng)涉及到美學研究中的學風問題。在“美的規(guī)律”研究中,靠偷換概念自圓其說的現(xiàn)象太嚴重
了。拙文就曾例舉了我國著名的“美學家”蔡儀先生的“典型”論述。但沒想到,邏輯先生對拙文的批評同樣采取了一種“典型”的非科學、非邏輯的態(tài)度和方法,盡管他的批評不多,但這
不多的幾處批評都是靠偷換概念、歪曲事實完成的。
先說邏輯先生文章開篇處,明褒暗貶給我扣上的那頂“終結論”帽子吧:
我十分贊同楊曾憲先生……提出的一個觀點:在馬克思美學思想研究中,隨著陸梅林……對《手稿》中關于兩個“尺度”與“美的規(guī)律”一段論述的重譯與辨析,“國內(nèi)學者繼續(xù)從‘兩把’不同‘
尺度’角度對‘美的規(guī)律’推演的努力,可以從此終結”了。然而,這并不等于同意為“終結”論打上句號的一些“蓋棺論定”性結論。[4]
我表述的意思很清楚,所謂的“終結”,僅僅是指“從‘兩把’不同‘尺度’角度對‘美的規(guī)律’推演的努力”,但從邏文的標題《“終結”前的贅語》和內(nèi)容可看出,他認定我要“終結”的是對
美學或《手稿》中美學思想的研究,并將我的幾點意見視為“蓋棺論定”性的結論。他這是在偷換概念(正因偷換概念,使邏文最后一句存有語病,容易被理解為他不同意對“終結”論的“
蓋棺論定”的結論)。再說了,如果邏輯先生真的能一般地(不必“十分”)“贊同”拙文觀點,他就不該在文章中繼續(xù)再從“‘兩把’不同‘尺度’角度對‘美的規(guī)律’”來一番新探討啊!他這又屬
自相矛盾。看來邏輯先生似乎習慣于在論述中一面忘卻自己的觀點,一面再將自己臆想的觀點強加對手,進行所謂批判。孤例不足為證,且看以下兩段文字:
眾所周知,……《手稿》,屬于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學術界對它是否是成熟的著作,尚有不同見解。但基本形成共識的是,雖然它不是美學專著,卻提出了大量的美學問題,而且都有
極為深刻、透辟的論述。它對美學理論的貢獻,正如陸先生所說,“預示著美學的崛起,人類美學思想由此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發(fā)展階段,從根本上宣告了舊美學的終結和新美學的濫觴?！碧?/p>
別是《手稿》中關于“美的規(guī)律”的著名論斷,“是構筑美學大廈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石?！蔽艺J為,這一評價是實事求是的。
而楊曾憲先生對這一提法卻表示反感。他說:“每當我讀《資本論》時,都會為馬克思博大學識、縝密邏輯所深深折服。因此,我們應以同樣嚴謹?shù)目茖W態(tài)度來對待馬克思的理論遺產(chǎn)包括美學遺產(chǎn),不
應輕言‘馬克思美學',更不應自稱為‘美學’。前蘇聯(lián)有一個很壞的學風,即輕率地拼湊或建構各種‘’學說,包括‘美學’,借馬克思的招牌嚇人。如果馬克思地下
有知的話,我想,他肯定會像他晚年嚴正聲明自己不是‘者’一樣,否認自己是‘美學家’!”在這里,楊先生雖然肯定,“馬克思的確有天才的美學思想,”“但馬克思并沒有建
構并完成自己的美學理論?！币虼?馬克思的美學思想,只能稱為“美學遺產(chǎn)”,而不能稱為“馬克思美學”,
更不能稱為“美學”。[5]
這段不長文字中,邏輯先生偷換概念之處多有?！皩W術界對《手稿》是否是成熟的著作,尚有不同見解”,這是事實,這里的“學術界”首先或主要是指理論界(包括馬克思
主義哲學、經(jīng)濟學和科社理論界),學術界大量研究《手稿》著作,其關注的焦點都是馬克思的經(jīng)濟學哲學理論形成的思想脈絡,而不是其美學思想。但邏輯先生卻一下子就讓“學術界”形
成了關于美學的“共識”,這意味著邏輯先生將“學術界”概念偷換成“美學界”了。
如果說,這種偷換概念尚可歸屬無意的話,他對我的“反感”描述卻令我反感了。因為在拙文中,我不僅沒涉及或批評陸先生的上述論述,反而充分肯定了《手稿》巨大美學意義。這種肯定并不是
抽象地表白,而是滲透在我的美學著作中[6]。坦率地說,我的科學系統(tǒng)美學理論,如果沒有馬克思的美學思想為基石,是肯定建構不起來的。因此,對陸先生肯定馬克思《手稿》的美學意義,特別是有
關“美的規(guī)律”論述中“包含有人類審美活動和藝術起源的內(nèi)涵,是構筑美學大廈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石”的觀點,我是完全認同的。邏輯先生如果認真閱讀拙文,就會找到我的幾乎相同的
論述(手稿“對審美發(fā)生學具有綱領性意義”)。既然如此,真不知邏輯先生有怎樣的火眼金睛,竟能從拙文中讀出我對此“表示反感”的意思。在這里,邏輯先生已不僅僅是在偷換邏輯,而是無中生
有、栽贓于人了。善意的推度,我想,同他開篇給我扣一頂“終結論”的大帽子一樣,恐怕是為了他論文立題醒目、行文轉折方便之故吧。且略過不究。
問題是,即使進入正題,他的批評也幾乎全部放空。在拙文中,我明明是說“不應輕言‘馬克思美學'”,因為 “馬克思并沒有建構并完成自己的美學理論?！币虼?邏輯先生要反駁我,就要論證
馬克思已經(jīng)建構并完成了自己的美學理論,馬克思美學是客觀存在。但他接過手去,就將我說的“馬克思美學”換成“馬克思美學思想”,然后在那里緊忙活一番,論證出“美學思想的理論
性、體系性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結論[7]。為了加強這一觀點的權威性,邏輯先生還指出拙文這一觀點“已不是什么新鮮論點。八十年代初,在我國文藝理論界,就引發(fā)過一場關于文藝思想是否
形成理論或理論體系論爭。……這場論爭……最終是以‘體系論‘形成了共識……”[8]。原來在邏輯先生眼中,“馬克思美學”=“馬克思美學思想”=“美學思想”=“文藝思
想”!試問,面對這種時時扯斷邏輯鏈條的批評,該如何應答呢?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緘默,由著邏輯先生說去吧!
關于“馬克思美學”
拙文中的“馬克思美學”概念并非是可以隨意解釋的。它有著嚴格內(nèi)涵,即指馬克思在自己著作中建構的,合乎馬克思理論嚴謹性特征并形成邏輯體系的美學理論。它是針對馬克思經(jīng)濟學等學說而
言的。如拙文指出的:“馬克思的經(jīng)濟學思想在《手稿》已作了充分展開。但其后,馬克思卻用了數(shù)十年的心血來完善自己經(jīng)濟學體系,臨終《資本論》還沒有完稿?！睋?jù)說,《資本論》之所以沒能完
稿,是因為馬克思晚年遇到新的經(jīng)濟學理論挑戰(zhàn),他還想進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論[9]。如果存在馬克思美學的話,那么,它同樣應當是以這樣的理論體系存在的。
關于體系,邏過這樣的解釋:“判斷一種思想是否形成體系,不在于有無專著、有無編、章、節(jié)、段等理論框架的外在形式,而更取決于,第一,有無超越前人的新穎觀點;第二,這些觀點是否
涵蓋了該門學科的重要方面;第三,這些觀點是否對他人或后人造成了巨大而公認的影響?！闭f“體系”不在章節(jié)等外在形式,這很對。但后面三條尺度卻僅僅適用于思想創(chuàng)新體系,而不適用于理論體
系,尤其不適用于馬克思的科學理論體系。馬克思的理論體系,如馬克思經(jīng)濟學,自身有著明確的邏輯起點、嚴密的邏輯結構和嚴謹?shù)睦碚摲妒?并達到邏輯與歷史的統(tǒng)一、本體論與認識論統(tǒng)一。這才
使得馬克思理論具有科學性、實踐性特征,具有超越時代的理論生命力。今天,盡管人們對馬克思經(jīng)濟學有著不同見解,但卻不會對其基本概念及理論范式產(chǎn)生岐解。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而是拿出其中
的一個概念或范式,就人言言殊、百家齊鳴,幾十年拎不清楚,那還有什么科學性、實踐性或革命性可言呢?正基于此,盡管馬克思的美學思想遺產(chǎn)非常豐富,我之“不應輕言‘馬克思美學’”仍是持
之有據(jù)的,除非能發(fā)現(xiàn)新的馬克思的美學論著遺稿。
當然,還需要再強調一下,這是指“馬克思理論”?！榜R克思理論”本身承繼發(fā)展了西方科學文化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如果放到中國文化中,按這樣標準要求孔子、老子理論,那就大不合適了。由于缺少
科學文化傳統(tǒng),中國人的抽象思辨與邏輯思維能力發(fā)育不充分,經(jīng)驗式、感悟式甚或禪宗式的思維方式與漢語語言結構的靈活性結合在一起,使國人的理論著述,不太注意邏輯鏈條。這往往給后人留下
“我注六經(jīng)”或“六經(jīng)注我”的廣闊空間,也造成人們隨意置換概念或將自己理論強加于人的習慣。在對待馬克思美學遺產(chǎn)的態(tài)度上,一些學者便深受此“習慣”的影響。因此,我之“不應自稱為‘馬
克思主義美學’”是有所指的。
本來,只要不輕言“馬克思美學”,而是在充分理解消化馬克思美學遺產(chǎn)的基礎上,遵循馬克思理論體系的科學性原則,后人是完全可以創(chuàng)建“美學”體系的。近期出版的中國學者著的
《美學思想史》[10]中,便列舉了盧卡奇、葛蘭西、杰姆遜的美學理論。這些美學家,都不是以《手稿》為其美學理論的出發(fā)點和終結點的。問題是在當代中國,觀點對立的美學
派別,往往都自稱為“美學”,而認定對方是反“”的。而這些自稱的“美學”,幾乎都離不開對馬克思著作中的涉“美”詞語或論述的搜羅整理,幾乎都在對《手稿
》進行“六經(jīng)注我”式的理論建構,所以,這種“自稱”便難以被美學界所公認。
對既往派別的評論非本文的任務。這里,我只想提醒有志于創(chuàng)建“美學”的青年學者,能吸取前車之鑒,注意劃清馬克思著作中的一般性語匯與一般性理論語匯與馬克思理論語匯的界限
,馬克思話語與馬克思理論與理論、思想的界限。馬克思著作中也要用一般性語匯,這些語匯在沒有理論語境規(guī)范時,并不能視為理論語匯;馬克思在論述中,同樣要用一般性理
論語匯,這些理論語匯在沒有被馬克思明確納入自己的理論體系時,也不能視為馬克思的理論語匯。同理,馬克思的話語,是不能與馬克思理論劃等號的,在確立前,馬克思的話語便不能構
成馬克思理論。而馬克思理論雖然屬于正宗的,但范疇卻大于馬克思理論,思想的范疇又大于理論的范疇,如此等等,不一一辨析。概念的明晰,是科學理
論建構的前提。象在邏輯先生那里,幾個概念被混為一談時,任何探討都將失去學術價值。邏文作為典型,恰恰揭示了既往“美學”研究中擱淺或“繞圈”的原因。
容我再舉“價值”為例?！皟r值”同“美”是等值的范疇,而且對美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如我在拙文中指出的:馬克思生前雖然在一般語義上用過“價值”概念,但他從未從哲學角度研究過“價
值”;馬克思著作中的“價值”,主要是經(jīng)濟學的價值。陸梅林反復引用的視為“價值學”的“價值”概念,皆是取自《資本論》中的“經(jīng)濟價值”、“使用價值”或“效用價值”概念,而
非哲學的或價值學的“價值”概念。朱立元先生引用的馬克思那段論“價值”的“經(jīng)典語錄”:“‘價值’這個普遍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chǎn)生的,因而,這也是‘價值’的
種概念”[11],則根本不是馬克思原話,而是馬克思轉述他所要批駁的瓦格納的觀點。在這里,關鍵問題還不在于美學界對它們普遍誤引或誤用,而在于這種脫離馬克思理論語境將馬克思著作中所有話
語都提升到馬克思理論高度的不良學風。如蔡儀先生以對“美的規(guī)律”主觀闡釋為中介,將自己的“美是典型”說提升為“美學”觀點,便更是典型一例。但眼下,蔡儀先生的“
美學”家稱號,已不是“自稱的”了,前述那本《美學思想史》中,當代中國的“美學家”,只提及蔡儀先生。這種評價是是否合適,且留給美學史家評論吧。
關于“美的規(guī)律”
回到邏文所重點討論的“美的規(guī)律”吧。坦誠地說,盡管邏輯先生對“美的規(guī)律”的探究數(shù)十年沒進步表示遺憾,而他自己有關“美的規(guī)律”的新闡釋,卻實在令人不敢恭維。這首先指他的闡釋方
法。邏輯先生在文章中用很大篇幅對“美的規(guī)律”中的“生產(chǎn)”與“尺度”概念做了語義解析。如果這種解析如同陸梅林先生那樣,依據(jù)德文原文進行的話,那它起碼還具有信息價值或文本價值。但邏
輯先生卻竟然以《辭?！返尼屃x作為對這兩個概念辨析的理論依據(jù),這真真是匪夷所思!因為作為譯文的漢語詞匯,其外文原指內(nèi)涵與中文語義往往是不對應的,這是語言學常識,我們怎能捧著《辭海
》對譯學術探討呢!國內(nèi)學者根據(jù)“人文”、“人本”的漢語辭源大做比較文化研究(并得出中國早已有之的結論),已形成一大學術奇觀,但愿這種泡沫學術之風別刮到美學界中來。
其實,邏文中已經(jīng)引用了國內(nèi)五種關于“美的規(guī)律”的譯文。只要認真讀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在邏輯先生特別肯定的朱光潛先生譯文中,就沒出現(xiàn)“尺度”,而用的是“標準”。查《辭?！?“尺度”
有兩個義項:“尺寸的定制;標準、規(guī)則”,“標準”同樣有兩個義項:“準則、榜樣”。試問,如果再以朱先生譯文為主,邏輯先生是否需要對“美的規(guī)律”一段譯文再做新的解釋呢?國內(nèi)學者對“
尺度”理解本不一致,這種不一致大多源于對原文的理解。如夏之放先生在他的新著中,便認為“尺度來源于黑格爾《邏輯學》中的“度”,意思是事物的質與量的統(tǒng)一”[12]。如果象邏輯先生這樣,
再加上對漢語語義理解的分歧,那對這段“美的規(guī)律”文本釋義將永遠是渾水一團,無法廓清了。
而就對“美的規(guī)律”具體釋義而言,邏文同樣缺少學術價值。邏輯先生曾稱,馬克思有關“美的規(guī)律”論述是“清楚、明了”的,我們不該將它復雜化。實際上,將它搞復雜的不是別人,正是邏輯
先生自己。筆者不通外文,對“美的規(guī)律”的語義闡釋本無緣置喙。只是在拜讀了陸先生和朱先生的大作后,基于對兩位著名美學家信任,我認同了他們的意見,認為應當糾正那種將“內(nèi)在尺度”視為
“主體尺度”的觀點,并在學界達成共識。但邏輯先生經(jīng)過一番考證,卻將這一幾乎弄清楚的問題,又搞亂了——他依然認定“內(nèi)在尺度”是“人的尺度”:“這里,‘內(nèi)在的尺度’顯然是與動物相比較
、相對照的人的尺度,是人在生產(chǎn)中全新的、截然不同的標準。這一尺度,是人的本質力量,即自由自覺的活動在生產(chǎn)中的表現(xiàn)……”[13]這里的“顯然”如果真是那樣顯“然” [14]的話,就不會有長
達幾十年論爭、釋義和考證了。當然,邏輯先生有權堅持這種見解。但既然他的文章已冠上與陸先生商榷的副題,這說明他已熟知陸先生根據(jù)德文和英俄譯文對“內(nèi)在尺度”的反復譯校了。根據(jù)通常的
學術規(guī)范,邏輯先生要推翻陸先生譯釋的結論,他就應當從德文、俄文、英文中拿出新的有力證據(jù)來。令人失望的是,他在文章中一面重復著朱先生對陸先生的批評,一面卻對陸先生的原文考證視而不
見,自說自話,從中譯文中得出了一個舊結論。這只能使人聯(lián)想到,邏輯先生不怕耗費自己的學術生命,準備沿著“大圈”重新起跑了。對此,我只能恕不奉陪了。
其實,無論從語法角度還是從邏輯角度,馬克思這段話都不是對“美的規(guī)律”進行正面闡釋的:人類能按美的規(guī)律創(chuàng)造是一回事,美的規(guī)律是否指人的能動性是另一回事?！懊赖囊?guī)律”在這里雖可視為
美學概念,但其整段論述卻屬于“人學”而非美學理論。對此,朱先生的闡釋是正確的。他認為所謂“美的規(guī)律”內(nèi)涵都是我們從這段話中領悟出來的[15]。因此,兩把“尺度”的翻譯不應影響我們對
馬克思美學思想、對《手稿》美學啟迪意義的肯定。筆者所異于朱先生及美學界同行的,只是認為“美的規(guī)律”在不同性質的美學那里有不同的內(nèi)涵,《手稿》所涉及的“美的規(guī)律”是很有限度的。
純粹的哲學人文美學都是“意義”和“靈魂”美學,“美的規(guī)律”也是意義存在和靈魂探求的規(guī)律,作為人類的一種精神操練,對這種“美的規(guī)律”的探求是永無終結的。但對于真正的社會科學美學來
說,“美的規(guī)律”闡釋不應是只能容許某種信仰生存的狹小載體,而應是能“普渡眾生”抵達美的世界的寬暢通道。它應當能夠經(jīng)受住形而下的證偽,更應當具有可復驗性、可操作性。在社科美學中,
“美的規(guī)律”既含有《手稿》中所涉及的文化審美生成規(guī)律,也包含社會審美生成規(guī)律,還包含前文化即純自然審美發(fā)生規(guī)律,只是后一規(guī)律要受制于前兩種規(guī)律。同時,“美的規(guī)律”除一般的審美生
成或發(fā)生規(guī)律外,從主客關系角度,還可分為審美價值規(guī)律與審美鑒賞規(guī)律。筆者完成的兩部科學系統(tǒng)美學著作[16],所討論的就是這諸多類種的“美的規(guī)律”。我不敢說自己的這些探索合乎馬克思美
學思想,但竊認為,與哪種將《手稿》中“美的規(guī)律”思辨化的傾向而言,它更切近實踐、因而也更符合的哲學原理。
關于“合規(guī)律、合目的”
已經(jīng)說過,邏輯先生批評拙文更多地是出于文章立意或結構的需要。他的文章既然開始于對我的批評,當然也要結束于對我的批判。在對人的“內(nèi)在尺度”能動性進行闡述之后,邏文是這樣結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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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對楊曾憲先生針對“美的規(guī)律”的另一論斷也持疑義。他說:“不再把‘合規(guī)律、合目的性統(tǒng)一’作為對馬克思‘美的規(guī)律’的闡述,可以很好地起到‘優(yōu)化’美學‘資源配制’的功效。
當然,這并非是對‘合規(guī)律、合目的性統(tǒng)一’命題的否定:只要這一命題能揭示審美發(fā)生規(guī)律并適應于某種美學闡釋,它就是合理的美學命題。只是不要再把這一命題歸在馬克思名下便是了。”原本是
馬克思所深刻論述的思想,為什么偏要忌諱與馬克思聯(lián)系在一起?這是否是楊先生忌談“馬克思美學”、“美學”的思維定勢所致?[17]
沒讀過拙文的讀者不會想到,邏輯先生是將我的一段完整的話,一截兩段,一段用在開頭,一段用在結尾。他的文章前后呼應了,我的觀點卻被歪曲了。我之“不再把‘合規(guī)律、合目的性統(tǒng)一’作
為對馬克思‘美的規(guī)律’的闡述”,是我所說的“國內(nèi)學者繼續(xù)從‘兩把’不同‘尺度’角度對‘美的規(guī)律’推演的努力,可以從此終結”的后文。它們都是我對陸先生、朱先生觀點認同的結果。如果“
內(nèi)在尺度”不是主體尺度,怎能再把馬克思這段論述概括為“合規(guī)律、合目的”呢?我這里的推論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它有什么可“忌諱”的呢?又何來忌談“馬克思美學”、“美學”的“
思維定勢”?
同樣令人費解的是,邏輯先生一面批判我否定“合規(guī)律、合目的統(tǒng)一”“作為對馬克思‘美的規(guī)律’的闡述”,另一面他卻又批評了其它學者關于“美的規(guī)律”是“主觀與客觀的統(tǒng)一、合規(guī)律性與
合目的性的統(tǒng)一”這一“帶有相當普遍性”的論述[18]。我不禁要問, “美的規(guī)律”是“合規(guī)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tǒng)一”,這究竟是不是《手稿》中“馬克思所深刻論述的思想”?如果是,邏輯先生為什
么反對別人這樣概述呢?如果不是,他怎么又對我橫加指責呢?如此左批右判,他的邏輯立場在哪里呢?
其實,我的觀點很明確,即使不能把“合規(guī)律、合目的”再歸納到馬克思的名下,但由于它揭示了“審美發(fā)生規(guī)律并適應于某種美學闡釋”,它仍是合理的美學命題。我這里的所指同樣很明確。作
為對“審美發(fā)生規(guī)律”的科學闡釋,“合規(guī)律、合目的”是文化美生成的條件;而放到實踐美學中,“合規(guī)律、合目的”又是“真善美”統(tǒng)一的重要邏輯思辨鏈條。正因為《手稿》中這段論述適應了實
踐美學的這種思辨要求,“合規(guī)律、合目的”的闡釋才不脛而走,進入多種美學教科書,成為“準經(jīng)典”的闡釋話語,甚至使人往往將其歸于德國古典美學命題。
由于與實踐美學的分歧,我之承認“合規(guī)律、合目的”是美學命題,只是就其揭示審美發(fā)生規(guī)律而言的,并不等于承認它是“美的規(guī)律”的等值概念。就實質而言,“合規(guī)律、合目的”所揭示的主
要是人類價值實踐活動的規(guī)律[19],這種價值實踐活動是文化審美發(fā)生的條件或基礎,但并不等于文化審美價值的現(xiàn)實生成。因為人區(qū)別于動物的自由自覺活動的類特征,使人的實踐具有不同于動物的
社會或文化動機。動物既不能按美的規(guī)律制做,但也不能按丑的規(guī)律制做。而基于不同的文化社會素質、品格所生成的動機,人卻既可按美的規(guī)律、善的原則生產(chǎn)或創(chuàng)造,也可能按丑的規(guī)律、惡的原則
進行實踐活動。特別是在商品經(jīng)濟社會中,人們因“合規(guī)律、合目的”地追求最大化贏利而破壞自然美、城市美、藝術美的行為難道還少見嗎?中國幾乎所有的“歷史文化”名城,都“名”存“實”亡
的局面,難道不都是目光短視領導者“合規(guī)律、合目的”加快新城建設造成的嗎?實踐美學缺少現(xiàn)實闡釋力,癥結也就在此:“合規(guī)律、合目的”的“本質力量對象化”所產(chǎn)生的對象,大多數(shù)往往是不
美甚至丑或惡的。
這就不能不說到“自由”了。邏輯先生說:“自由則是與必然相對應的一個范疇,是指人類在實踐活動中,總是要努力認識、把握自然與社會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知其然而更知其所以然,從而能動地
去適應與改造世界,以實現(xiàn)人類進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盵20]邏文所論,是基于哲學對“自由”的釋義。但這一“自由”并不能涵蓋人類“自由”的全部。美學所涉及的人類“自由”概念
,細分起來有十多種[21],其中包括動物性的軀體自由(如現(xiàn)代藝術造成的軀體解放感)、文化創(chuàng)造自由(如自由體操中的“自由”)、社會活動自由(如囚徒獲得的人身自由體驗)及“類自由”、“
詩意自由”等等?；\統(tǒng)地談論“自由”,對于人文思辨美學是有意義的,但卻經(jīng)不起現(xiàn)實審美實踐的檢驗。如邏文所說,人類認識“自由”便一定會“實現(xiàn)人類進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便表達了一種
古典理性主義或理想主義價值觀。而現(xiàn)實情況是,人類認識自然規(guī)律越多,主體創(chuàng)造自由度越大,人類可能面臨的自身被毀滅的危機越嚴重。這種所謂現(xiàn)代化悖謬,正是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哲學家憂心忡忡之
所在。
人類能否避免毀滅,當然不是美學課題。但高速、超高速發(fā)展的世界經(jīng)濟一體化進程所帶來的不全是美的福音,卻是可以肯定的。這使美學面臨著挑戰(zhàn)。當筆者2000年在內(nèi)蒙出席美學會議,面
對草原嚴重沙化滿目蒼夷的情景時,深感自己肩負的責任重大?，F(xiàn)實迫切需要美學的實踐。眼下,一些青年美學家對“實踐美學”提出挑戰(zhàn),這是好事。但挑戰(zhàn)或超越“實踐美學”目的,不應是僅僅尋
求新的美學派別命名,而是要推進美學研究真正切入實踐?！皩嵺`美學”最大的局限是它脫離實踐,無法指導美學實踐。如果超越者依然援引《手稿》中同樣的論述,依然停留在對馬克思“生命的自由
”等概念的思辨中,甚至更遠離實踐,那么,這種新美學也是難以承受時代賦予美學的歷史使命的。這便是我呼吁美學界共同建設社會科學美學的原因。如果說,這將終止對《手稿》的重復討論、闡釋
或命名的話,那么,我認為它恰恰是符合實踐性原則的——對真正的美學來說,他的重要使命不是用不同方式解釋美的存在,而是要按美的規(guī)律指導和改造世界!
[1] 《學術月刊》2000年第5期。
[2] 《學術月刊》1998年5期。
[3] 同1,第62頁。
[4] 同1,第57頁。
[5] 同1頁注1,第57頁。
[6] 參見:拙著《審美鑒賞系統(tǒng)模型》第七章《審美文化—社會發(fā)生》,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6月版。
[7] 同1頁注1,第58頁。
[8] 同1頁注1,第58頁。
[9] 邏輯先生在文章中曾要我提供馬克思一句話的出處,我在圖書館中費了半天時間也沒能查到,請邏輯先生見諒。這里只能憑三十年前的閱讀記憶回答:那是馬克思晚年面對眾多庸俗化的“馬克思主
義”派別而言的,原話是:“我只知道自己不是‘者’”。年青時的記憶不會錯,具體出處愿高人賜教。有了這一教訓,此處便用了“據(jù)說”,以逃脫邏輯先生對出處的追究,因它屬非專業(yè)
內(nèi)容,沒有筆記,也難查證。同樣,后文中“合規(guī)律、合目的”的出處亦應有所交代,但因查證的結果難以驗證,便也不注名,而是籠統(tǒng)帶過。
[10] 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第406頁。
[12] 《異化的揚棄——〈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的當代闡釋》295頁,花城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13] 同1頁注1,第60頁。
[14] 中國當代學者往往用“眾所周知”、“顯然”、“勿庸置疑”來逃脫論證,徑直推出自己的結論。因此,每當我遇到這樣的語句時,便非常警惕,看看“顯然”背后是否不顯“然”,“勿庸置疑
”之后是否有“疑”。
[15] 《學術月刊》1997年12期,第31頁。
[16] 拙著:《審美鑒賞系統(tǒng)模型》;《審美價值系統(tǒng)》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17] 同1頁注1,第63頁
[18] 同1頁注1 ,第62頁。
中圖分類號：G40-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1-1297（2008）11-050-02
前言
“這是一個脫節(jié)的時代”。當我們跨入新全球化的門檻，工業(yè)文明主導的平臺隨時代變遷而行將摧毀，傳統(tǒng)工業(yè)資本主義世界和工業(yè)社會主義模式日益衰敗和消亡。面臨著即將來臨的后工業(yè)社會，初露端倪的知識經(jīng)濟，以及從現(xiàn)代主義向后現(xiàn)代主義（包括后結構主義、后實用主義、后資本主義、生態(tài)主義、批判的解釋學等等）轉向的沖擊，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表達的哲學，必定在重構專屬自己時代的哲學中，在重構專屬自己時代新的問題領域時，在新的視野里向世人充分展示和創(chuàng)造自己時代的當代性，以此作為回應。17世紀的認識論哲學至今雖仍深植于現(xiàn)代社會，但隨著20世紀末發(fā)生的后現(xiàn)代哲學的轉向、存在主義的轉向等等，哲學研究比以往都更看重人的存在，更關注人的生存、人的全面成長意義以及探究個性潛能全面發(fā)揮的原則、途徑。這一哲學的轉向，也必然會引發(fā)教育哲學研究領域的變化。
一、教育哲學及其定位的探討
海德格爾曾說，我們常年累月地研究大思想家的論文，這樣的事實也根本沒有保證我們在思，甚至根本沒有保證我們已準備去學習思。這種研究哲學的活動最為頑固地給我們造成假象：我們在“弄哲學”就是在思?！芭軐W”使即定的哲學知識取代應有的自為的創(chuàng)造性知識，思被盲從所代替。思的缺位，對前人未思、未聞、未說的東西也就難以作出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問。因此，他認為哲學應拋棄單純形而上的追求，更應是一門“實踐的哲學”。這里欲表明的是人的活動本身具有目的的前置，目的的規(guī)劃，目的的修正和目的的實現(xiàn)等因素，體現(xiàn)了人的主體性活動的價值、取向和特征；哲學自身的每一個觀點、概念、范疇和原理不僅來自實踐，不僅接受實踐的檢驗和豐富，而且還由于實踐的作用不斷修正自己，充實自己，力求達到與實踐的發(fā)展相同步或相同向，并且不斷追求對于實踐進行預設、構建、規(guī)劃和制約。這方面，教育哲學更應接引這一思想的推力，金生教授在《教育哲學是實踐哲學》一文曾說，教育哲學發(fā)展之真諦在于不簡單借用現(xiàn)成哲學原理一樣，不提供規(guī)范的原則與理論，而是努力激發(fā)人們的教育良知與教育智慧，激發(fā)人們對教育智慧的熱愛與追尋，激發(fā)人們追求教育之真理，捍衛(wèi)教育之本真，激發(fā)人們的教育精神與熱情，從而激勵并指導人們的教育實踐。
然而就我國教育哲學的發(fā)展和研究現(xiàn)狀而言，當前一些研究還僅僅局限于譯介與推廣西方教育哲學思想理論，缺乏對這些理論進行有效的反思與批判，以及在此基礎上實現(xiàn)理論的本土化；在挖掘我國古代教育哲學理論遺產(chǎn)上，文化沉醉似乎更勝于實踐關注，并未能很好地做到古為今用；其二，在研究方向上，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還存在思維盲點，教育哲學滿足于自我欣賞，其批判性、反思性未能得到充分發(fā)揮。對教育現(xiàn)狀和問題的思辨和批判不夠，忽視了教育哲學對教育的相關性。
按照杜威的定義，“教育哲學是最一般意義上的教育理論”，它并不同于教育哲學知識，它是個未定型的東西，有多少哲學觀，就有多少教育哲學的生長點?！督逃軐W引論》一書的突破則在于，本書一開始所定下的基調，就是，教育哲學的研究中不是僅僅把哲學當做方法，把教育哲學變成一種方法論的學說，它不僅要對教育問題作出理論的說明，提供教育理論導向，而且又要切實地去參與教育實踐，融和在教育實踐中。這里的“實踐”不僅包括“教育實踐”，還融會了“社會實踐”和個體的“生活實踐”。該書面向實踐轉換了探討的視角，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轉換是以特別是馬克思本人有關教育經(jīng)典文本解讀作為支點的。馬克思的歷史觀（現(xiàn)實人的實踐活動是考察現(xiàn)實人及其現(xiàn)實社會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原點）在讀者面前并未顯得老套和拘謹，而是作者通過與中西方哲學與中國教育歷史和現(xiàn)實流變的對話，馬克思哲學精神被賦予了當代價值和時代意義，讀者重新認識固有精神的激情和欲望得以激活，同時也為全面認識和理解教育哲學提供了一個更為生動而又豐富的思想文本和交流平臺。
作為一種新的論述方式，該書的突破還表現(xiàn)在，書中既對教育基本問題進行了獨到闡述，同時又對中國當下教育急需解決的現(xiàn)實問題作出了深刻的實然性探究，創(chuàng)造性地在實踐――教育――社會三維架構中揭示出教育的發(fā)展規(guī)律，把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領域堂皇引入到理解教育、反思教育的視野之中，使讀者有種發(fā)自內(nèi)心去蔽后的澄明感。該書還對教育中所涉及的人、社會等一切價值和文化形態(tài)做了反思性批判和批判性反思，在透析現(xiàn)代社會的變遷基礎上重構起教育生活的知識基礎和價值觀，使人的認識發(fā)生了從潛在到顯現(xiàn)、從模糊到清晰、從零碎到系統(tǒng)的深刻轉變。
上述這些與石中英教授在《教育哲學導論》一書中的見地有相近之處，即教育哲學的研究對象應跳出以往只研究“教育一般問題”的經(jīng)院哲學巢穴，回歸到批判性反思和反思性批判教育中任何一個真實的具體的問題，并以此作為研究的起點；教育哲學的學科性質上，應強調實踐性、反思性、批判性和價值性。嚴格意義上講，這種突破的實現(xiàn)導致了人們對于教育中各種關系認識的再度調整，也導致了人們對于教育哲學研究價值的重新定位。
二、教育究竟是什么
“解決教育是什么的問題，這是教育的前提與基礎。” 借用文學上的一句話：一千位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有一千位教育研究者，就有一千個應然性教育本質。教育的本質，簡而言之，是哲學在特定情況下的實踐實現(xiàn)。從現(xiàn)有諸多對“教育”概念的表述和詮釋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教育本質的探討已陷于“教育應當是什么”的價值判斷和各自教育理念追求的抒發(fā)。這種循形式邏輯定義規(guī)則的方法，使所抽象的“最一般”，無法適應特定的教育環(huán)境?！皯弧钡亩嗯c少或增與減，其實并不能帶來“實然”的改變。這種教育“應然”化的探討成為遮蔽教育本質的一塊云彩。
“哲學的核心必定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個人。只有以人的個人生活為起點的思想才是有價值的。”]這一異乎鮮明的見地，對于教育哲學的研究探討同樣適合。如果說，真正的哲學是一種關于此在（人）的根本問題的不斷探索與發(fā)問，那么，教育哲學則是對教育中未思、未聞、未說的根本問題的創(chuàng)造性的探索和發(fā)問。舒教授在書中指出，認識教育本質，須以人的實踐、人的需要為前提，教育必須反映人的本質，人的社會，存在的目的，即解放人的本質力量。理解教育本質，中心在于認識、注解人本身。基于超越以往教育本體論研究的狹隘思維，舒教授把存在的“人”作為他本書研究的出發(fā)點，探討培養(yǎng)人之所以為人之所感、所思、所想、所做、所為、所說、所行過程中蘊涵并且體現(xiàn)出來的大道。他不止一次地講到：“教育是人的教育，教育要以人的需要為基本出發(fā)點，人的需要又是多方面、多層次，是自然性、社會性、精神性的綜合，最終目的是為了改造世界，因此教育活動是培養(yǎng)人解釋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進而推動人的發(fā)展與社會的進步。”這種認識教育本質的方式的意義在于，使讀者與作者深度相遇于文章的字里行間，個體性地親證“教育是人的教育，教育是解放人的潛能，促進人自由本質的實現(xiàn)”，最終轉化為一種純粹的個體經(jīng)驗。
馬克思就人的本質曾做過這樣精辟的闡述，“人的本質并不是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xiàn)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标P于人的本質這樣經(jīng)典性的表述至少可以做這樣的理解：其一，人的本質在于它的社會性。其二，人的本質是“全部社會關系的總和”，而不是社會關系的一方面。其三，人的本質是隨著社會關系的改變而改變的，即人的本質是具體的、歷史的，而不是抽象的固定不變的。舒教授以人作為構造其理論的價值參照，但又不孤立地談人。關于“人”的認識，舒教授即避免了唯理性，同時又沒有過分夸大非理性的作用，而是把受教育者、教育者看成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統(tǒng)一，把人的存在看成是自然性、社會性、精神性的統(tǒng)一。他說，“以現(xiàn)實的人為前提來認識教育，發(fā)展教育，從而就把教育看做是人的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它是現(xiàn)實的，又是歷史的；是個體的，又是社會的；是關注人的現(xiàn)實的需要，又是實現(xiàn)了人類發(fā)展的需要；是民族的區(qū)域的，又是開放的無限制的?！?/p>
舒教授以自己特有的詩思，往返于歷史與現(xiàn)實的教育現(xiàn)象之間，引領讀者從表象出發(fā)，在現(xiàn)實圖景中，深入分析教育生活中知識基礎觀念形成的歷史過程和歷史過程背后的現(xiàn)實力量，并把這種思想的考察深入到對社會實踐的考察，以此來評價和判斷前者的社會和思想條件在社會生活中的適應性。借助于他多年對教育哲學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哲學中“人”的概念，厘清教育領域的一些基本關系和省思教育領域的一些基本現(xiàn)象，揭示出這些最簡單、最普遍、最基本的知性概念理性抽象后互相作用的流程，形成了讀者對清楚理解和恰當表述問題的機理和判斷標準，使讀者在此教育研究的思維領域得以敞明。由此，這樣一種新的研究思維，也就突破了傳統(tǒng)教育哲學研究的保守瓶頸和科學理性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三、《教育哲學引論》的重要主題――人
教育、社會與人的發(fā)展是《教育哲學引論》一書的重要主題，該書講到，人是現(xiàn)實社會中的人；人是教育目的，是人自身發(fā)展的目的，人發(fā)展目的的實現(xiàn)不能離開社會環(huán)境；在教育――人――社會的視野中，即關懷社會，也關懷人的發(fā)展――人的個性發(fā)展；社會發(fā)展歸根到底是人的發(fā)展，而人的發(fā)展，歸根到底也就是社會中人的發(fā)展。顯然，作者是偏向于人的發(fā)展的。那么，人的發(fā)展成為教育以及社會追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又是何以可能呢？在作者看來，“教育的人是現(xiàn)實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人。人是自然性和社會性的統(tǒng)一，而人的社會本質只能在歷史和文化的發(fā)展中生成?；诖?，教育成了社會的教育，把教育的個人需求提升為社會需求，把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現(xiàn)實性的教育需求上升為教育對社會與人類的發(fā)展的需要，從而使教育的崇高性得到彰顯。”
近代以降，教育學興起之時，關于教育中人的發(fā)展與社會的關系，一直存在著個人本位論和社會本位論之爭，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個人本位論分為以盧梭為代表的的個人本位論、以愛倫?凱為代表的自由教育類型和新人文主義性質的個人本位論三種類型。這一系統(tǒng)之間盡管有論述上的差異，但卻表現(xiàn)出大致相近的價值傾向。它們基本上都主張尊重個體生命的價值及人格的尊嚴；強調個性的存在價值及個性自由自主、充分發(fā)展的重要性。與個人本位論拆開社會本身單獨對待人的發(fā)展不同，以西方“社會學派”為代表和以凱新斯泰納為代表的極端國家主義或國家本位傾向的社會本位論的宗旨是，一定程度上都強調社會要求個人或是個人順從社會的單向運動，社會成為了首要因素。應該說，人的發(fā)展與社會內(nèi)在聯(lián)系的一致性并未在個人本位論和社會本位論那里保持適度的張力，相反，人從存在的整體中抽象、分離出來作為發(fā)展的主體，或是孤立地將他人與人、社會與人的發(fā)展割裂開來，這也就必定造成本已存在的人和社會的異化更趨異化。
馬克思早已對社會本位論和個人本位論各自的偏執(zhí)作出過批判，“社會與個人，不是強調要以誰為本位，而是著眼于人的生存活動的需要，在解決人的主體性的過程中，統(tǒng)一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社會成為個人活動的基礎與載體，也只有人的活動，才能成為社會。如此，社會又成為個人本質力量釋放與實現(xiàn)的空間。” 社會是人的社會，社會也離不開人，這是因為社會的存在是以人為起點和標志的。其次，人是社會結構成分中的主體要素。第三，社會的變化發(fā)展雖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這其中的許多客觀規(guī)律須通過人的意識活動才能實現(xiàn)。人是一切社會活動的主體，社會是人的社會。個體自我只有置身于一個開放的社會環(huán)境中，保持與外界不斷的信息交流與碰撞，從外部世界充分吸取營養(yǎng)，才能造就生動而獨特的個性。
教育是一定社會中的教育，有關教育是什么的理想和爭論很難有脫離社會教育作為社會生存和延續(xù)的活動，其必然反映社會主流思想觀點和價值觀，而這些思想觀點又主導著其對教育的態(tài)度和由此態(tài)度引發(fā)的教育活動。教育追求的是具體的、個體的人的發(fā)展，那么，真正架構起教育、社會和人的發(fā)展三者立體交會的契合點又在哪里？是繼承文化？是健全人格？是自我實現(xiàn)？還是改造社會？舒教授主張，應在他們之間保持一種平衡，而不是走極端，以避免對真理認知的偏差。他提出把培養(yǎng)人的自我認同作為堅持以“人”為核心并統(tǒng)整教育、社會與人發(fā)展的著力點。這一主張建基于個體意識到自己是獨立的存在者，其需要得到尊重與滿足；使自己與他人、自然及自身建立良好的關系；個體能夠正確、客觀、公正地評價自己及他人；在與世界的交往中是自己的主體能力得到有效表現(xiàn)，并最終完成自我解放。
總之，舒志定教授的《教育哲學引論》一書創(chuàng)生了教育哲學的新質，它所提供的這種新的研究范式必將成為一股推動中國教育思想發(fā)展的新的動力。
參考文獻
[1]舒志定.教育哲學引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張國清： 羅爾斯的秘密及其后果
2013年7月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一、 引言
每個偉大的思想家都有其特殊的學術出身和學術經(jīng)歷。他的特殊遭遇，他的求學或受教育過程，他遇到的一些具體的人和事，他個人的思想追求和精神困惑，他參與或經(jīng)歷的某些重大事件，比如重大的科學發(fā)現(xiàn)或科技進步、民族分裂或獨立戰(zhàn)爭、種族或階級斗爭、社會變革和政治革命、社會基本制度的變化和更替、國內(nèi)戰(zhàn)爭、國際戰(zhàn)爭，包括在自然科學、人文和社會科學方面取得的具體進展，所有這一切造就了一個思想家的具體思想，也使其思想成就成為一個具體時所當然的結果。我們研究和了解一個哲學家的思想，就需要具體研究和了解上面提到的諸多具體因素。但是，我們不能單純依賴哲學家本人說出或公開的東西，還需要研究他沒有說出或可能故意隱藏的東西。在當代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1921―2002）身上，就存在著一些沒有得到充分揭示的隱秘事物，筆者稱之為“羅爾斯的秘密”或“羅爾斯秘密”。
羅爾斯秘密的具體表現(xiàn)是，由于特殊的社會和學術原因，羅爾斯有意隱藏了自己的學術出身，主要是斯退士的東方神秘主義的印度教和佛教因素、德國古典哲學的黑格爾因素以及解決基本政治哲學問題的當代經(jīng)濟學路徑。在以功利主義為主要攻擊目標的幌子下，這些隱藏加上他一再明確表示的分析哲學的求學和研究經(jīng)歷，誤導世人在分析哲學語境下來解讀他的政治哲學。像“無知之幕”、“原初狀態(tài)”、“重疊共識”、“正義原則”甚至晚年的“萬民法”等眾多概念或術語，研究者只是從單純的英美分析哲學傳統(tǒng)中給予解讀，忽視了它們的非分析哲學的思想來源。由于國內(nèi)的羅爾斯研究者沒有注意到羅爾斯秘密，他們便對羅爾斯的政治哲學尤其是他的兩個正義原則做出了錯誤的解讀。由于兩個正義原則在羅爾斯政治哲學中的核心地位，這種誤解所產(chǎn)生的學術和社會后果都是嚴重的。
自大衛(wèi)?休謨以來，事實與價值的關系一直困擾著哲學家。盡管世人一般認為探索客觀真理和追求社會正義是高度一致的，但要從哲學上論證這種一致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20世紀初，邏輯實證主義的一大貢獻在于明確表示，事實是事實，價值是價值，事實與價值分別屬于兩個各自相對獨立的領域，不存在那種所謂的一致性。像艾耶爾認為的那樣，價值斷定不是科學的，而是“情感的”，“價值陳述……只是既不真又不假的情感的表達”[1]116。有關真理問題的探索屬于事實領域，有關正義問題的追求則屬于價值領域。后來分析哲學的發(fā)展似乎預示著屬于價值領域的政治哲學的死亡。
正當人們對政治哲學的未來感到悲觀之際，羅爾斯在分析哲學傳統(tǒng)中發(fā)展出了一套精細的正義理論，1971年面世的《正義論》震動了整個西方政治哲學界。羅爾斯試圖模糊分析哲學家在事實和價值之間的區(qū)分，把公平正義作為一項可靠的分析哲學工作建構起來。比如他在此書第一節(jié)里的一段話似乎要把事實和價值的關系進行全新解讀：“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實是思想體系的首要美德。一種理論如果是不真實的，那么無論它多么高雅，多么簡單扼要，也必然會遭到人們的拒絕或修正；同樣，法律和制度如果是不正義的，那么無論它們多么有效，多么有條不紊，也必然會為人們所改革或廢除?！盵2]3 通過仔細解讀和考察，我們發(fā)現(xiàn)，羅爾斯政治哲學不僅印證了黑格爾關于哲學是時代的精華之論斷，而且揭示了黑格爾關于晚近的哲學總是更加成熟的論斷。隨著羅爾斯在哈佛的兩大授課筆記《道德哲學史講義》（2000）和《政治哲學史講義》（2007）的陸續(xù)出版，羅爾斯與傳統(tǒng)哲學的關系部分得到了呈現(xiàn)?！半m然《道德哲學史講義》只是一部羅爾斯在哈佛大學給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講座用的講義，但是，透過《道德哲學史講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羅爾斯哲學和歷史上一些重要哲學流派的淵源關系，可以清楚地看到羅爾斯作為一名哈佛大學教授的實際工作和實際身份。羅爾斯不僅是一位政治哲學家和法哲學家，而且是一位道德哲學家和道德哲學史學家?！盵3]1《政治哲學史講義》也呈現(xiàn)了那種關系，羅爾斯與歷史上一些重要哲學家的思想淵源是清晰的。問題是，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究竟屬于分析哲學還是屬于歐洲大陸哲學？或者說，羅爾斯和政治哲學傳統(tǒng)究竟是什么關系？
除了梳理已為學界熟知的思想來源外，本文將探討“羅爾斯的秘密”，重點考察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德國古典哲學因素，為解讀羅爾斯正義理論提供一個新視角。
二、 羅爾斯和分析哲學：馬爾柯姆、伯林與哈特
羅爾斯是一位地道的分析哲學家，其正義理論經(jīng)由分析哲學四大重鎮(zhèn)（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的修造而終于成型。理查德?羅蒂把羅爾斯視為分析哲學的代表：“大陸哲學和分析哲學的區(qū)分是極其粗線條的，但它的確為區(qū)分哲學教授提供了一條捷徑。要想了解一位哲學教授究竟喜好大陸哲學還是分析哲學，只要看他書架上擺放的書就知道了。如果他的書架上都是黑格爾和海德格爾原著或者研究他們的書籍，而沒有擺上戴維森或羅爾斯的著作，那么他大概愿意被稱作喜好大陸哲學的教授?！盵4]120羅蒂以及羅爾斯的老師、哈佛同事和同時代哲學家對于羅爾斯的分析哲學家身份幾乎已經(jīng)達成共識。
羅爾斯的哲學啟蒙老師、普林斯頓大學的馬爾柯姆（Norman Malcolm）教授是維特根斯坦的弟子和密友，在常識哲學和語言哲學領域頗有建樹，主要致力于把維特根斯坦思想在美國發(fā)揚光大。他對羅爾斯的治學態(tài)度和學業(yè)方向選擇都有很大影響。馬爾柯姆向羅爾斯開設了政治哲學入門課程，這是羅爾斯在大學本科階段受到的唯一政治哲學訓練，以至于羅爾斯傳記作者、弟子弗雷曼（Samuel Freeman）說，羅爾斯幾乎是靠自學成才的[5]2225。得益于馬爾柯姆的指導，羅爾斯選修政治哲學并以之為一生事業(yè)。
1952―1953年，羅爾斯獲得富布萊特獎學金，成為牛津大學訪問學者，牛津的博士后經(jīng)歷使羅爾斯在學業(yè)上突飛猛進。在那里，他是基督教會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的貴賓桌成員，法哲學家哈特成為他的導師。除了出席哈特法哲學講座，參加以賽亞?伯林和斯圖亞特?漢普謝爾的哲學研討班，他還參加了在吉爾伯特?賴爾住所定期舉行的哲學研究小組。青年羅爾斯在1955年完成的政治哲學論文《兩種規(guī)則概念》（“Two Concepts of Rules”）對“慣例”（practice）和“行動”（action）做了區(qū)分，讓人想起伯林的政治哲學名篇《兩種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和哈特的法哲學名著《法律的概念》（Concept of Law），明顯帶有伯林和哈特的思想痕跡，給人留下試圖把兩人思想綜合起來的印象。
羅爾斯在牛津時的這些哲學家秉承羅素、維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學傳統(tǒng)，注重語言分析和邏輯演繹。羅爾斯不僅繼承分析哲學的研究方法，而且繼承了哈特、伯林等人的政治哲學和法哲學主題，他運用的論證方法是分析哲學常用的邏輯方法。羅爾斯試圖回答伯林的多元價值論難題。伯林認為價值多元論難題是人類必須面對的困境，而羅爾斯設計正義原則的詞典式排序，在一個公共理性框架之內(nèi)，通過基本正義制度設置，盡量消除各種價值和生活方式之間的沖突，完成對兩種自由的保護，實現(xiàn)價值的完備性。羅爾斯一生追求構建一個可以實現(xiàn)的公平正義的烏托邦（a realistic utopia with justice as fairness）。
然而，羅爾斯對待語詞的態(tài)度并非分析哲學家應持有的態(tài)度。羅爾斯對正義觀和正義概念進行了區(qū)分，提出了自己的正義觀，即作為公平的正義觀；除了有限的語詞界定外，在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中，并無太多對語詞分析的關注。羅爾斯對概念所處的語義環(huán)境亦并不十分關注，相比之下，他更關注概念在制度設計中的重要作用。羅爾斯既吸收了分析哲學的長處，又像哈特和伯林一樣背離了分析哲學，把正義問題，實際上是社會基本結構的設計問題，當作自己的主要研究對象。價值領域的事物，像公平、正義、愛、同情等等，不再像艾耶爾認為的那樣，只是人的主觀情感的表達，而具有其客觀實在性和客觀結構。羅爾斯想把“社會基本結構”客觀地揭示出來。因此，正如《兩種規(guī)則概念》中已經(jīng)顯露出來的那樣，分析哲學對羅爾斯來說只具有方法論意義。
三、 羅爾斯的秘密： 康德、黑格爾和斯退士
由于當時的特殊社會原因或學術原因，一些思想家會給自己的思想改頭換面，有意隱藏或抹去其思想中在當時不討人喜歡的某些因素。羅爾斯在建構正義理論時，是否像一般所認為的那樣，完全受到分析哲學啟發(fā)，來源于分析哲學，還是有意隱藏了自己思想中不受歡迎的非分析因素，卻披上分析哲學的外衣？下面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首先，在19世紀以來的英美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傳統(tǒng)中，一直有一個黑格爾傳統(tǒng)，這在古希臘哲學研究者和《柏拉圖全集》英文譯者喬維特（B.Jowett）那里有明確的起點。喬維特的學生托馬斯?希爾?格林（Thomas Hill Green）是當時著名的黑格爾主義者，他對積極自由和公共產(chǎn)品的討論，是古典自由主義的重要轉折。格林后來成為著名黑格爾研究者鮑?？˙ernard Basanquet）的老師，鮑?？暮诟駹枃覍W說對20世紀英美國家學說有著深刻影響。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也和這個傳統(tǒng)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格林幾乎與馬克思處于同一個時代，是英國19世紀后期最著名的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是牛津唯心主義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自由權利理論在英國思想史乃至整個歐洲歷史上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格林在1855年進入牛津大學貝利奧學院學習，師從喬維特，畢業(yè)后一直在牛津工作，曾經(jīng)擔任懷特講座道德哲學教授。格林所處的時代，勞工階級崛起，成為日益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他們要求改善自己的工作條件和生存狀態(tài)，融入現(xiàn)代產(chǎn)業(yè)制度之中，分享現(xiàn)代化帶來的成果。當時英國的整個社會意識也逐漸認同或支持勞工階級的要求。于是，格林修正了早期的放任自由主義，提出了“公共產(chǎn)品”和“積極自由”等概念。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在格林的影響下，自由主義在英美政治哲學占據(jù)主導地位。格林的修正自由主義學說為英國公共政策從自由放任轉向國家干預奠定了理論基礎。
作為格林的弟子，鮑?？M一步發(fā)展了國家干預理論，提出了“國家至上”理論。他說：“國家的公共意志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必然是獨一無二的?！盵6]1314他在這種理論中明確加進了黑格爾因素，被稱為新黑格爾主義。鮑桑葵談到了“窮人”問題，這個問題也是格林和馬克思共同關注的問題，更是后來羅爾斯關注的問題，只是羅爾斯用“最少受惠者”概念取代了“窮人”概念?！皣沂亲詈蟮暮徒^對的調節(jié)力量，因而對每一個個人來說必然是獨一無二的?！盵6]13于是，他關于國家應當在現(xiàn)代社會生活中扮演積極角色的主張持久而深入人心。
然而，由于黑格爾政治哲學與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理論和實踐的聯(lián)系，有一種說法甚至將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歸結于黑格爾思想。黑格爾贊揚戰(zhàn)爭調和了市民社會因人們需求不滿足導致的沖突，國家之間的沖突是國家自我完善的途徑。在黑格爾那里，戰(zhàn)爭具有倫理學意義，它對于防止民族墮落、促進民族發(fā)展有正面作用?！皯?zhàn)爭是嚴肅對待塵世財產(chǎn)和事物的虛無性的一種狀態(tài)……戰(zhàn)爭還具有更崇高的意義……持續(xù)的甚或永久的和平會使民族墮落?！盵7]341由于黑格爾明確鼓吹戰(zhàn)爭，兩次世界大戰(zhàn)真實爆發(fā)，人類受盡苦難，黑格爾成為眾矢之的。從此以后，黑格爾研究被排除出英美主流哲學圈。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英美哲學學術圈，大家可以接受哲學家閱讀康德，接受康德的影響，卻閉口不提黑格爾。同為牛津學者，像查爾斯?泰勒那樣從黑格爾出發(fā)來解讀現(xiàn)代性問題的，畢竟是鳳毛麟角。
因此，在牛津政治哲學傳統(tǒng)中，既有英美分析的傳統(tǒng)，也有德國古典哲學的傳統(tǒng)，只是德國古典哲學傳統(tǒng)的黑格爾因素被刻意掩蓋了起來。這一點在羅爾斯身上得到了清晰的體現(xiàn)。羅爾斯對待黑格爾的態(tài)度既有學術的原因，也有個人的原因。羅爾斯的個人經(jīng)歷或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創(chuàng)傷，使他在內(nèi)心對黑格爾學說充滿著排斥，他在意識層面堅決拒斥黑格爾哲學。相比之下，他更偏愛康德。他在哈佛講授的“道德哲學史”課程幾乎以康德道德哲學研究為主題。正義理論以他對康德尊重人的觀念的解讀為基礎，建立在自律的概念上。從《正義論》“正當先于善”的觀念以及公平正義的康德式解讀，到康德（以及后來的政治）建構主義和“道德理論獨立性”，再到《政治自由主義》的道德人格觀、合理性（the reasonable）和理性（the rational）區(qū)分，最后到《萬民法》拒斥世界國家（a world state）和“實際烏托邦”（realistic utopia）觀念，羅爾斯的思想都留有康德的痕跡?？档抡J為，人是“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8]222，自律而主動。一切事物都須經(jīng)過理性的裁判。根據(jù)羅爾斯的正義觀，人們在原初狀態(tài)下做出理性選擇，為免于受到侵害，人們必然服從自由平等的理性主體一致同意的原則。于是，原初狀態(tài)可以被看作是在經(jīng)驗理論的框架內(nèi)對康德自律和絕對命令觀念的程序性解釋。
康德強調人的自主理性，黑格爾則重視制度的優(yōu)先性。在這一層面上，羅爾斯卻是接近于黑格爾而遠離康德。追隨于黑格爾之后，羅爾斯將社會基本結構視為正義的首要主題。羅爾斯特別提到，公平正義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的，這一政治觀念尤其適用于現(xiàn)代民主國家的“基本結構”。社會基本結構指社會的基本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和經(jīng)濟結構，它們在社會合作中融合成一個整體[9]389。理性制度建構是羅爾斯關注的重點，他關注的不是人們的理性或信念，而是在社會基本結構中實現(xiàn)公平的正義。由于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是一部有關人類基本制度結構的設計性著作，因此，雖然羅爾斯更加欣賞康德的哲學主張，但他和黑格爾實際上有更多共同的學術偏好。
因此，羅爾斯一直掩蓋他與黑格爾的聯(lián)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只好掩蓋其同另一個未曾公開露臉的人物的關系，他就是斯退士。羅爾斯從本科開始就追隨斯退士，并師從斯退士攻讀博士學位。作為英語世界著名的黑格爾研究專家，斯退士的存在對羅爾斯哲學思想的形成是決定性的。羅爾斯的朋友、哈佛大學哲學教授德萊本（Burton Dreben）說：如果抹去《正義論》的作者，讀者會以為這是一部從德語翻譯過來的英文版哲學譯著
這個說法轉引自弗雷曼：“像以往世紀的任何一個偉大的歐洲哲學家一樣，羅爾斯是一個系統(tǒng)的哲學家。因此，如果我們沒有把羅爾斯整個理論以及他同其歷史先驅的關系放在一個較大語境中來考察，就難以理解和掌握他的觀點。在方法和風格上，羅爾斯都擺脫了分析傳統(tǒng)。（他的朋友伯頓?德萊本曾經(jīng)將羅爾斯整體論方法同黑格爾方法進行比較，并在談到《正義論》時說道：‘它讀起來像是從德語譯過來的。’）”見S.Freeman， Rawl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28。。伯頓?德萊本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評論，是因為黑格爾哲學通過斯退士深刻地影響了羅爾斯，以至于《正義論》的結構框架同黑格爾《邏輯學》的結構框架形成了一種呼應關系。羅爾斯有意無意地遵循大一二三和小一二三的邏輯結構來組織《正義論》的主要論題，即《正義論》由三編組成，分別為“理論”、“制度”和“目的”；每一編下面又有三章組成，如第一編的三章為“公平的正義”、“正義的原則”、“原初狀態(tài)”；第二編的三章為“平等的自由”、“分配的份額”、“義務和職責”；第三編的三章為“理性的善”、“正義感”、“正義的善”。這是一種典型的黑格爾式安排。其中第三編的三章很有黑格爾式“正―反―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意味。
斯退士是一位有東方哲學背景的哲學家。他指導羅爾斯學習黑格爾哲學，也學習神學、倫理學和道德心理學知識。在普林斯頓大學求學期間，羅爾斯跟隨斯退士研修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和康德哲學。羅爾斯有意隱瞞了與斯退士的師生關系，但羅爾斯通過斯退士仍然同黑格爾哲學聯(lián)系在了一起，雖然羅爾斯生前很少談起斯退士，也沒有在任何著作中感謝甚至提到這位老師，甚至很少談起他同黑格爾的關聯(lián)。一旦揭示了羅爾斯政治哲學中的黑格爾因素和斯退士因素，我們就更容易看清羅爾斯政治哲學中的歐洲大陸哲學的因素，尤其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因素。
羅爾斯“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2]3的看法表明，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直接指向社會基本制度。雖然羅爾斯明確表示，政治哲學的首要任務是探索設計社會基本結構的法理依據(jù)或道德基礎，是一項政治學的而非形而上學的工作，他想以此強調自己秉承分析哲學傳統(tǒng)，但《正義論》開場白卻完全是黑格爾式的敘述。羅爾斯不僅進行事實描述，強調人們經(jīng)由主觀價值判斷做出判斷，甚至整個正義理論得以構建都是基于歐洲大陸哲學的價值判斷。
羅爾斯故意隱去斯退士影響的原因不甚清楚，但有一點可以得到明確判斷，那就是在羅爾斯寫作《正義論》時，黑格爾是被美英分析哲學界完全無視的人物。羅爾斯只有通過隱去在其學院出身上的斯退士因素，才能進而抹去其哲學思想中的黑格爾因素，使《正義論》顯得是一部在分析哲學兩大重鎮(zhèn)普林斯頓和牛津的直接熏陶下，并且在維特根斯坦嫡傳弟子馬爾柯姆的直接調教下，在哈特和以賽亞?伯林等人影響下成就的政治哲學成果。
在斯退士和馬爾柯姆之間，在黑格爾和維特根斯坦之間，在宗教神秘主義和常識理性主義之間，羅爾斯做出了艱難但聰明的選擇，羅爾斯離開普林斯頓而投入馬爾柯姆的康奈爾哲學陣營懷抱即是明證。弗雷曼干脆說，羅爾斯只受到馬爾柯姆的少得可憐的政治哲學教導，幾乎是自學成才的。弗雷曼有意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經(jīng)濟學，即功利主義哲學的社會科學基礎，淡化黑格爾傳統(tǒng)尤其是斯退士的影響。但弗雷曼還是不經(jīng)意間披露了羅爾斯的秘密，即羅爾斯政治哲學的黑格爾起源。羅爾斯本人越是拒絕黑格爾，黑格爾哲學越是在他的哲學著作中無意識地呈現(xiàn)。他可以掩蓋他同斯退士的師徒關系，但他的哲學著作掩蓋不了那層關系。斯退士1967年在美國加州拉古鈉海灘去世，四年后，羅爾斯的《正義論》出版，羅爾斯在《正義論》序言中，提到了許多朋友、同事和老師對他的幫助，其中唯獨少了他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斯退士。在整個《正義論》中，他只在一個腳注中提了一下：“有關這一點見W.T.斯退士《道德的概念》”[2]129。
四、 羅爾斯秘密的消極后果
正像當年馬克思指出黑格爾哲學中存在著“黑格爾秘密”一樣，羅爾斯政治哲學中也存在著“羅爾斯秘密”。羅爾斯秘密的客觀存在導致了一些消極的學術后果，主要表現(xiàn)為中國學者對羅爾斯正義原則和其他思想的誤讀，有些誤讀較為嚴重，已經(jīng)產(chǎn)生消極的影響。鑒于正義原則在羅爾斯政治哲學中的關鍵地位，本文在此對由羅爾斯秘密導致的誤讀的具體表現(xiàn)只是點到為止（至于由這種誤讀產(chǎn)生的其他后果，將另文論述）：如果說中國的羅爾斯研究者把“the most extensive basic liberty”譯為“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12]56，把短語“total system”或詞語“system”譯為“體系”，一開始就把《正義論》中文讀者對第一個正義原則的理解引入了誤區(qū)，羅爾斯本人負有一定責任，那么，當羅爾斯在回應哈特的批評從而棄用“system”術語后，用來表述第一個正義原則至關重要的術語“scheme”仍然被譯為“體制”[13]70、“圖式”[10]5或“體系”[14]47，就不再是羅爾斯的責任了。同樣，在譯介羅爾斯原著的翻譯實踐中，短語“the most extensiv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8]53被譯為“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14]47，短語“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rights and liberties”[15]5被譯為“平等的基本權利和基本自由之完全充分的圖式”[10]5，短語“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16]4243被譯為“一種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適當?shù)捏w制”[13]70，這些譯法都偏離了羅爾斯想要表達的意思。這些表述方式也進一步證明了中國羅爾斯研究者已經(jīng)深陷入羅爾斯陷阱之中而難以自拔。其實，在這里，無論“system”還是“scheme”，都只是量詞，而不是名詞。羅爾斯對“system”的自我澄清即“as a whole， as one system”[8]178是最好的佐證。同樣，在討論第一個正義原則時，“scheme”不能譯為“體系”、“圖式”或“體制”，而應譯為“組合”、“組”或“套”?！皌he most extensiv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不妨譯為“一套最廣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則譯為“一套恰如其分的平等的基本自由”[17]1011。羅爾斯在1971年《正義論》中第一次表述第一個正義原則的恰當中文應當是：“人人擁有平等的權利，享有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那種自由兼容于其他人皆享有的類似自由。”[2]10
同研究正義理論基本內(nèi)涵一道，研究羅爾斯正義理論或政治哲學的思想來源是羅爾斯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jù)筆者的考察，羅爾斯本人有意抹去同一些當代不甚重要的哲學家的關系。羅爾斯在談到《正義論》的寫作動機時，只說自己的工作是洛克、盧梭和康德的社會契約論傳統(tǒng)的繼續(xù)，有意回避我們前面提及的一些思想家對其思想形成的決定性影響。羅爾斯這種舍近就遠的做法誤導了羅爾斯政治哲學思想來源的研究者。
五、 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第一，羅爾斯正義理論有著清晰的分析哲學來源。羅爾斯同斯退士、伯林和哈特的思想關系的緊密性超過了他本人表示的同洛克、盧梭和康德的關系，即使從政治哲學史上來看，他同休謨、黑格爾和馬克思的關系，與他本人表示的同洛克、盧梭和康德的關系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第二，當代經(jīng)濟學理論是影響羅爾斯正義理論的一個重要因素。因限于篇幅，我們無法全面展示羅爾斯政治哲學同當代經(jīng)濟學的關系，但弗雷曼的一段話足以呈現(xiàn)這種關系的基本輪廓。他說：“1990年，羅爾斯在接受《哈佛哲學評論》訪談時說，完成博士論文后，他在1950年秋季開始搜集與后來的《正義論》有關的筆記。在這個時期，他師從鮑莫爾學習經(jīng)濟學，認真研讀了保羅?薩繆爾森的一般平衡理論和福利經(jīng)濟學、?？怂沟摹秲r值和資本》、瓦爾拉斯的《純粹經(jīng)濟學要義》、弗蘭克?奈特的《競爭倫理學》以及馮?諾伊曼和莫根斯特恩的博弈論?！盵5]13
第三，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有其深刻的思想來源和神秘之處。羅爾斯以經(jīng)濟學為武器，以分析哲學為研究方法，以功利主義為批判對象，解決基本自由的問題，將自己與社會契約論傳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構建起完善的正義理論。除了在方法論上部分繼承分析哲學傳統(tǒng)，無論在行文結構、價值判斷或者是正義理論的構建方面，都具有黑格爾風格。黑格爾這位巨人很大程度啟發(fā)了羅爾斯正義理論的構建。在《我的教學工作》（1993）未公開發(fā)表的說法中，羅爾斯提到在《正義論》中他最喜歡的是第三部分，討論道德心理學的部分，這恰恰是從黑格爾和斯退士那里獲得的部分。
第四，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羅爾斯在《正義論》發(fā)表之初便說明這一理論得益于黑格爾，那么這本書也許會失去許多讀者，至少它將無法進入一流哲學評論家的眼中。當然，這只是一種猜測。大陸哲學和分析哲學本來交叉重疊，學習兩者可相得益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面對大陸哲學尤其是黑格爾思想被摒棄的情況，羅爾斯或許在大陸哲學和分析哲學之間做了艱難選擇，運用分析哲學外衣，巧妙隱藏大陸哲學因素，去掉了令人不快的因素，取得了成功。
第五，我們試圖揭去羅爾斯分析哲學的外表，揭示其深層的德國古典哲學根源，尤其是一直隱藏其中的黑格爾因素，以表明羅爾斯哲學既有英美分析的一面，更有歐洲大陸的傳統(tǒng)。如此，長期以來在羅爾斯和桑德爾、泰勒、麥金太爾、羅蒂等人之間的爭論并不是像表面上看起來那樣是學派與學派的爭斗，而更像是同一個大家族背景之下的“兄弟之爭”。這一家族的家長有時是康德，有時是黑格爾，有時則是馬克思。無論家長是誰，它顯然有著純正的歐洲大陸血統(tǒng)，而與英美分析傳統(tǒng)無涉。如此，羅爾斯學說中的實用主義因素也得以清楚呈現(xiàn)。一般來說，分析哲學和實用主義之間有一條明確的鴻溝。分析哲學反對黑格爾，實用主義則對黑格爾充滿好感，黑格爾成為區(qū)分分析哲學和實用主義的一個重要標準。然而，羅爾斯距離黑格爾并不遙遠，離實用主義也不遙遠，因此，從深層來說，羅爾斯是一位地道的歐洲大陸哲學家。
總而言之，由于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和羅爾斯本人的主觀原因，羅爾斯沒有明確地澄清他個人的思想來源。羅爾斯政治哲學吸收和借鑒了德國古典哲學、英美分析哲學、社會契約論、功利主義政治學、當代經(jīng)濟學等眾多思想成果，呈現(xiàn)出從洛克、休謨、盧梭、康德、黑格爾（斯退士）、馬克思到維特根斯坦（馬爾柯姆）、伯林、哈特的多重來源。其中，擺脫基督教的影響成為羅爾斯思考社會正義問題的邏輯起點，黑格爾哲學為羅爾斯構思正義理論提供了體系框架，分析哲學為他論證正義理論中的諸多原則提供了精細的方法論指導，當代經(jīng)濟學為羅爾斯解決正義問題提供了可操作的實踐路徑。由于羅爾斯本人有意隱瞞其中某些思想來源，尤其是隱瞞同黑格爾和斯退士的關系，形成了“羅爾斯的秘密”，導致中國學者誤讀了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進而誤讀了羅爾斯的政治哲學。因此，中國的羅爾斯研究要想精確地把握其正義理論，必須從準確而全面地理解羅爾斯的思想來源開始，尤其是要注意羅爾斯政治哲學中的經(jīng)濟學因素，否則，仍將停留在似是而非的淺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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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理論思維對一個民族的發(fā)展非常重要。中華民族的振興需要的理論依據(jù)是哲學。因此在教育中貫穿哲學非常重要。但是在教學過程中，學生無法對哲學理論課產(chǎn)生興趣，對哲學原理的掌握是非常零散的，無法整體了解和把握哲學。哲學理論課無法發(fā)揮對學生心靈啟迪的作用，也無法讓學生形成科學的世界觀，無法對學生的行為進行規(guī)范。面對這種現(xiàn)狀，教師需要改革教學模式，加強對哲學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不斷提高教學水平。
一、高中政治哲學教學改革存在的問題
1.灌輸性的教學模式
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教學過程中對學生的主體地位持忽視態(tài)度，無法充分發(fā)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在傳統(tǒng)教學模式下，課堂只是一個舞臺，教學這一過程的導演是教師。學生的地位是道具和觀眾，學生只和教師的表演相互配合。這樣教學過程實際上圍繞的是教師的教，對學生的學習持忽視態(tài)度，發(fā)揮了教師的主導作用，并沒有很好的發(fā)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在課堂上，學生只是機械記憶基本內(nèi)容，教師不顧學生的感受，照本宣科給學生灌輸知識。
2.輕視學生的實踐
在傳統(tǒng)教學模式中，教師對理論知識的學習非常重視，對實踐不重視。哲學的基本特征就是實踐性。哲學的重要來源就是實踐，在實踐中發(fā)展和檢驗哲學。此外，哲學重視結合理論和實踐，強調理論要付諸實踐。大學生對哲學的學習，掌握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實踐活動進行指導。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注重學習理論知識，缺乏和實踐的緊密聯(lián)系。
二、高中政治哲學教學改革策略
以上主要分析哲學教學存在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需要采取科學合理的改革措施，加強對哲學的教學改革，在教學過程中可以緊密聯(lián)系我國時代的發(fā)展，這不僅有利于學生對知識的掌握，也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以下主要探析哲學教學改革策略。
1.改革考試方式
加強對教材內(nèi)容的重視，能夠改革考試方式。哲學是一個可以感悟人生，升華智慧的學科。教育者和學習者都可以通過哲學讓自己變得更加智慧。哲學教材中蘊含豐富的哲學家思想，站在中立的立場對各種哲學派思想進行評價，對哲學和其他學科的聯(lián)系進行研究，對哲學中各種范疇的關系進行討論。為了擺脫原來灌輸性和僵化性的教學模式。需要對考試方式進行改革，注重學生分析能力和判斷能力的提升，注重學生理性思維能力的提升，將課程論文考核形式和通用閉卷結合起來，通過寫作內(nèi)容，學生可以表達思想和覺悟，教師可以對某位學生該課程的學習狀況進行判斷。
2.充分協(xié)調教與學
學生在校學習的關鍵場所是課堂，不能只強調對學生主體性的發(fā)揮，教師的講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專家的學術講座通過精辟的演講吸引聽課者。教師講解哲學必須建立在自己對哲學的研究上，教師的專業(yè)素養(yǎng)要高，授課藝術也要高。教師在課堂上的講課和學生主觀能動性的發(fā)揮要相互協(xié)調，對一方的強調和忽視都是不可行的。教師要通過批判的眼光和思維對這些思潮智慧進行研究。學生對哲學的學習要經(jīng)得起考驗，不會受到各種庸俗事物的干擾，脫離極端束縛的思想，擁有深刻的理性思維和高遠的胸懷。
3.通過合作教學模式開展教學
合作教學模式的展開在教師指導下進行，將分組、合作和探究融為一體，改變了以往學生被動的學習模式，學生發(fā)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主觀探究學習，提升了學生的探究能力。學生首先要建立科學精神和創(chuàng)新意識，再對資料進行收集，分工合作，得出結論，再通過學生之間的討論交流，驗證結論。教師可以直接給出各小組論題，學生可以自由選擇論題，加強小組之間的分工合作，學生可以走上講臺和全班同學分享學習成果。這樣可以幫助學生，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得到提升，同時也能使學生的表達能力和合作意識增強。
4.通過自主探究模式開展教學
教師在教學中開展自主探究模式，要對學生加強引導，學生可以圍繞特定主體自主學習和探究。自主探究模式要按照問題的提出，資料的搜集，資料的分析，得出結論和對結論的驗證等方面進行。通常情況下，教師可以給學生主題，在課后學生可以搜集資料，再對資料進行整理，加工和分析，從而得出結論。在課堂上全班學生討論后，可以得到較全面的結論，對學生獨立思考，動手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進行培養(yǎng)，提升學生各方面的綜合能力。綜上所述，文章主要分析傳統(tǒng)哲學教學存在的問題，并探析哲學改革的科學策略。希望通過本文的研究對哲學教學水平的提升有所幫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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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civil society的本源來看，它是一個完全源于西方的極富包容性和開放性而內(nèi)涵不斷變化的概念，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被賦予了豐富的涵義，甚至可以說是不同的意蘊。然而，從90年代開始，大陸學界對這一概念傾注了大量的熱誠。對中國大陸的學者而言，借助于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并不僅僅是用于解決現(xiàn)實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來提供一個解決中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路徑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理想框架。
1.從整個世界的大環(huán)境來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的公民社會理論在西方的重新復蘇為中國學術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識來源。西方公民社會理論之所以復興，其原因在于：A.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非西方國家都面臨著強大的民主化浪潮，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人們重拾了對市民社會的關注。
B.前蘇聯(lián)、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日益暴露出來的高度集權的弊端使人們開始對斯大林式的全權國家進行反思。從70年代起在東歐的一些國家自下而上的出現(xiàn)了聲勢浩大的爭取民主的運動，一些學者借助于市民社會的概念對表達他們的反國家主義的思想，最終釀成了90年代初的蘇聯(lián)、東歐巨變。有學者把巨變看成是市民社會復蘇的直接結果。
C.從整個西方社會來看，二戰(zhàn)后，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福利國家的危機，也促使一部分學者呼吁限制國家的權力和活動范圍，向市民社會回歸。國家中心論開始衰落，人們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體的組織比國家更能解決所面臨的實際問題。80年代起，隨著治理和善治理論的興起，國家權力重新向社會回歸，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此理論展開研究。
2.中國國內(nèi)狀況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公民社會的復興密切相關
由于市場經(jīng)濟的確立讓學者們敏銳的看到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可能會促使在中國出現(xiàn)一個類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會的階層，并推動政治社會體制變革，從而使中國走向真正的現(xiàn)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這樣一個極具靈活性和挑戰(zhàn)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國學界看來，因為能夠作為這個古老國家的現(xiàn)代化進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帶有了濃郁的本土色彩。
從中國大陸的研究情況來看，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理論介紹引入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從1992年開始到上個世紀末。90年代開始，中國正值政治社會體制轉型期。中國的政治體制正從無所不包的、社會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國家體制中轉型，從個人的淡化到個人主體自覺意識的復蘇，從分割的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到變遷的城鄉(xiāng)結構。尤其是1992年中國經(jīng)濟改革進入了市場經(jīng)濟新階段，現(xiàn)實層面的發(fā)展需要重新確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而作為后進國家的中國，在追趕西方的過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現(xiàn)代化的經(jīng)驗。在這樣一種大氣候下，中國知識界在對西方理論進行甄別時，選中了公民社會這樣一個發(fā)源于西方，與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密切相關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復蘇的概念。
在這一階段，知識界對公民社會的討論主要圍繞現(xiàn)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與公民社會這一概念的“舶來”性緊密相連。這一時期的成果，除了探討建立中國的公民社會以外，主要集中在對西方公民社會理論的評介上及對概念移植中國展開論證。（以〈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鄧正來、景躍進的〈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這是當代中國研究公民社會之濫觴（見鄧文）。隨后，這份刊物發(fā)表了一系列的有影響的文章，圍繞如何建構中國公民社會，及中國公民社會有無可能而展開。（出版的國家與社會論文集）
到了上個世紀末以后，隨著世界范圍內(nèi)的治理與善治的興起，15大之后的政府機構的需要對中國政府的治理變革、創(chuàng)新制度研究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符合了中國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發(fā)展趨勢（見《治理的變遷》，俞可平）此階段的研究主要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作為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對國家、社會之間疆域的確立、社會空間的建構及第三部門的發(fā)展展開切實的論證。二、
公民社會研究的內(nèi)容
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兩個，一是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或是說中國的公民社會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構當代中國的公民社會?？梢哉f90年代以來整個的中國公民社會研究都是圍繞這兩個論域而來的。
1.市民社會的概念及其建構
要解決論題一：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首先對中國的學者而言就面臨著一個問題，如同眾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國一樣，首先就面臨如何將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里?！癱ivil society”一詞在國內(nèi)有著幾種不同的翻譯法，每種翻譯都體現(xiàn)了譯者對這個詞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會”、“市民社會”、“民間社會”等三種常見的譯名。其實，在92年以前，市民社會是一種廣義的用法，中國知識界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可謂不陌生，它來源于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無數(shù)的知識分子拜讀過“bourgeois”（關于它的詞源學背景，可以參看方朝暉《市民社會的兩個傳統(tǒng)極其在現(xiàn)代的匯合》），然而，對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會等同于資產(chǎn)階級社會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對同一個德文單詞有的書有的地方翻譯成市民社會，有的則譯為資產(chǎn)階級社會。隨著學界對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論述時學者開始比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會的譯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資產(chǎn)階級社會等同起來。不過，也仍然有學者遵照馬克思的經(jīng)典著作的理解來談論這一含義豐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會”及其歷史地位》）。也有的僅從城市居民的狹義范圍來理解市民社會，容易在語言轉換時產(chǎn)生混亂。所以隨著對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會的興起，強調公民對政治生活的參與和對國家權力的監(jiān)督和制約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采用這種譯法。從中國大陸的研究狀況來看，在第二階段采用這一譯名的比較普遍。而且就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形來看，中國是一個擁有8、9億農(nóng)民的農(nóng)業(yè)大國，如果采用市民社會的術語，無形中就將廣大農(nóng)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學意義上，側重的是公民權利和公民政治參與，所以在當下，這是一種較好且較為普遍的譯名。至于民間社會則是臺灣學者的譯法，這是一個中性的稱呼，為歷史學家所喜歡，在分析近代中國的民間組織時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學者認為它過于邊緣化，帶有臺灣社會發(fā)展的顯著痕跡，突出強調了官民對立和臺灣社會的那種自下而上的運動特征，是一個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備普遍性。（鄧正來 〈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對Civil society的不同譯法其實就代表了學者對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實，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人們很難給市民社會下一個清晰的定義（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從西方的傳統(tǒng)來看，公民社會的概念就在不斷發(fā)展變化，從古希臘最初指城邦社會，代表的是高貴、優(yōu)雅、道德的文明社會是civilis(這一概念的變化見布百科全書)到近代的兩條不同的研究進路，一條洛克式的社會先于國家或外在于國家到黑格爾式的國家高于社會（查爾斯.泰勒更指出還有孟德斯鳩式的以法治為核心的進路）（這一點，鄧文、方文曾在國內(nèi)著重介紹過，在國家與社會的書里也提到過）。到了當代，哈貝馬斯提出公共領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場經(jīng)濟為劃分點轉到以文化領域的變化。而要建構中國自己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就必須要對這個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對此，中國大陸的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陸學者對公民社會的理解正如譯法的多層次一樣，在研究進程中也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謂二分法主要就是堅持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強調市民社會是由非政治性的社會所構成，并強調市場經(jīng)濟作為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這種市民社會概念是由黑格爾提出由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階段主要則是三分法。
但前面說過，國內(nèi)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馬克思的經(jīng)典著作，所以國內(nèi)研究文獻為數(shù)眾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對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研究上以及與此相關的對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蘭西等人的市民社會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從唯物史觀出發(fā)，闡述了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觀點，并想發(fā)掘出馬克思市民社會觀的歷史意義。
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時，有學者撰文指出，馬克思把“市民社會”看作是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產(chǎn)物 ,是商品經(jīng)濟的對應物 ,看作是置于個人和國家之間、對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調和作用的“中介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顯示出了重要的現(xiàn)代意義。 （〈 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思想探析--兼論“市民社會”理論的現(xiàn)代意義〉王巖江海學刊 2000年04期）
而在對黑格爾市民社會的研究中，把黑格爾的市民社會作為規(guī)范和標準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體性哲學模式之上,是一個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表現(xiàn)為從“家庭”經(jīng)過“市民社會”到“國家”的概念各個環(huán)節(jié)的辯證發(fā)展, 體現(xiàn)著自由意識的發(fā)展。這一概念對于黑格爾的倫理概念及其辯證運動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且正是在倫理概念的運動過程中,“市民社會”表現(xiàn)出了深刻的辯證性質,黑格爾結合古代與現(xiàn)代熔于一爐的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說是必然的。（郁建興，《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人文雜志 》 2000年03期）。在對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構市民社會與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道路之關系問題的第一人，并探討了他與馬克思的觀點的異同之處。（《伯恩斯坦的市民社會理論與馬克思 》，郁建興 ，《 哲學研究》 1997年04期）。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從哲學的角度探討個人的市民社會觀念，更多的屬于評介性質的。在這一層次上，研究者更多關注的是對經(jīng)典原著的解讀，希望重現(xiàn)原著對這一論題解釋的本來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討馬克思、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的現(xiàn)代意義。他們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會的譯法，這樣，在對這一概念介定時，往往把市民社會等同與城市居民，并且把它當作一個歷史性的概念這樣一個問題，容易產(chǎn)生歧義。（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觀點我們可以稱為經(jīng)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暉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兩篇文章則詳盡的從詞源學的意義上闡述了西方學者的兩種不同的市民社會觀念和兩種不同的理解趨勢，指出現(xiàn)代市民社會是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的自治城市社會兩種觀念的總合，既是一個“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又是“國家公民”的社會，在西方經(jīng)歷了漫長的演變而成。
最有代表意義的則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的文章，而匯其精華的是鄧正來的《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對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概況做了一個批判性的總結。鄧文圍繞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狀況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針對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發(fā)生學背景，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其實是在原來的知識界討論背景之外的一個全新領域并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對學界來說有兩大可以運用的資源，一是作為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實體社會的資源；一是作為認識中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解釋式的資源。作為一種解釋模式，市民社會在闡釋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鄧文論述的重點，以此為出發(fā)點，鄧文分析了市民社會的中國化概念后，對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指出中國市民社會的建構或發(fā)展的具體道路有兩段論模式和三階段三種動力滾動驅動式，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應該是良性互動說。（指出“市民社會概念能否確當?shù)剡m用于中國，則完全取決于具體運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人的具體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幾個特色：（1）
民社會既是以市場經(jīng)濟甚或私有產(chǎn)權為基礎的，（2）市民社會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是內(nèi)生于市場經(jīng)濟的平等自治的契約性關系；（3）市民社會遵循法治原則（4）市民社會奉行自治原則（5）市民社會通過公共傳媒表達其意見和在公共空間交換意見（6）市民社會內(nèi)部的民主發(fā)展進程（見鄧正來《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總言之，鄧文主要是從二分法來談論市民社會的，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市民社會和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密切相關，人們幾乎就是想用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術語來找到現(xiàn)代化的道路，所以，這段時期的文章盡管紛繁多雜但1.脫離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圍繞現(xiàn)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個可以說是自由派的觀點。
在當時，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與幾個因素有關。在90年代初的大氣候下，正值市場經(jīng)濟方興，面臨的首先是經(jīng)濟體制轉軌的問題。其時，被壓抑許久的社會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習慣的還是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必須說明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其實是一種政社合一的社會，“社會”這一概念沒有獨立存在的空間。從我們出生到死亡，都是國家的、單位的附屬物，沒有獨立于國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領域，所以知識界對市民社會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認識的時候，無疑，適應當時大氣候的形式采用了國家和社會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當時的中國社會，談論文化傳播的公共領域還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會成為了通用的譯法，也被知識界所認可。
到了第二階段，隨著中國社會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對西方理論的進一步了解，學界逐步對三分法產(chǎn)生了興趣。當代西方的學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國家-經(jīng)濟-市民社會來代替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分法。主張把經(jīng)濟領域從市民社會中分離出去，認為市民社會主要由社會和文化領域構成?！拔覀儼咽忻裆鐣斫鉃榻?jīng)濟與國家之間的社會互動領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領域（尤其是家庭）、結社的領域（尤其是志愿結社）、社會運動以及各種公共交往形式所構成的”。（）這一觀點無疑受到哈貝馬斯的影響，反映了西方社會市民社會理論重心的轉移。因為經(jīng)濟系統(tǒng)的過分擴張和商業(yè)化傾向的影響會阻礙公民社會的獨立性。而中國隨著民營經(jīng)濟的發(fā)展，各種社會團體的興起，私人自主的社會生活空間初步形成并不斷發(fā)展，也促使了對這一問題重新審視。
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理論有了大量的介紹當代西方理論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駿的第三個向度——與政治、經(jīng)濟關系微妙的市民社會；陳晏清的《市民社會觀念的當代演變及其意義》則分析了近、當代市民社會觀念難得不同，指出市民社會觀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換關系而結合起來的私人自律的經(jīng)濟交往領域轉為當代自主的社會文化領域論。而王新生的博士論文則以市民社會為題，在厘清近當代市民社會的差別之后，力圖表達出市民社會是一個由家庭、“需要的體系”、公共領域三個方面共同構成的社會生活空間，而且這三個方面是一種歷史遞進的關系，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側重點不同。并提出市民社會的概念由三種不同意蘊：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價值性的。這是一種頗有見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門的興起之后，有了要素說來說明公民社會的概念。在國內(nèi)有這樣一個趨勢，采用公民社會譯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為代表，吸收當代公民社會的研究成果。他們采用西方學者Gordon.white的觀點，認為“公民社會是國家和家庭之間的一個中介性的社團領域，這一領域同國家相分離的組織所占據(jù)，這些組織在同國家的關系上享有自主權并由社會成員自愿結合而成，以保護或增進他們的利益或價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會的結構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而言，它的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個：1.私人領域2.志愿性團體3.公共領域4.社會運動。一般而言，主張公民社會譯法的學者他們的研究重點傾向與公民社會與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關。
2.如何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
在厘清了中國的市民社會概念之后，學者就如何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也論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來，主要圍繞中國學者對市民社會概念的認識而展開。關于這個問題，其實質就是如何建構當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新型互動關系，
如何正確理解處理國家和社會，國家和個人的相互關系，建立各自相對獨立而又共存一體的功能界限。而關于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則有五種模式：公民社會制約國家、公民社會對抗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共生共強、公民社會參與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合作互補。并指出，公民社會和國家關系的這五種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對復雜現(xiàn)實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上，首先。從中國的歷史來看。有的學者就否認中國有過市民社會，有的也只是宗族社會，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內(nèi)似西方歷史上完善的市民社會階層。（夏維中：市民社會中國近期難圓的夢）學者認為西方的發(fā)展模式很難適宜于中國社會的情況，因為西方社會是在權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開始就表現(xiàn)出與現(xiàn)實社會及政治結構的異質性，但其內(nèi)部的理性化過程完成較早。而對許多后進國家來說，市民社會與現(xiàn)實社會和政治結構是同質的，因此內(nèi)部的理性沒有完成，所以中國的市民社會不可能走西方那樣的道路。反而，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市民社會的健康發(fā)育必須依賴外部條件，尤其以政府的促進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從中國的現(xiàn)實和歷史狀況出發(fā)，中國市民社會論者主張“良性互動說”，它既是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運作方式，又是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理想形態(tài)。（鄧文）理解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互動關系，學者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談：
一是公民社會與市場經(jīng)濟：
市民社會是和商品經(jīng)濟相伴而生的觀念，早在黑格爾，就明確從從市場經(jīng)濟出發(fā)來分析市民社會的《法哲學原理》，把市民社會理解為“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差別的階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換領域。馬克思則更進一步的將其理解為“物質的交換關系”。現(xiàn)代后自由主義者約翰.格雷把市場經(jīng)濟看做是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認為市民社會的本質是經(jīng)濟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國的經(jīng)濟體制改革，是從上而下展開的，原來被壓制的個人和社會開始凸現(xiàn)。國家雖然仍然是社會資源的控制者，但與改革前相比，社會也已經(jīng)成為控制資源的潛在有力力量，社會占有資源多元化，社會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現(xiàn)明顯，出現(xiàn)了相對獨立的個人與社會力量，一大批非營利組織和獨立社團的出現(xiàn)促使學者對此現(xiàn)象的關注。這是由于市場經(jīng)濟是社會經(jīng)濟，需要必須而且能夠彼此獨立和自由活動的公民個體，任何一種成功的市場體制不僅需要完善的內(nèi)在競爭機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個完整的公民社會來配合，實際上就是市場經(jīng)濟造就了一個完善的公民社會。而市民社會概念的演變及與市場經(jīng)濟的關系是：市場經(jīng)濟造就了市民社會的主體、拓寬了空間、培養(yǎng)了意識形態(tài)、營造自治機制（市場經(jīng)濟、市民社會和民主政治儲建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9年01期）
市場經(jīng)濟通過經(jīng)濟制約體系的自我構建，將社會成員以內(nèi)在和外在兩種方式整合成為經(jīng)濟有機共同體，并通過對企業(yè)、利益集團、社會組織、社區(qū)這些不同的組織機構的結構性整合而使之形成為一個形態(tài)完整的社會共同體，這就是市民社會。因此，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是市民社會的勝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會與法治：
市民社會是以一種普遍的契約關系和契約精神建立起來的，并以此來保障其良性運行。從市民社會的產(chǎn)生發(fā)展來看，它與西方法律傳統(tǒng)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確立密切相關。
查爾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對專制主義的市民社會時期，孟德斯鳩就強調一種“來自國家并針對國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個自由的社會總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國家相符合的，自由狀態(tài)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來源與憲法。強調了市民社會和法治的關系。實現(xiàn)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良性發(fā)展，法治的約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會成為真正的文明社會，也必須要以法治為保障?，F(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作為一種有效運作的體制條件是法治，而法治則是通過其兩個經(jīng)濟作用來為市場經(jīng)濟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約束政府，二是約束經(jīng)濟人行為。
有學者認為，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是法治運行的基礎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二元矛盾互動發(fā)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沖突和協(xié)調中得以發(fā)展；而市民社會的多元權利有效的分解了國家權力，遏制了公權力的專斷傾向。市民組織的多元化、自主化發(fā)展，形成了對國家權力的分割與制衡。市民社會多元利益的沖突、互動與整合衍生了理性規(guī)則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識構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國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須重新構建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確立多元權利基礎、公共權威和良善之法。（馬長山 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法治的基礎與界限）。
三、是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
第三部門（third sector）或者稱為NGO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在西方興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論層面展開研究，而隨著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對作為一個社會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第三部門也開始關注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部門的作用及其與國家和市場的關系等理論問題，雙方開始尋找理論契合點，兩者的關系也更加緊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會理論的研究傾向與政治哲學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就反對極度擴張的國家權力，認為國家的干預對公民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威脅，主張國家和公民社會分離。以契約為基礎，法治為保障，依靠強有力的公民社會來制衡國家權力，公民社會被抽象為一種理想的模式。而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國家對社會的干預減少，公民社會理論得到進一步的拓展。擴大社會自治領域，限制國家活動范圍，對于政治民主意義重大。而第三部門的研究正是專注于對社會自治性團體的研究，對社會社團的基本結構、從業(yè)人員、對政府社會影響能力和服務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對社區(qū)的大的趨勢的調查。與公民社會的側重于理論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實證性研究占主導地位。其實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兩者都是在看同樣的問題，可以說都是想用政府與市場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從公共事務的角度，從制度治理角度，從更多的更復雜的管理治理角度來進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趨勢中，二者結合在了一起。
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的“公民社會”的構架中，社會基本結構發(fā)生的最根本變化是，由政府－單位－（作為單位人的）個人的單向、單維的關系，轉變?yōu)槎嘣?、互動、社會參與與自組織形式的結構。政府不再是一個全能的部門，它行使國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觀調控等有限職能，并主要通過監(jiān)督、規(guī)范、政策優(yōu)惠等間接手段調控企業(yè)和非營利部門的行為。這一改革過程首先從企業(yè)行為的獨立開始，改革開發(fā)以后，企業(yè)逐漸擴大了自主權，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屬的“工廠”的“法人”，而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最終還要歸于社會自組織體系的形成。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大量的公民自組織形式為基礎，個人作為具有公民意識的公民社會的成員，形成廣泛的自組織形式，構成與政府和企業(yè)之外的第三部門，或稱“非營利部門”，是大量具體社會功能的直接履行單位。所有這一組織結構以公民社會的發(fā)展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會的研究方法：
談及此，不得不對中國的公民社會研究方法做一概述。總體印象是，規(guī)范性研究在第一階段占主導地位，因為，前面說過，公民社會理論一直是政治哲學的研究對象，恪守一種社會政治理想，有強烈的現(xiàn)實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別的理論家用以表達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為一種規(guī)范性的理論來加以研究的，公民社會概念被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來運用。作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會為中心來研究問題，一方面反對以國家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對以經(jīng)濟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視為一種社會實體或歷史實體，人們從不同學科分析其起源、發(fā)生發(fā)展過程及未來前景（何文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98 2期市民社會：民主化的希望還是偶像——80年代以來國外市民社會研究述評）
然而，隨著第三部門研究的興起，實證性的研究逐漸凸現(xiàn)。他們找到了共同的研究興趣，而且實證性的研究極大的拓寬了公民社會研究的范圍，使的公民社會的研究泛理論的研究注重了對社會發(fā)展、經(jīng)濟發(fā)展、民主與全球化等專門問題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論，深入調查進行個案研究。從全球的趨勢來看，這已經(jīng)成為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如美國學者讀《使民主運轉起來》就是歷時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從大陸的情況來看，這一方面還相對薄弱，雖然這些年關于基層民主已經(jīng)成為顯學，但是對這一問題顯然還只停留在鄉(xiāng)、村一級。而從中國的行政體制架構來看，鄉(xiāng)顯然不屬于一級政府，而中國社會的特殊情況需要我們把視野拓寬。目前進行調查的成果較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靜悄悄的革命——中國當代市民社會》，該書從四個層次：個人層次、基層層次、階層層次、NGO組織（社團組織）層次探討了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發(fā)展的狀況。大致結論是：中國改革開發(fā)以來個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個層次當中最為活躍；基層層次講了農(nóng)村基層社會的變化、城市單位組織的變化，由于社會大量的變化，基層層次也成了非?；钴S的層次；階層層次不太明顯也不活躍；而第四層次也不太活躍。我們認為市民社會發(fā)展處于起步階段，剛剛發(fā)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國市民社會很明顯的兩個特征是自我沖動的特征和自我約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問題
在目前關于公民社會理論本身知識界仍然有幾個問題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會問題討論中往往將近代市民社會觀和當代市民社會混為一談，這就產(chǎn)生了概念的歧義。如僅僅將市民社會作為私人自主的經(jīng)濟交換領域；及單純將市民社會理解為城市居民，這就容易剝奪廣大農(nóng)村居民的權利，使的這一概念過于狹隘、片面，沒有從中國是個農(nóng)業(yè)大國的國情出發(fā)。另外，就是前面已經(jīng)說過的將一個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國，而這個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語境的，在對中國現(xiàn)實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會產(chǎn)生以西方的模式為標準，對中國的現(xiàn)狀加以評判，或者是簡單的依據(jù)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對中國社會做一簡單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經(jīng)驗，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說明中國的市民社會早已經(jīng)存在。這是后進國家在全球化的強勢下不得不面臨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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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32-0252-02
隨著獨立學院的發(fā)展壯大，獨立學院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出來。但是，獨立學院思想政治教育教學還是普遍采用“主客體二元”教學模式，而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則是交往教育，更加適合獨立學院學生特點。本文將以哲學為指導，借鑒主體間性理論的研究成果，結合獨立學院大學生的特殊性，探討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實現(xiàn)路徑，幫助實現(xiàn)大學生全面發(fā)展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
一、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內(nèi)涵
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主體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礎上發(fā)展而來，它是兩種關系的統(tǒng)一：一種是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構成了“主體―主體”的關系；另一種是教育者與受教育者把教育資料作為共同客體，構成“主體―客體”的關系[1]。但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主體性也有差別：教育者的主體性表現(xiàn)為主動性、主導性和創(chuàng)造性等屬性；而受教育者是自我教育的主體，能積極參與和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應是“主體間共同的交往實踐活動，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通過平等對話和雙向交流，達到共識和融合，從而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主體和能動主體，實現(xiàn)雙方思想品德的共同提升”[2]。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是“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主體性的發(fā)揮為前提的，同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兩方面主體性的共同提高又是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歸宿”[3]。通過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能提高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體意識，培養(yǎng)他們的自主進取精神，開發(fā)學習創(chuàng)新能力，引導其在知、情、意、信、行等幾方面形成全面發(fā)展的個性。
二、獨立學院思想政治教育現(xiàn)狀分析
1.內(nèi)容偏重理論，偏離實際生活。當前，不少獨立學院思想政治課的教學內(nèi)容偏離了大學生的生活實際和社會生活。獨立學院的學生思想觀念、價值取向更加多元化，但政治意識淡薄。而大多數(shù)獨立學院缺乏與本學院學生特點相適應的思想政治教學內(nèi)容，不能及時有效地回答大學生所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和解決他們在人生觀、價值觀等方面的一些困惑。此外，大部分學生認為學習的知識和今后發(fā)展沒有多大關系，只是為考試而學習，沒能將所學理論應用于現(xiàn)實生活。
2.大班集中上課，教師授課形式單一。為節(jié)省教學成本，獨立學院思想政治課多采用合班上課，這就限制了教師和學生的主體性發(fā)揮。教師多借助幻燈片和影像資料來授課，提問或課堂交流活動很少能開展，很難有精力和學生進行互動交流，影響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這種封閉式的灌輸教育，會造成學生缺乏自我選擇的權力，也使學生缺乏自主性和創(chuàng)新性，影響了大學生的個性自由發(fā)展。
3.實踐環(huán)節(jié)受限制，學生學習興趣不高。增加教學過程中的實踐性是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的教學方式之一，即讓學生將課堂里的知識和問題帶出教室，通過自我探索，把知識用于社會實踐，加深自己對課本知識的掌握和對社會的認識。然而，由于受現(xiàn)實條件限制，獨立學院思想政治課的實踐環(huán)節(jié)一般都是采取教師給題目、學生寫論文的形式，很少有教師帶學生進行外出實踐活動。這樣，實踐環(huán)節(jié)受限，學生的積極性得不到發(fā)揮，知識就會停留在課堂里、書本上，極大地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應用和輻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學生厭學，達不到預期的教育目標。
4.師資來源復雜，開展“主體間”教學困難。獨立學院的思想政治課教師來源較復雜，一般而言，母體學校教師占絕大部分，外聘兼職教師占一部分，而專職教師最少。母體學校委派的思想政治課教師雖然經(jīng)驗豐富，但是因在母體學校就承擔了較多的教學和科研任務，在獨立學院上課，往往只能講授課本上的教學內(nèi)容，和學生交流互動少。自有的思想政治課專任教師人數(shù)少，且理論功底不足，對于課堂的把握程度較差，而外聘教師一向難以管理。這樣，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獨立學院“主體間”教學模式的改革和發(fā)展。
三、獨立學院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實現(xiàn)路徑
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是通過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相互交流、溝通來促進雙方思想品德提升的交往實踐，更加適合獨立學院學生的學習特點，更能推動獨立學院學生的個性全面健康發(fā)展。
1.立足生活世界，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德國現(xiàn)象學家胡塞爾提出的“生活世界”是指“每個人生活的、當下的、現(xiàn)實的世界，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真實而具體的、充滿活力和溫情的人的世界”[4]。若將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簡單化為傳授知識，排斥作為根本性的生活世界，就會出現(xiàn)思想政治教育與現(xiàn)實生活分離。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培養(yǎng)人的活動，必須扎根于生活世界，充分吸收生活世界的直觀性、交往性、體驗性，在人與人的主體間往中實現(xiàn)自己的目標。為此，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要倡導“回歸生活世界”的教育理念，使道德人格教育從概念化、抽象化、教條化的說教中走出來，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分別對教育內(nèi)容表達自己的見解，從根本上加強與生活世界的聯(lián)系。
2.“以人為本”，發(fā)展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哈貝馬斯把交往看成是“達到理解為目標的行為”[5]。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賦予受教育者主體地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通過情感和知識的交流，達到主體間認同一致和相互理解，交往雙方由此獲得思想政治道德發(fā)展和完善。這種生活性的交流又可以作為“活水”注入到生活世界中，防止生活世界僵化。而“以人為本”具體到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尊重學生作為一個“人”的獨立與自由，在“關愛和尊重”、“指導和超越”的主體間性中，實現(xiàn)師生雙重的人的價值。這種人文關懷理念要貫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始終，因材施教，充分尊重學生的尊嚴和人格，給學生表達自我的平臺并加以恰當?shù)匾龑?，促進學生人格的健康發(fā)展。
3.提高教師素質，為“主體間”教學的實施提供質量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做學生政治上的向導、業(yè)務上的指導、生活上的摯友；要有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憂患意識；同時具備專業(yè)支撐、科研意識、創(chuàng)新意識；應該強化對學校的認同、歸屬和奉獻；從而實現(xiàn)用思想引領思想、用行動指導行動、用人格培育人格、用靈魂塑造靈魂?！爸黧w間”教學模式對教師素質要求更高，而獨立學院思想政治課專任教師人數(shù)少且年輕化，素質有待提高?，F(xiàn)今社會中，新觀念、新事物不斷出現(xiàn)，但思想政治課教材內(nèi)容卻滯后于社會實踐的發(fā)展，思想政治課教師只有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yè)素養(yǎng)和理論水平，才能實現(xiàn)“主體間”教學模式。因此，建設一支以專兼結合、專業(yè)結構、學歷結構、年齡結構相對合理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隊伍是“主體間”教學模式的質量保障。
4.運用教學輔助手段，加大“主體間”教學模式的實踐性。教師可以借助網(wǎng)絡手段提升思想政治課的教學質量和吸引力。運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解讀各種網(wǎng)絡信息，及時回答學生的問題，把網(wǎng)絡變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陣地，引導學生用主流觀點看問題，從而增強思想政治課的感染力。另外，獨立學院可以充分利用寒暑假時間，通過讓學生參與社會調查和社會實踐，把理論知識應用到實際生活中去，增強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提升自身思想政治水平。除社會實踐外，黨團活動、黨課、學生社團活動等也可以作為思想政治課教學的輔助手段，引導學生用所學的知識去分析和探索社會。這樣，通過開展形式多樣、內(nèi)容豐富的立體化社會實踐活動，實現(xiàn)了教學相長、師生互動的“主體間”教學模式。
四、結論
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是對主體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積極揚棄，是人的主體性在主體間的延伸，更能體現(xiàn)“以人為本”的終極關懷理念，更能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獨立學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結合不斷發(fā)展變化的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形勢，探討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培養(yǎng)全面發(fā)展、有個性的創(chuàng)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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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唐文利（1968-），女，廣西桂林人，廣西師范大學學院，館員。（廣西 桂林 541004）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1年廣西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guī)劃項目“當代中國大眾化的實現(xiàn)路徑研究——基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視角”（項目編號：11BKS020）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3）16-0180-02
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宣傳普及活動，推動當代中國大眾化?！备咝Ｋ枷胝卫碚撜n是對大學生進行理論教育的主課堂，是推進大眾化的一個重要途徑，如何加強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推進當代中國大眾化進程？筆者認為，加強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性教學環(huán)節(jié)是推進當代中國大眾化的有效途徑。
一、 當代中國大眾化的內(nèi)涵
當代中國大眾化的基本內(nèi)涵是指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重點的基本理論由抽象到具體、由深奧到通俗，逐步被廣大群眾理解掌握，從而獲得廣泛社會認同、形成普遍社會共識的過程。[1]具體而言，就是把的基本原理、基本觀點通俗化，使人民大眾更好地理解、更好地接受、更好地掌握，并使它轉化為人民大眾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念，內(nèi)化為人民大眾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2]對于高校大學生來說，所謂掌握，就是要掌握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并運用于實際生活中，提高大學生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實踐性教學：高校推進當代中國大眾化的有效途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黨最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高校推進當代中國大眾化，就是要對大學生進行理論的教育，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教育，讓他們真正理解和掌握的理論，學會運用基本原理來分析和解決問題，擔負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重任。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性教學環(huán)節(jié)，是指在教師的指導下，依據(jù)課程的教學內(nèi)容和要求，安排一定的課時，組織和引導大學生親身參與實踐活動，通過參觀考察、社會調查、課題研究、志愿服務、公益活動等具體形式，使大學生將課堂所學的理論知識運用于實踐中，并在實踐中學會用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認識、分析、解決實際問題。這是因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性教學具有實踐性和時效性特點。
實踐觀點是理論首要、基本的理論觀點。是在實踐中產(chǎn)生的，又是在實踐中不斷豐富發(fā)展的。馬克思指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方面去的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盵3]認為，實踐是理論的生命之源，脫離實踐，理論只能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理論只有與實踐相結合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而傳統(tǒng)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只注重課堂講授，注重單純的概念化、理論化的政治傳授，強調灌輸，造成理論與實踐脫節(jié)現(xiàn)象，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學習理論興趣不濃，教學效果不容樂觀。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性教學注重實踐性，通過開展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宣傳教育為主題的各種社會實踐活動，讓學生走進社會，走進生活，親身體驗，感悟生活，深刻體會理論的偉大，從而自覺成為的擁護者、宣傳者和踐行者。
與時俱進是的理論品質。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性教學同樣具有與時俱進的鮮明特色。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是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體系，它要求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必須是以時代需要為終極目標。[4]因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性教學尤其講求時效性，教學內(nèi)容必須具有時代性，要反映現(xiàn)實社會的發(fā)展，體現(xiàn)時代特征，體現(xiàn)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新理論成果。
通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性教學，使大學生把課堂所學的知識與現(xiàn)實生活相結合，在社會實踐中深化理論知識，在實踐中做到知行合一，讓學生在實踐中更好地了解的基本理論，更好地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種教學形式多樣，靈活多變，極大提高大學生學習理論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性教學是推動當代中國大眾化的有效途徑。
三、實踐性教學：高校推進當代中國大眾化的具體路徑
1.集中活動與小組活動相結合
集中實踐活動指由學校統(tǒng)一組織和安排時間、地點和經(jīng)費，每年寒暑假由學工部和團委組織開展實踐教學活動，如“三下鄉(xiāng)”活動，參觀考察、社會調查、青年志愿者活動等，學生參與面廣，活動集中。小組活動指結合思想政治理論課各門課程教學特點，結合學生自身專業(yè)，以5-7人為小組開展社會實踐活動。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踐性教學活動，要內(nèi)容豐富、形式多樣，以激發(fā)學生參與實踐活動的自覺性、主動性。按照教學場地的不同，可采取課內(nèi)實踐、校園實踐、社會實踐等形式。按照教學內(nèi)容的不同，可采取以體驗式為主的實踐性教學、以社會調研為主的實踐性教學、以問題探究為主的實踐性教學形式。比如“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課主要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和法制觀，解決成長、成才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可采取以體驗式為主的實踐性教學方式，可采用人物訪談、志愿服務、公益活動等形式。廣西師范大學實踐性活動設計的形式有：
（1）開展人物專訪活動。要求學生擬定訪談專題，對自己感興趣的人物進行專訪。如著名企業(yè)家、文化名流、政府要員、勞動模范、英雄人物、部隊軍人、平凡百姓、博士、教授、校長、學校書記、檢察官等。
（2）組織參加公益活動。如訪問福利院、聾啞學校等并為他們做一些具體的實事；參加扶貧幫困“手拉手”、“一助一”活動；參加環(huán)保植樹綠化環(huán)境或維持社會公共交通秩序或修繕社區(qū)公共設施等活動并做好記錄。
（3）參觀考察。如法庭觀摩活動，參觀庭審等?！八枷牒椭袊厣鐣髁x理論體系”課的目的是：使學生堅定在黨的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使學生能夠運用的立場觀點科學地認識和分析復雜的社會問題，讓學生了解社會，了解國情、了解民情，真正體會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魅力?？刹捎靡陨鐣{研為主的實踐性教學方式?？蓭W生參觀新農(nóng)村建設、考察改革開放成功的基地，圍繞社會熱點問題、難點問題開展社會調研等。如廣西師范大學實踐性教學組織學生考察桂林三金藥業(yè)集團、桂林漓泉啤酒廠、桂林高新開發(fā)區(qū)、恭城生態(tài)農(nóng)業(yè)、“印象劉三姐”表演村等進行學習?！盎驹砀耪摗闭n注重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教育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目的是培養(yǎng)學生運用所學哲學原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刹捎靡詥栴}探究為主的實踐性教學方式，可讓學生對某一社會問題、社會現(xiàn)象進行課題調研等。
2.開題指導和全程指導相結合
開題指導指開學初要求每個教師對實踐性教學都要提供詳細的計劃，做到科學安排。首先組織學生制訂實踐性學習方案。開學第一周，任課教師就要求學習小組（以4～5人為宜）圍繞課程的內(nèi)容，根據(jù)學生研究興趣，確定本學期實踐的選題。實踐活動的選題要具有時效性和針對性，選題要緊扣時代主題，針對學生的實際生活。其次，組織學生做好開題報告。學生選好論文題目后，要進行開題報告，開題報告通過后才能進入寫作階段。全程指導指在整個實踐性教學活動中，教師都要全程跟蹤，包括活動前要幫助學生制定實踐活動計劃及開題的指導，活動中要幫助學生解決實踐活動過程中出現(xiàn)的各種問題，引導學生進行論文寫作?；顒雍笠皶r幫助學生總結實踐活動中的收獲，指導學生完成論文寫作。在指導過程中，可通過面談、書信、電話、互聯(lián)網(wǎng)等形式與學生保持聯(lián)系和溝通。[5]
3.點評交流與總結表彰相結合
交流點評是實踐性教學非常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點評交流一般在課程結束前的1-2周進行，可以在班級由教師進行綜合總結評論；也可以由學生自己匯報，每個實踐小組簡要陳述小組進行實踐活動的過程、結果及收獲，教師對每個實踐小組給予相應的點評，及時總結實踐活動成果。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性教學是通過讓學生親身實踐，深入社會、深入生活，讓學生親身體驗當代中國的偉大成果，加深對當代中國的了解，運用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來分析問題、問題解決。通過點評交流，不僅讓學生分享到不同的實踐成果，而且能讓學生在實踐活動結束后真正領會到的偉大魅力，達到真知、真信、真用的目的。如廣西師范大學在課程結束前兩周，進行實踐性性學習成果匯報、提問和點評。每個小組將自己的學習成果在班上進行匯報展示，接受教師的提問和答辯，最后教師進行總結點評和打分。學生匯報實踐成果的形式靈活多樣，有的實踐小組派1名代表上講臺陳述成果；有的實踐小組利用課件進行成果展示；有的實踐小組采取表演的形式進行成果匯報；有的小組利用手繪漫畫形式進行成果展示等?？偨Y表彰一般由學校和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單位組織，實踐活動結束后在全校對積極參加實踐活動的學生給予通報表彰，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當代中國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實現(xiàn)由傳統(tǒng)的“被動學習”到“主動學習”的轉變。
4.教學計劃與教學考評相結合
實踐教學計劃是實踐教學的前提和依據(jù)，要根據(jù)各門課程的教學特點及教學目標，制訂出科學合理的實踐教學計劃。制定實踐性教學計劃時應遵循整體性、目標性、針對性、系統(tǒng)性、可行性原則，以保證實踐性教學能夠有序、有效進行。制度化的實踐教學考評是監(jiān)督和改進實踐教學的需要，也是調動教師、學生積極參與實踐性教學的主要因素。要將教師指導學生社會實踐計入工作量，作為晉職、晉級的重要依據(jù)；要把學生在實踐教學中的表現(xiàn)、實踐成果的質量綜合評價計入學生的期末成績中，占總評成績的30%～40%為宜。如廣西師范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性教學成績占期末總評成績的35%。
參考文獻：
[1]吳學東，余茂輝.當代中國大眾化的路徑探索[J].南京財經(jīng)大學學報，2011，（1）：95.
[2]呂卓超.試論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創(chuàng)新的切入點[J].西安歐亞學院學報，2011，（2）：57.
1.1課程的設置
廣東醫(yī)科大學醫(yī)學檢驗技術專業(yè)成教?？崎_設的課程有英語、計算機應用基礎教程、人體解剖學、生理學、生物化學、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醫(yī)學微生物與免疫學、病理學、藥理學、人體寄生蟲學、流行病學、臨床檢驗基礎、生物化學檢驗、寄生蟲檢驗、微生物學檢驗、免疫學檢驗、血液學檢驗等19門課程。限選課程開設有醫(yī)學史、應用寫作、簡明哲學原理、社會醫(yī)療保險、組織學與胚胎學、實用醫(yī)患溝通與技巧、社會醫(yī)學、臨床醫(yī)學概論、醫(yī)學統(tǒng)計學、實驗室管理、康復醫(yī)學等11門課程。
1.2課程的時間安排
本專業(yè)以業(yè)余形式實習三年，總學時為1920學時，畢業(yè)學分為120學分，分為6個學期進行組織教學和學習，其中畢業(yè)實習20周，每隔3周回學校1次，進行實習答疑，病例討論和畢業(yè)考試前的理論復習。
1.3課程設置學時統(tǒng)計
表1廣東醫(yī)科大學醫(yī)學檢驗技術專業(yè)成教?？普n程設置分類表
2課程設置的問題
2.1課程體系設置依然存在“普教化”現(xiàn)象，課程時間分配不當
多數(shù)成教院?；蚺嘤枡C構的課程設置沿襲本單位的普通高等教育課程內(nèi)容，反映出現(xiàn)行的成人高等教育處于一種“普教化”的狀況。比如，公共基礎課程與他們從前學過的課程內(nèi)容重復性高，而且這樣的課程帶來的實踐作用并不大，不如把時間分配到更加實踐應用價值的課程上。專業(yè)基礎課程學時占30%，比專業(yè)課還要多，雖然畢業(yè)實習的時間安排長，但是實習內(nèi)容的大部分時間安排并不清楚，不夠具體。成人高等教育與普通本?？平逃笥胁煌?，普通本?？粕谡n程學習之前，一般對相應課程的了解幾乎是空白的，屬于從頭學起，應以掌握課程基本內(nèi)容、重點內(nèi)容為主要學習目標。但成教學生則不同，他們一般已經(jīng)在工作崗位工作一定年限，甚至有的已經(jīng)工作超過十年，具有豐富的臨床醫(yī)學工作實踐經(jīng)驗，如果僅對其進行科班式的課程學習，很顯然是不適應其自身能力水平，也不能使其學習掌握其最需要學習和提高的技能。
2.2對于論文撰寫技能方面的培養(yǎng)不夠重視
廣東醫(yī)科大學醫(yī)學檢驗技術專業(yè)成教專科與寫作相關的課程只有應用寫作一門，雖然安排在第一學期的限選課內(nèi)，但是學時較少，到學生畢業(yè)的時候，需要運用到畢業(yè)論文撰寫時估計已經(jīng)忘記得差不多，課程所起的作用并不大。許多成教學生由于需要晉升職稱，有論文寫作的需求。可在實際教學中發(fā)現(xiàn)，多數(shù)成教學生不具備學術論文寫作能力。通過論文寫作訓練，可以鍛煉學生的文獻查閱、分析統(tǒng)計、前沿知識整理等多煩方面的水平，在此階段對其進行論文寫作培養(yǎng)，不但有利于順利完成畢業(yè)論文，還可以增強其科研能力，為完成學術論好準備。
2.3實驗課程忽略了培養(yǎng)醫(yī)學檢驗技術創(chuàng)新型人才的重要性
在成人高等教育課程安排中雖然有安排實踐課，并且實踐約占教學課程的一半學時，但是，實踐課程的內(nèi)容依然是理論課程所對應的實踐課，不夠新穎，不夠貼近臨床實踐。當今科學技術的飛速發(fā)展，競爭主要是創(chuàng)新型人才的競爭，而創(chuàng)新型人才的重要特點是具有先進的創(chuàng)新意識、創(chuàng)新精神、創(chuàng)新能力，新穎的實踐課教學內(nèi)容也可以作為培養(yǎng)學生創(chuàng)新能力的一種方法。作為醫(yī)學檢驗技術專業(yè)這一技術性專業(yè)，更加應該注重創(chuàng)新，例如在檢測方法上如何更簡便快捷，檢驗試劑的研發(fā)，提高檢測結果的靈敏度和準確性等。
2.4對于培養(yǎng)德、智、體全面發(fā)展的醫(yī)學人才意識不強
從成人高等教育醫(yī)學檢驗技術教程表里可以看出，在通識公共基礎課程里只設置了英語和計算機基礎兩門課程，相對于該專業(yè)的本科教學中，缺乏了馬克思基本主義等政治理論的學習課程，成為一個盲點。對成人教育培養(yǎng)的雖然成人學員一般年齡偏大，大多數(shù)人政治上比較成熟，世界觀基本形成，但是他們受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也比較大，對于高等教育表現(xiàn)出只在乎能否考試及格、能否拿到文憑，而忽略教育的本質，甚至為了考試及格，作弊現(xiàn)象層出不窮，因此，在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學課程中加強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必不可少。
2.5對學生培養(yǎng)目標和綜合評價方面不夠具體
多數(shù)院校均要求醫(yī)學成人教育的教學內(nèi)容、考試均需達到普通高等教育同樣的標準。但成人教育學生由于其自身的年齡、工作經(jīng)歷、職稱等條件與在校本?？粕町惡艽?，完全照搬普通本專科的培養(yǎng)目標是不合適的。目前成人高等教育的培養(yǎng)目標和評價方式不利于檢測學生的綜合學習效果和能力，不能達到檢驗學生應有學習水平的目的。成教?？茖W生培養(yǎng)目標較為籠統(tǒng)，對于人才培養(yǎng)特色方面不夠突出，并沒有設置培養(yǎng)掌握某方面專業(yè)知識和技能的“專才”課程。成績綜合評價比較單一，只有期末考試一種形式，對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不夠強，老師對學生的情況缺乏了解，使得教學質量難以提高。
3對策
3.1調整課程體系
成人高等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不同，應要求他們具有較高的理論知識水平和較強的實踐工作能力。因此課程內(nèi)容應該更傾向于深入提高學生理論基礎和對新知識和新診療手段的了解和掌握的能力這些方面的，加深學生對知識深刻而完整的理解，提高對所學知識融會貫通的能力。同時可以設置一些新方向的課程，更新學生的知識，提高學生在檢驗的檢測能力，例如，醫(yī)學檢驗技術專業(yè)本科教學中增加了細胞形態(tài)學方向等課程。
3.2提高學生的科研能力
實驗課是理論教學的主要補充，是培養(yǎng)學生實踐能力的重要途徑。壯大和優(yōu)化隊伍，既要有一支專門型的科研隊伍，又要有一支業(yè)余型的科研隊伍，充分發(fā)揮其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通過開設綜合性和設計性實驗課，在實驗教學中，一方面增加能鍛煉學生綜合能力的創(chuàng)新性、綜合性實驗課。一方面為促進學生的科研精神和學習的動力，可以在教學管理中增加創(chuàng)新學分項目，并要求學生在整個學習期間必須獲得幾個創(chuàng)新學分。將實驗教學與科研培訓結合起來。題通過進行模擬課題申報、答辯等形式訓練學生查閱論文、進行課題設計、撰寫申報書等方面的技能，親身參與科學研究，訓練科研思維，激發(fā)創(chuàng)新精神和培養(yǎng)動手能力。
3.3重新合理分配各科學時
明確教育重點，精選教學內(nèi)容，以理論教學為主，實驗教學為輔，更新知識，重點講授，提高教學效率和質量。根據(jù)教學培養(yǎng)目標和學生的實際應用情況，重新調整各科學時比例。目前許多科目的培養(yǎng)不能體現(xiàn)出成人教育學生的“成人”性，各科學時分配不合理。一些偏基礎的科目如生理學、生物化學、有機化學等應該適當減少學時數(shù)。對于學生專業(yè)性較強的學科如生物化學檢驗、免疫學檢驗、病原生物學檢驗等應該增加教學時數(shù)。而對于分子生物學檢驗這樣近幾年有較快較大發(fā)展的學科除了增加教學時數(shù)外，還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進行必要的指示擴展。
3.4樹立全面教育質量觀
要實現(xiàn)成人教育的培養(yǎng)目標和提高成人教育的質量，進行政治思想素質教育是關鍵問題。按實際情況，適度的、有重點地選擇講授理論和醫(yī)學倫理知識。著重引導學員正確處理好文憑和水平的關系、工作與學習、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幫助學員樹立正確的人生觀，通過加強醫(yī)德醫(yī)風教育，增強成人學生的社會公德、職業(yè)道德方面的知識，集體觀念、法制觀念，改變部分人對“一切向錢看”的觀念和降低“紅包”現(xiàn)象發(fā)生。還可以結合目前社會上的熱點醫(yī)療問題，例如不斷發(fā)生的惡性傷醫(yī)事件、醫(yī)生辭職事件等，幫助學生樹立適合當前社會的醫(yī)患關系觀。
3.5教學方式多樣化
